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

后期，汉武帝是一个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的皇帝。就处世态度的基本走向而言，如果说 他前期的个人奋斗是为了获得极权地位而进取的话，那么，他后期的所为则是为了维护极权 地位而保守。为了维护这得来不易的极权地位，充分行使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充分享受极权 君主的无穷无尽荣华富贵，他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意志和情欲为准绳，以酷吏为工具，不 择手段地排除异己，残杀无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使后期的朝廷成了忠臣良将、志士仁 人乃至黎民百姓负屈罹难的渊薮：一代名将李陵只因无意中触犯了他的小小私欲和任人唯亲 的军事路线，尽管对他这位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大汉帝国无限忠诚，“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 急”，“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12]（P271），还是受到无情的抛弃，冷酷的扼杀，连同他 所督率的五千忠勇健儿像弃儿— 样被扔进虎口；后来又全家惨遭屠戮，被迫含冤负屈，永没异域。一代哲人司马迁只因在“皆谄 谀取容矣”的朝臣们“随而媒孽其短”[12]（P271）(即要用污蔑不实之词来诬陷李陵)之时，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李陵辩护了几句，无意中触犯了汉武帝的情欲，尽管具有“绝宾客之 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2]（P271）的一片忠心，“ 诚欲效其款款之愚”[12]（P271272），“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词”[12]（P272）的纯正动机，还是被他交给司法部门，处以“最下” “极矣” [12]（P272）的腐刑，受辱终生。任安、田仁，一者有“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卒乐死战斗”[13]（P309）的 将才，一者有“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13]（P309）的治才，尽管对戾太子的兵变 采取了不同的作法，却双双成为武帝心情变化的牺牲品。其为政之严酷可见一斑。至于百姓因
四、朝廷诤臣的制约 这使他的权威和尊严受到触犯，意志和主张受到驳难，甚至内心隐衷也受到公开揭露，无法专 断朝政。例如，诤臣汲黯刚正不阿，果决敢言。在朝为官，“数犯主之颜色”[6](339)，对武帝内外 政策的弊端多次予以严厉批评，甚至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揭露出汉武帝内心深处的痼疾，鲜明 地指出其内层性格与其推行的方针、政策、措施之间的矛盾：“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效 唐虞之治乎?”[6](339)使得武帝万分尴尬，“默然，怒变色而罢朝”[6](339)。
以“历史的必然要求”为标准，汉武帝的皇帝生涯可以以他登上权力的顶点(时间是元狩五 年汲黯调离朝廷)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期；著名的汉武帝时代，亦可以此划界。
前期，汉武帝是一个受压制、受制约的皇帝，这些压制和制约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两宫皇太后(指武帝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的压制 这是汉朝“孝”的法统对1[1] 他专制皇权的直接压迫和强制。这种压制使他无法真正行使皇帝的权利，甚至苦心经营的政 治措施也横遭破坏。如，建元二年，他登基伊始，雄心勃勃地要除旧布新，用儒家学说改造朝 政；但由于触怒了窦太后，他所任命的公卿大臣横遭黜免、杀害：“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皇 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2](P382)。又如，窦太后死后，王太后同母 弟田蚡任丞相，骄奢无忌，“权移主上”[3](P316)。武帝虽然对他极为不满，但是迫于王太后的压 力，仍不敢对他有所黜罚；而田蚡仗着太后的权势，“负贵而好权”[3](316)，终无悔改。 二、宗室、外戚的纠缠 这是古老的宗法、姻亲传统对他专制皇权的间接制约。这使朝廷法令、政策不能贯彻执行，甚 至形成地方割据、宫廷纷争的局面。《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载：“汉定百年之间……诸侯 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4](P98)。真实记述了宗室诸候势力的煊 赫态势。到武帝时，虽然吴楚“七国之乱”已平，但诸侯王势力仍很强大，气焰亦颇嚣张，如淮 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等人长期割据一方，虎视眈眈，觊觎朝廷，动辄试图反叛。刘安还阴结 太尉田蚡，图谋皇位。而宫廷内部，纷扰尤甚。如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因当初对刘彻被立为太 子有功，就“恃功求请无厌”[5](P114)，她的皇后女儿则“骄妒嬗宠”[5](P114)；而武帝不仅不敢得罪 ，反而“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5](P114) ；外戚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打官司，司法官员不能审理，多次劳及武帝亲自主持“廷辩”，最 后还是迫于王太后的压力，不得不站在自己内心所“不直之”[3](P316)的田蚡一边，判了老功臣 窦婴死刑。 三、列侯豪强的捣乱 这使吏治民生横遭破坏，朝廷法令常被漠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载，高祖功臣封侯 之家，在富厚之余，“子孙骄奢，忘其先，淫辟”，“身皆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4]（P109）而豪强气焰
