论语在历史的发展以与在现代社会的影响

论语在历史的发展

摘要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起初被视为儒家传一记类作品。两汉以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论语》一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之时，《论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科举制盛行的明清时期，《论语》是儒学文本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

解读往世经典时需要建构起相应的历史视域，不能单纯地就经典而阐释经典。以《论语》为例，想要更好地解读《论语》，就应当先了解《论语》的历史世界，既了解进入《论语》的历史和被《论语》影响下的历史，还要了解它是怎样被经典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还需了解它在古代中国社会诸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经学体系崩解后的历史命运等问题。

一．论语在历史各时期的地位

两汉时，《论语》被看成是辅翼经书的儒家传记作品，其地位虽高于其他诸子的作品，但既不与《五经》并立，也不像《孝经》那样因有特殊的政治功效受到权力体系的格外重视，东汉末年，《论语》始立于学官，地位逐步上升，直到隋唐，《论语》的文本地位仍低于《孝经》。历代统治者都看重儒家推崇的“孝”这一伦理范畴，《论语》有时也被看作是阐发“孝”的传一记作品。

东汉后期，今文经萎顿，郑玄等人力图开掘一条荟萃集成、简约精要的经学体系，但郑玄的学术思路也是“思整百家之齐”《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只是整齐诸子之学的经典依据从《公羊春秋》变为《谷梁春秋》而已，在汉人的这种“不懂得别择而只懂得整齐的成绩”‘砂的学术思路中，我们更能明确地判断出《论语》在此时确系为传一记作品，它的学术意义也往往出自对《五经》的配合与辅翼。

隋唐时期是个特殊的时代，对于儒家经典地位的变迁来说，《五经》的经典地位随着今古文经学争议的停止、官方义疏的颁行而真正确立，对于《五经》来说，隋唐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总结期，而对于《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传记作品来说，隋唐则是一个开始。总之，儒家经典体系的转替既终于隋唐，又始于隋唐。

两宋以来，儒学经典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论语》从传记作品一跃而成为处于群经之

首的经典文本，尽管在新儒学的学术理路中《论语》并不是最主要的经典，但新儒家们十分看重其中的修身思想，《论语》的文本形式也成为新儒家们竞相摹仿的对象。而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论语》被科举士一子悬置为功名利禄世界里的“福音书”，在他们眼里，《论语》的经典身份与其说是文本意义上的事实，还不如说它仅具有象征意义。

元代士人大多服膺朱熹之学，少有发明。吴澄曾说:“‘四书’，进学之本要也。知务本要，趋向正矣。虽然，读‘四书’有法，聊为子言之: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钊f-w川吴文正公集》卷一四《赠学录陈华瑞序》许谦也曾说:“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辞约义广，读者安一可以易心求之乎!”《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朱注《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化文本后，朱注《论语集注》也一同成为元朝统治者笼络汉族士人、巩固统治的一个工具。

明一代的士人基本都奉《论语》为经典，明代前中期的士人尊奉朱熹的《论语集注》，宋儒赋予《论语》的“内圣”、“外王”的典范，也被统治者所收摄，成为服务皇权的修身与治国之术，士人们多遵朱熹《论语集注》，对其中篇章少有自己的发明，即使有也“非汉、唐之精专了。”《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一》王阳明光大心学以来，《论语》变成了心学主张的实验性文本，心学家对《论语》的解读也往往服务于他们的心学主张，还把这种解读方式当成是反对朱子之学的一个重要门径，并将禅学引入经学，空谈心性成为一种时尚。心学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后，“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日知录》卷一八心性之学与八股成式相结合，与明前中期的程朱之学一样，变成一幅苍白而空洞的官学模样。

和明代相比《论语》的定位问题在清代显得较为复杂，在统治者眼里，《论语》是注解权力合法性的经典之一，在官学体系中，朱熹的《论语集注》地位十分高尚;在经一世致用的学术体系中，《论语》的地位不及《五经》，它只是圣人的语录而己;崇尚宋学或以汉学为主兼采宋学的学者眼里，《论语》的经典地位又是不可置疑的;而在今文经学家的眼里，《论语》又变为辅翼《春秋》经的一个传记作品，他们以经世为名，多着力于《论语》的社会效应，而在康有为的经典视域中，《论语》又被赋予了“改制”、“大同”等新典范。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经学体系的崩解，《论语》逐步失去了维持其经典地位的政治与文化基础，《论语》所体现的儒学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然而，综观近

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过程，《论语》仍在学术、思想、政治等领域发挥着作用。思考《论语》对现代中国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既是《论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往世经典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关系的重要学术领域，而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论语》对现当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基本成为学界主流，而现代新儒家秉持的理念曾一度边缘化。1949年以来，一些秉持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以阶级斗争理念角萄听和批判《论语》·20世纪80年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及其启蒙理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观点日益受到学者和一些政治人物的青睐。当下，在后现代思潮和文化消费与媒体介入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观点更为多元，而在“儒学热”、“国学热”背景下，大陆儒学复兴派把儒学和传统文化绑到一起，以此来巩固他们在重构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地位。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主流学术界一般把《论语》定义为一种历史事实，是人们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文本，《论语》作为经典的神性特质基本上是被取消了的。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儒学热”渐成气候的当下，学术界又刮起了一股造动，《论语》又被抬上圣坛，《论语》似乎又成为一个信仰问题。尽管从民众的认可程度和社会反映来看，这一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虚设的，但是如火如茶的造神运动还在持续。笔者认为即便《论语》事关中国人的信仰，也应当首先承认它是一个历史事实，毕竟这一经典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它和它的阐释史都是以历史化的存在呈现在人们面一前的，这一事实是不容回避的，任何与之有关的阐释，也必将会放到《论语》的阐释史中去确认和评价。与此同时，进入《论语》的历史和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信仰传统都应当成为解读这一经典的历史视域。

二．论语在当今社会

当今社会，在全球化语境下，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业已成为一个共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论语》仅是地方性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它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可资参照的文本资源，但是在全球背景下，《论语》的意义并不象有些现代新儒家夸张得那样，可以拯救世界性的工具理性和意义缺失，过分夸大《论语》的地位与作用除了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