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

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方法论视角——以施坚雅、弗里

德曼、黄宗智、杜赞奇为例

卢晖临与李雪曾经在《如何走出个案》中对走出个案的研究实践进行过梳理和研究，将走出个案的研究分为四类:超越个案的概括、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他们比较推崇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认为扩展个案方法能够连接宏观与微观、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1〕中国乡村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村庄为研究单位或者研究个案，显然对于个案的村庄研究这个主流范式，也存在一个超越问题。许多学者曾经身体力行，以研究实践回应超越村庄的命题，寻找其他的替代范式。其中四种范式具有代表性，即施坚雅的市场关系范式、杜赞奇的权力关系范式、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范式、黄宗智的经济关系范式。

一、施坚雅范式:市场关系

在分析施坚雅范式的革命意义之前，必须先认识村庄研究范式。村庄研究范式主要用以村落为边界的民族志方法，全景式地叙述村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婚姻、宗族、商贸等经济社会活动和行为。村庄研究范式采取的是共时性分析方法，没有将时间纳入分析框架;村庄研究范式运用功能主义与整体研究方法，以此展现村庄结构及社会关系。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2〕，弗思将此村庄社区研究称为“微观社会学”，它是指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作研究

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费孝通企图通过村庄这类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3〕，按照刘朝晖的说法，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4〕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也认识到了村落研究的不足，“…微型社会学‟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所受到的限制”，“一直想闯出微观的限制走出农村，逐步扩大我的研究范围和层次”〔5〕。对此费孝通主张扩展村庄，在数量上，通过村落类型学的方法认识整体中国;在层次上，通过向上提升，以集镇或者小城镇为单位考察乡村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超越村庄的方法论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打破村落研究范式垄断地位的，倒不是费孝通，而是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他通过对四川集市的研究以及借鉴杨懋春对山东集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基层集市社区模式”。施坚雅试图通过集市这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打通微观与宏观、经济与社会、底层村落与上层国家之间的“断层”。

1.微观与宏观的对接。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对接是施坚雅首要考虑的问题，他将村落置于不同层级的市场链条之中，试图通过考察市场体系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与结构。他认为，村庄是专指没有设立市场的聚居型居民点，〔6〕施氏根据空间布局理论、数学推演及成都平原的经验考察，认为平均大约18个左右的村庄按照六边形的布局模式构成一个集市，大约有7000人左右，半径大约是3－6公里，〔7〕其约束是最边远的居民可以不费力气地步行到达集市。这个集市称为

基层集市，是功能较为齐全的最底层的市场，集市圈内农民的大部分商品交易能够在集市上得到满足。只有不能满足的需求或者销售的产品，才会利用比基层集市更高一层的中间市场，中间市场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中间市场再往上就是中心市场，在流通网络中它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和传输功能———输入和输出。〔8〕每个中间市场包括若干基层市场，每个基层市场包容于二、三个中间市场，基层市场之间很少有往来。施氏通过空间体系将村庄嵌入集市体系，又将基层市场体系嵌入中间市场体系，中间市场嵌入中心市场甚至更高一级的市场体系，从而以“金字塔式的网络”将村庄与大市场、村庄与大社会、基层与上层联系起来。“村庄细胞”通过不同层级的市场链条和体系与宏观连接起来。施氏认为，基层市场是农民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的主要边界，也是商品物流的主要集散地，它负责将村庄与农户连接起来，同时也承担着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换和交易功能。施氏通过空间体系将村庄纳入基层市场体系，同时将嵌于基层市场体系的村庄纳入不同层级的市场链条，从而将村庄与外部宏观市场和社会连接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对接。

2.农民与社会的互动。作为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市场结构，主要探讨空间布局与农户的商品交易行为与市场结构的关系，它是从经济维度探讨村庄的超越问题;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主要探讨市场结构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它是从社会维度讨论村庄的超越问题。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

的社会范围”，他将“基层市场体系”所在的社会称为“基层市场社区”，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都值得较大的关注”。他认为，人类学著作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自给自足的农民社会，不是指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农民的社会区域边界。〔9〕农民的婚姻圈、社会交往圈，以及“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职业团体也可能在基层市场社区内组成”。还有农民的娱乐、度量衡、方言、习惯等在基层市场圈内都大体一致。〔10〕施坚雅认为，乡村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都在基层市场体系内形成。对于基层市场体系与社会体系究竟谁主谁次，施坚雅没有明确认定，从他的行文及论述可以发现他的结论:基层市场体系决定社会体系，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农民的社会活动半径追随经济活动范围，也就是说随着农民经济活动及行为的扩展，农民的社会体系也随之扩展。在农户与国家之外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社会”，这个“社会”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11〕施坚雅通过对基层市场体系内的社会体系的分析，发现了一个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社会”，它位于村庄与国家、农民与国家之间，以此作为农民与社会、村庄与社会的桥梁。

3.村落与国家的衔接。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并没有专门讨论国家与乡村政治的关系，但是在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体系”这一部分涉及到了村庄与国家、农民与乡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