显然，上述四种因素是不等值的；如果说前三者是落后性的因素，那么后者显然是进步性的因 素(历史证明，在封建专制政体内部，诤臣的正直谏阻往往能防止“极权’’现象的发生，从而形 成一种同君权相互制约、动态平衡的权力运作机制，使某一特定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出现相 对的开明状态。当然，这一切均取决于当权君主自身的开明程度)。但是，对于汉武帝追求极权 的事业来说，却都是需要克服的阻力。作为不肯受制于人的“一代雄主”，为了克服这些阻力， 成为像秦始皇那样的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汉武帝进行了不 懈的努力，并且召唤地主阶级中受压抑而进取的广大文武贤士— 起奋斗，鼓舞起他们积极进取的雄心，努力为他们创造建功立业的机会和环境，形成了人才鼎 盛的局面。《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赞》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若弗及”，“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7](P327)。他从而也使自己成为这些积极进取之士心中的偶像和旗帜。有了这样的人才阵容， 再加上汉兴以来七十年间他的列祖列宗一贯的休养生息政策所创造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便 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施展雄才大略，统一政策法令，统一思想文化， 完善典章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气象，把大汉帝国迅速推向鼎盛，同时也在 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使自己的权杖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杠杆。这 个集权的过程集中地在内政领域中体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宫皇太后相继去世，使他终 于卸掉了头上的压力；“推恩法”的颁行真正摧毁了诸侯王割据势力，实现了政令的统— ，同时权力的集中也使外戚的纠缠大为减弱；酷吏的大量任用使列侯、豪强等异己力量受到沉 重打击和严格管制，从此一蹶不振(当然，有些酷吏由此而成为新的豪强，但他们是完全顺从 武帝的)；最后，所剩下的唯— 较大的阻力就是朝廷诤臣的制约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汉武帝表现了他同开明君主唐太宗的 不同之处，表现了他最终成为一个专制皇帝而未能成为开明君主的症结所在。
试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
摘要：汉武帝和他的时代是中国史论中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重大课题，文章试以“ 历史的必然要求”为标准，以元狩五年汲黯调离朝廷为时间界线，对之进行分期评 价，论证了前期的上升性、开明性和后期的下降性、严酷性及深层的社会历史内涵 ，进而对中国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的盛衰变化规律作了一些 探讨。 关键词：历史的必然要求；汉武帝；汉武帝时代；元狩五年；前后期；内涵；规律
唐太宗对于正直敢谏的大臣魏徵，虽有过愤恨、恼怒，但却能始终相容，虚心纳谏，同时在与 魏徵的相处中磨去了自己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品格日渐完善；魏徵死后，他尚追思不已，深情 道出了那段辉映千古的至理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8](P3784) 传为古代君臣相得的美谈。而汉武帝对于当时最大的诤臣，堪称魏徵先师的汲黯，则完全采取 了相反的态度。汲黯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于武帝的许多原则性的、致命的错误，都 有所谏诤和批评；而武帝对于他的批评则很少听从，甚至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或固执己见、一 意孤行；或阳奉阴违，置若罔闻；或巧加辩解，变本加厉，不惜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和政治危机 。例如，建元六年，汲黯对他的“内多欲”之谏，他当时虽然没有责罚，却始终未纳其谏，“多欲” 日益发展，由小而大，由内而外，终于导致国疲民困的局面。又如，元朔三年，汲黯揭露“性意 忌，外宽而内深次骨”[7](P325)的御史大夫公孙弘“诈”之谏，武帝不仅不听，反而以公孙弘为谦
