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浅析新历史主义小说《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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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硇尘埃

——浅析新历史主义小说《尘埃落定》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李媛媛

［摘要］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描述过去发生的事的一种话语，是思考与描述世界的一种话语。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表述侵染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就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浓烈的怀旧意趣而言，历史在他们那里，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源自情感层面的关怀，是对某种历史精神的重释，它们强调人的历史性存在。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历史人人的历史性存在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话语

１《尘埃落定》是以麦其土司家族的“傻瓜”儿子的视角，用写实与象征意象的手法，讲述了藏民族的一支——康巴人在土司制度下的生活。我们正是从大智若愚的二少爷的极富哲理的讲述中，体悟一种人与历史命定的循环，一种模糊了智愚的人生真实。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当代人的意识形态、现实态度在历史领域中的一种折射或反映，特别是红色历史叙事，它所遵奉的主要是主流政治的规定，反映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比如文革前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革命经典作品。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具有丰富性、多样性、主观性，具有多种解释、阐释的可能。我们知道在六七十年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唱农奴解放的歌曲，是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表达的是西藏农奴获得解放后欢欣、喜悦的心情，还有另外的一些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等，在这些作品里，共产党、解放军就是红太阳，农奴对于自身的被解放是持一种欢呼、感激的态度的，这几乎是被公认的，被主流意识认可的主题。但是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描述过去发生的事的一种话语，是思考与描述世界的一种话语。正如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所言：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告诉我们，那种主流意识形成的历史观念，那种对于那样一段藏民族被解放历史的主流意识的看法只是历史的一种面貌，只是历史话语的一种罢了，历史还有另外的面貌，另外的阐释。

＜尘埃落定＞中的农奴在解放军大部队推进四川康巴人的藏区的时候的反应完全不是我们以为的、在电视剧、红色历史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欢呼雀跃，列队欢迎。《尘埃落定》结尾写农奴看到自己的主子被解放军带走了，放声大哭。“解放军听了很不好受。……他们是穷人的队伍，天下占大多数的都是穷人，是穷人都要为天下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大声欢呼。而这里，这些奴隶，却大张着愚不可及的嘴哭起他们的主子来了。”奴隶没有为自己的被解放而欢呼，却哭了，这背后可能就隐藏着作者的意图：土司制度下的农奴在哭的不仅是主子的被俘、死亡，而且是哭土司制度的灭亡，对土司制度、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生活的留恋。作者的这种意图在文中还有多处体现，比如对红色汉人（解放军）在攻占麦其土司官寨时的一些做法的描写，对投降的拉雪巴土司的鄙视，认为拉雪巴土司之所以投降，是因为这个土司弱小。真正强大的土司是宁愿灭亡也不会投降的，对于被解放持拒绝的态度。

二、哀情的历史怀旧

阿来在小说里多次运用反讽、戏仿的手法来消解崇高或神圣，特别是对权力的抗拒、抵制。《尘埃落定》表面上淡出了急切的现实关怀，它在表现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由盛及衰的历史过程时，通过文本叙述者“傻瓜”的眼睛显出历史的景象，这种叙述也就附带上了稚拙、虚幻且带有几分哀情的色调，有一种似远似近的历史感。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被浪漫化、诗化了：土司家族之间发动的战争，就像是孩子们出于任性的半真半假的玩笑；死亡就像一片随风而去的落叶，有一点凄凉，又很平常；仇恨、暴力，亦失去了惯常的切齿与血腥之状。

阿来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大喜没有大悲也没有大痛，但却有着充分诗意的历史。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表述，不论是偏重于某种历史精神的重释，还是倾向于某种传统风格的回归，其实都在诉说着一种怀旧的心情。历史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那里，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源自情感层面的关怀。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表述，是对某种历史精神的重释，它们强调人的历史性存在，而且这种历史性里蕴藉着格外沉重的、极其残酷的生存事实。但是在这种看似的淡出中依然有着强烈的抗拒，对于权力、命运、历史的抗拒。比如在《尘埃落定》中，对权势、权力的描写。小说里写到，在藏语里“迦格”指的是印度，直译就是“我们信奉的教法所来的地方”；“迦那”是指汉人居住的地方，直译是“我们权力所来的地方”。文中多次写到教法与权力，写藏族人面对宗教和权力的矛盾。藏族人包括土司、头人这些奴隶主在内都有这种困惑、挣扎，他们有着对神祗的敬畏和对帝王权力的膜拜的双重意识。在神和权力二者中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司及其农奴对权力的抗拒。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有两条路可走：去东方（权力所在地）；去西方（教法所在地），最终麦其土司还是选择了去西方——自己的神、宗教所在的地方。他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神可以解救自己，那里才是自己的归宿。在苏童的小说《罂粟之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选择：地主刘老侠在解放军到来时，同样选择去投靠山上的土匪而不是来解救他们的解放军共产党。

三、“悬空”的历史和人

阿来在《尘埃落定》里要表达的困惑，矛盾，其实是很多这个年代的民族作家的困惑、矛盾。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除了面临汉民族会面临的人生、历史、命运等问题外，还会面临民族的自我存在、自我价值，寻找民族主体意识等问题。而这些民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想寻找“原乡”，肯定民族血缘，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很留恋，同时又受汉族主流意识的影响支配，找不到民族历史存在、实现价值的出路。作为汉化的作家，他们既看到了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然，强势权力压倒弱势权力，文明征服野蛮，先进改造落后的必然，土司制度、农奴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又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作为藏族人，对自己的历史、制度覆灭的心痛，怀恋，不舍。

所以，在《尘埃落定》的结尾，最后一个土司，即使有着开化的头脑，可以被“改造好”的可能，依然也是没办法存在的，不得不死去；《罂粟之家》中的刘沉草，虽然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受过新式教育，面临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最终也是选择了死亡。他们就像时代的“悬空人”“中间人”，生活在时代的“边缘地带”，他们像哈姆雷特一样不停地思考着：是生存还是毁灭？对于父辈的土司制度、地主身份持反对、不赞同的态度，有开明的思想，对于被压迫阶级，被奴役的人民有着同情心，也试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给农奴人身自由，尊重个人，把土地还给农民，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还有留恋、哀叹，他们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命运恐惧，宿命地感觉到自己在一个脱离了自己现在身份、地位、阶级的新世界里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他们既看到了历史的必然趋势，自己阶级、家族的必然灭亡，又无法走出历史，只好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取消存在的矛盾，来殉葬自己的阶级、家族。他们是在感知着历史的过程之中，表达着自己对于历史的抗拒的。也可以说，他们正是通过对历史的抗拒，感觉着历史的在场。如果他们放弃了反抗，甘愿服从历史的支配，那无疑会招致他们对于历史知觉的丧失。因为只有在反抗中，他们的主体存在意识才会处于醒觉状态，使其既能认识历史亦能认识自我。（下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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