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浅析新历史主义小说《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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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硇尘埃
——浅析新历史主义小说《尘埃落定》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李媛媛
[摘要]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描述过去发生的事的一种话语,是思考与描述世界的一种话语。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表述侵染着一种怀旧的情绪。
就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浓烈的怀旧意趣而言,历史在他们那里,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源自情感层面的关怀,是对某种历史精神的重释,它们强调人的历史性存在。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历史人人的历史性存在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话语
1《尘埃落定》是以麦其土司家族的“傻瓜”儿子的视角,用写实与象征意象的手法,讲述了藏民族的一支——康巴人在土司制度下的生活。
我们正是从大智若愚的二少爷的极富哲理的讲述中,体悟一种人与历史命定的循环,一种模糊了智愚的人生真实。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当代人的意识形态、现实态度在历史领域中的一种折射或反映,特别是红色历史叙事,它所遵奉的主要是主流政治的规定,反映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比如文革前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革命经典作品。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具有丰富性、多样性、主观性,具有多种解释、阐释的可能。
我们知道在六七十年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唱农奴解放的歌曲,是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表达的是西藏农奴获得解放后欢欣、喜悦的心情,还有另外的一些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等,在这些作品里,共产党、解放军就是红太阳,农奴对于自身的被解放是持一种欢呼、感激的态度的,这几乎是被公认的,被主流意识认可的主题。
但是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描述过去发生的事的一种话语,是思考与描述世界的一种话语。
正如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所言: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告诉我们,那种主流意识形成的历史观念,那种对于那样一段藏民族被解放历史的主流意识的看法只是历史的一种面貌,只是历史话语的一种罢了,历史还有另外的面貌,另外的阐释。
<尘埃落定>中的农奴在解放军大部队推进四川康巴人的藏区的时候的反应完全不是我们以为的、在电视剧、红色历史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欢呼雀跃,列队欢迎。
《尘埃落定》结尾写农奴看到自己的主子被解放军带走了,放声大哭。
“解放军听了很不好受。
……他们是穷人的队伍,天下占大多数的都是穷人,是穷人都要为天下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大声欢呼。
而这里,这些奴隶,却大张着愚不可及的嘴哭起他们的主子来了。
”奴隶没有为自己的被解放而欢呼,却哭了,这背后可能就隐藏着作者的意图:土司制度下的农奴在哭的不仅是主子的被俘、死亡,而且是哭土司制度的灭亡,对土司制度、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生活的留恋。
作者的这种意图在文中还有多处体现,比如对红色汉人(解放军)在攻占麦其土司官寨时的一些做法的描写,对投降的拉雪巴土司的鄙视,认为拉雪巴土司之所以投降,是因为这个土司弱小。
真正强大的土司是宁愿灭亡也不会投降的,对于被解放持拒绝的态度。
二、哀情的历史怀旧
阿来在小说里多次运用反讽、戏仿的手法来消解崇高或神圣,特别是对权力的抗拒、抵制。
《尘埃落定》表面上淡出了急切的现实关怀,它在表现一个藏族土司家族由盛及衰的历史过程时,通过文本叙述者“傻瓜”的眼睛显出历史的景象,这种叙述也就附带上了稚拙、虚幻且带有几分哀情的色调,有一种似远似近的历史感。
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被浪漫化、诗化了:土司家族之间发动的战争,就像是孩子们出于任性的半真半假的玩笑;死亡就像一片随风而去的落叶,有一点凄凉,又很平常;仇恨、暴力,亦失去了惯常的切齿与血腥之状。
阿来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大喜没有大悲也没有大痛,但却有着充分诗意的历史。
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表述,不论是偏重于某种历史精神的重释,还是倾向于某种传统风格的回归,其实都在诉说着一种怀旧的心情。
历史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那里,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源自情感层面的关怀。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表述,是对某种历史精神的重释,它们强调人的历史性存在,而且这种历史性里蕴藉着格外沉重的、极其残酷的生存事实。
但是在这种看似的淡出中依然有着强烈的抗拒,对于权力、命运、历史的抗拒。
比如在《尘埃落定》中,对权势、权力的描写。
小说里写到,在藏语里“迦格”指的是印度,直译就是“我们信奉的教法所来的地方”;“迦那”是指汉人居住的地方,直译是“我们权力所来的地方”。
文中多次写到教法与权力,写藏族人面对宗教和权力的矛盾。
藏族人包括土司、头人这些奴隶主在内都有这种困惑、挣扎,他们有着对神祗的敬畏和对帝王权力的膜拜的双重意识。