让，“愈益尊之”，后来还特意为公孙弘而打破了“汉兴皆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直接拜“本无 爵”的公孙弘为丞相，再诏封他为平津侯[7](P325)，遂使朝廷之中虚伪之风盛行。《资治通鉴·汉 纪·武帝纪》还记载了他与汲黯在人才观上的对立和冲突。汲黯针对他“求贤尽劳，未尽其用， 辄已杀之”的作法，愤切地劝谏道：“以有限之才，恣无穷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他却巧辩 道：“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 不肯尽用，不杀何施？”竟然把人才看得如同野草一样，割了又会很快长出来。面对他这种愚 蠢、错误而又巧舌如簧的行为，汲黯痛心疾首，出于一片忠心，再次劝谏道：“臣虽不能以言屈 陛下，而心犹以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无以臣愚不知理也！”而武帝面对这种挚诚的态度，不 仅不动心改过，反而对群臣取笑汲黯道：黯自以为便嬖则不可；自以为愚，岂不信然乎？”[5](P13 1)以后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后来“名臣文武欲尽”[5](P143)的局面。纵观武帝后期，几 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人才出现；寥若晨星的几个人才，也不过是前期成长起来幸而未死者；比 起前期那种彬彬之盛的局面，这是多么冷清！汲黯的预言不幸应验了；而这是以国家、民族和 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最后，由于汲黯在朝一贯抵制武帝任用酷吏、推行严刑苛法 的作法，对以张汤为首的酷吏经常予以严厉批驳和强烈指斥，成为武帝推行酷吏政治的最大 障碍，武帝竟然在元狩五年，用欺骗的手法将汲黯永远调离了朝廷。而这位“正衣冠立于朝廷， 而群臣莫敢为浮说”[9](P136)的刚直大臣一去，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6](P339)的大 臣和张汤等“专阿主意”[6](P340)，“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6](P339)的“刀笔之吏”的气焰遂笼罩朝 廷，“从此，公卿大夫皆谗谀取容矣。”[5](P134)不仅文官如此，就是经常率军出征的统帅如卫青 、霍去病之属，亦是“以和柔自媚于上”[10](P325),“奉法循职而已”[1]（P325)。满朝文武再无有棱角 的谏诤之臣。至此，汉武帝终于爬上了权力的顶点，建立了一个足以同秦始皇相媲美的“上之 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11]（P45）的机械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而且，由于他还巧妙地利 用了董仲舒学说中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理论，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为秦始皇所没有 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了牢固的精神统治，所以，他远比秦始皇更强大、更有诱惑力，因而更 易于产生危害性。
1[1] 作者简介：张振元（1953— ），男（汉族），河南荥阳人，文学硕士，高级讲师，从事语文教学和学报编辑工作，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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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史记·酷吏列传》载，内史宁成逃罪归家，“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 年会赦，致产数千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4](P342)。《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将军灌夫家 居颍川，“诸所交通皆豪吏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 于颍川”[3](315)。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汉武帝刘彻和他的时代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但后人对其认识和 评价则颇多分岐，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对这一时代其他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正确评价，形成 当代史论中聚讼纷纭的复杂课题。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论者所持标准的不一致；而评价 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只能采用历史的公正标准，即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1]。而 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就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与民族进步、国际间和平 与发展等重大的、基本的历史要求，这是衡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任何一个 历史人物的普遍的、永恒的标准。以下，笔者试采用这一标准，从“前后分期”的角度，对这一 课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