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新转向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新转向
邱乙桓 3109007994
序号：147
中国审美文化在进入当代形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在理论的探求上，主要关注的是审美价值，努力追问审美文化的价值存在。

美学热时，关于美学的大讨论是关注审美价值的集中体现。

那场讨论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李泽厚、刘纲纪的实践论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概括。

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探讨审美价值问题，把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在人的社会性的创造性的物质活动中去探求审美活动的价值，把美的本质定义为“美是自由的形式”，也就是说，美的价值，在于体现人的自由本质。

在李泽厚那里，“自由”是审美的核心概念，实践是自由的社会物质活动，他认为：美的本质，从根本上看是“自由的形式”（注：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刘纲纪教授在这方面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而美感是自由价值的心里体现，是一种心灵境界，是“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是人类精神诸要素实现了充分和谐、协调的自由境界（注：李泽厚：《美学四讲　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511页。

）。

其实，当时的美学大讨论明显的带有西方古典美学思想的印记。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黑格尔，乃至早期马克思，西方古典哲学的美学话语，基本上都是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来追问审美的价值存在的，以“理式”、现实的“模仿”、理念、自由实践等来解释人的审美本质。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美学家努力吸引西方的美学思想，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引进、吸取、转换和改造西方的美学美学基本理论，初步建立起中国近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构架，而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形成了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三种关于美学的本质的基本看法，八十年代的美学讨论，李泽厚、刘纲纪的实践美学成了当时美学最优秀的理论成果。

达到了从古典哲学的思路上对审美价值探索的最高成就。

当时关于美的本质与人的自由的关系的论述，成了美学理论界的最深刻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成为关于审美文化的最热门的话题，基本上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接受，美学教科书、美学的学术前沿论题、流行的美学观念，基本上接纳了这一话题。

之后美学由热转冷，实践美学也走过了它辉煌时尚的历程，对审美文化的理论探索，由对审美价值的关注转向了审美意识的思考和阐
释。

实际上，这种思考和阐释在李泽厚本人的理论探索的后期已经开始出现了，李泽厚从探索人类实践的自由本质逐步地转入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他在的主体性哲学体系的构建中，提出“情感本体”论，用以解释人的自由的精神境界，解释审美的基本致向。

这已经转向了对人类的审美意识的思考了。

从美是自由的形式到把审美归因于“情感本体”，明显地预示着美学探索思路的转变，由追问审美价值到追问审美意识，尽管李泽厚一直想把人的之不用本质和人类所构建的“情感本体”统一起
来。

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对审美文化的理论探索，重点话题已经是围绕审美意识而展开了。

有些学者提出了“后实践美学”的概论，试图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进行超越。

“后实践美学”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杨春时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是以实践派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实践派认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是审美的基础，审美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杨春时认为以实践派美学为主流的中国当代美学还没有实现由主体性美学向主体间性美学的转型。

而他正在努力做这种转型，促使主体性美学向主体间性美学的转变。

杨春时教授说：“马克思认为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

但是，主体性不能达到自由，因为客观世界不是主体的构造，主体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

审美也不是像实践美学所说的那样主体征服客体的主体性行为，征服不能消除主客对立，也不会带来自由，更不能达到审美的境界。

迄今为止的社会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世界，但也产生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自由还是彼岸的事情，审美也只是现实的对立面。

审美是自由的存在方式，这是审美的最根本的性质。

但是，我们处于现实存在之中，没有自由可言。

如何实现自由，只有通过主体间性的实现，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进入审美境界。

审美是主体间性活动，既是主体间性实现的途径，也是主体间性的结果，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对立的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同一关系。

此时，由于审美理想的作用，突破了现实关系的束缚，自我由片面的、异化的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这就是审美个性；世界由死寂的、异己的客体变成有生命的、亲近的另一个主体。

两个主体之间互相尊重、彼此欣赏，以至于最后融合为一体，达到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 根据这一观点，现实存在之中没有自由可言，自由的实现只有通过主体间性来实现，审美也是主体间性活动，在审美活动中，是主体与主体的同一关系，由于审美理想的作用，现实关系被突破了，自我的异化
被消除了，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两个主体间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审美自由不在现实中，而在主体间性中，是审美理想的作用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是事。

在这里，确实已经没有了李泽厚主体性的实践基础，纯粹是主体之间的“自由”了，看来，这种“自由”超越了现实，只能是主体之间的意识交流，所追问的问题，不在现实，与主体实践无关，不关心审美活动的价值实现，注重的是主体间的意识心
境。

除了主体间性美学外，另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生命美学理论，这也是属于后实践美学的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方面的代表是潘知常，他认为，国内的美学研究，常常把人的理想本性规定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或理性存，而人的理想本性应该规定为超越存在，即不断向意义的生成。

潘知常认为，应该从超验而不是从经验、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从自我而不是从对象的角度去规定人。

从这一视界出发，他认为占据美学的核心地位的不是作为次生现象或结果的美、美感、审美关系或艺术，而是作为本源现象或原因的审美活动。

这才是最为内在、最为源初的，是自我规定、自我说明、自我创设、自我阐释的。

在他看来，生命活动是一个与人类自由的实现相对的范畴，实践活动、理论活动、审美活动无非是它的具体展开。

其中，实践活动对应的是自由实现的基础，理论活动对应的是自由实现的手段，审美对应的是自由实现的理想。

或者说，实践活动是实际地面对世界、改造世界，理论活动是逻辑地面对世界、再现世界，审美活动则是象征地面对世界、超越世界。

因此，从生命活动入手，就可以进而把审美活动作为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类型来把握，并且从作为人类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这一特定角度去考察审美活动本身。

审美活动绝不是一种对于美的把握方式,而是一种充分自由的生命活动，一种人类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

正是在审美活动中，人类不但征服世界，而且理解世界，与世界交流、对话，为世界创造出意义，从而也就不断地推动着人性的生成，不断地确立着人性的尊严。

把审美活动划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是美学的重大失误。

其实，从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出发，审美活动显然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对人的不断向意义的生成的理想本性的体验，所谓“意向性体验”。

潘知常力图通过生命活动，来消除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对立，把审美活动看成是人的意义生成的理想本性的体验，看成是“意向性体验”。

显然，这种体验已经离开了原来美学所探求的审美价值，更多地指向了主体意向，指向主体的心灵体验，归根到底，也是转向了对于审美意识
的思考。

总之，主体间性美学和生命美学，代表了九十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之
后美学界对审美文化进行理论探索的主要思想倾向，其理论的真理性任何，我们暂不评价，但这一倾向本质上是转向对审美意识的探讨的。

此外，还有一些美学探索对审美意识的具体问题作比较新颖细致的论述，比如，成都的学者成穷写了一篇论文《美感与灵性－美感性质新解》，是对审美意识的大胆探讨。

成穷认为：美感是人体验意义的一种方式，它通过驻留于事物的形式而暂时中止了任何实践的或观念的兴趣，同时在人的心中产生出一种自由爽朗的愉悦之情。

美感点燃了美。

在美感的火焰中，世界才诗意地（有意义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原来，一般人在解释美感性质时所取的路线是：从追问美感而切人对人性的解释，把人性看成由感性、理性两个方面构成，美感或为感性的，或为理性的，或为二者的统一；认为美感是以心理体验的形态出现的，其性质应是由心理因素来确定的。

这一路线始终由人的认识、实践活动到美感经验的
心理学分析。

而成穷的路线是：由追问美感而带出人对意义的求索，进入人性中的灵性维度；灵性是人与意义打交道的能力和处身状态；美感虽不离现实事物的形式并以心理体验的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体验意义的一种方式。

在成穷看来，美感是超越的，因为美感是一种意义感；美感是自由的，因为美感是在中止了实践的或认知的兴趣之后产生出来的形式感；美感是创造的，因为美感把意义赋予世界，使世界挣脱了只作为资源或概念存在的庸常状态；美感是直觉的，因为美感是灵性对意义的直接体认，根本无需经由理智思考与逻辑推导；美感是愉悦的，因为美感是人在归"家"时内心所洋溢的喜悦感。

总之，八十年代后，美学界的新话题是在努力超过实践美学，或推进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或超越实践美学，而主要的论题是从原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转向对广义的审美意识的探讨，虽然具体的话语不一样，或说主体间性，或说意向性体验，或说体验意义，但其主要的旨向都是诉之于主体的审美意识。

这是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
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