在神和权力二者中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司及其农奴对权力的抗拒。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有两条路可走:去东方(权力所在地);去西方(教法所在地),最终麦其土司还是选择了去西方——自己的神、宗教所在的地方。
他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神可以解救自己,那里才是自己的归宿。
在苏童的小说《罂粟之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选择:地主刘老侠在解放军到来时,同样选择去投靠山上的土匪而不是来解救他们的解放军共产党。
三、“悬空”的历史和人
阿来在《尘埃落定》里要表达的困惑,矛盾,其实是很多这个年代的民族作家的困惑、矛盾。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除了面临汉民族会面临的人生、历史、命运等问题外,还会面临民族的自我存在、自我价值,寻找民族主体意识等问题。
而这些民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想寻找“原乡”,肯定民族血缘,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很留恋,同时又受汉族主流意识的影响支配,找不到民族历史存在、实现价值的出路。
作为汉化的作家,他们既看到了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然,强势权力压倒弱势权力,文明征服野蛮,先进改造落后的必然,土司制度、农奴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又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作为藏族人,对自己的历史、制度覆灭的心痛,怀恋,不舍。
所以,在《尘埃落定》的结尾,最后一个土司,即使有着开化的头脑,可以被“改造好”的可能,依然也是没办法存在的,不得不死去;《罂粟之家》中的刘沉草,虽然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受过新式教育,面临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最终也是选择了死亡。
他们就像时代的“悬空人”“中间人”,生活在时代的“边缘地带”,他们像哈姆雷特一样不停地思考着:是生存还是毁灭?对于父辈的土司制度、地主身份持反对、不赞同的态度,有开明的思想,对于被压迫阶级,被奴役的人民有着同情心,也试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给农奴人身自由,尊重个人,把土地还给农民,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还有留恋、哀叹,他们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命运恐惧,宿命地感觉到自己在一个脱离了自己现在身份、地位、阶级的新世界里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他们既看到了历史的必然趋势,自己阶级、家族的必然灭亡,又无法走出历史,只好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取消存在的矛盾,来殉葬自己的阶级、家族。
他们是在感知着历史的过程之中,表达着自己对于历史的抗拒的。
也可以说,他们正是通过对历史的抗拒,感觉着历史的在场。
如果他们放弃了反抗,甘愿服从历史的支配,那无疑会招致他们对于历史知觉的丧失。
因为只有在反抗中,他们的主体存在意识才会处于醒觉状态,使其既能认识历史亦能认识自我。
(下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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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有任何传播障碍。
女性产品应有女性韵味,如“雅芳”、“丹碧丝”;男性产品应有男性气质,如Chief(首领、头儿)译为“卓夫”;儿童用品选择音韵柔和的字眼,如T0tal食品,译为“多多”,采用叠音,十分亲切。
纸尿布Pampus,译为“帮宝适”,亦是佳译。
商标的翻译,与其他翻译一样,要从原语出发,研究译入语语境。
尽量全面体现原语商标的特点和神韵,在通盘考虑的前提下,灵活处理。
2.3英汉商标互译的常用方法
对比分析我国汉字商标和英文商标,中英商标互译常采用以下四种译法一1:
2.3.1直译法
即直接寻求~个外语对应词。
当商标词的指称意义,社会文化意义,审美功能,产品信息提示功能和广告宣传功能在两种语言中都相吻合或基本吻合时,其翻译可采用直译法。
例如,“幸福”(摩托车)可译为“Happiness”,“钻石”(电风扇)可译为“Diamond”,“长海”(语言教学设备)可译为“I∞ngsea”。
不过,英汉两种语言中能够如此吻合的词汇为数不多。
此外,一些以我国名胜古迹,珍稀动植物命名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商标也可采用直译法。
例如,“熊猫”(彩电),“长城”(电脑),“牡丹”(电视机)可分别译为“panda”,“thegreatwall”和“peony”。
2.3.2音译法
即根据汉字商标词的读音,用相应或相似的英语音节将之组合成臆造词汇商标词。
例子如“美加净”(洗涤用品)如果直译为“beautifulandclean”不但缺乏音韵美,而且显得俗气,因而被音译为“MAXAM”。
该译名不但谐音,而且词形优美对称(以x为轴心,以MA和AM分列其左右),读音响亮,节奏感强,同时还能使人联想到英语中一个与之外形和读音极为相似,涵义非常优美的词“maxilnuln”。
“康佳”(彩电)的译名为“KONKA”,“科龙”的译名为“Kelon”,都是采用音译法的典范。
2.3.3拼译法
即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英文词或词根,词缀诠释汉字商标词。
例如陕西“彩虹”(电子产品)被译为“IRICO”,IRICO由mix加CORPORATION拼缀而成。
IRIX是古希腊传说中专门播美好消息的彩虹女神。
该译名不但读音动听,而且意境优美,很能体现产品的性能,具有极强的广告宣传功能,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国际形象的译名。
其他成功的商标拼译还有河南“新飞”(冰箱)的译名“frestech”,源于fresh+technology意喻“新科技”;沈阳—毪龙”(药业)被译为“pharon”,既谐汉音,又释英意(前缀phar意为“医药的”),可谓一箭双雕;青岛“海信”(电视机)的英译为“Hisense”,hiSh(高)+sense(视觉,听觉),该译名不但谐音,而且突出其产品性能,堪称中西合璧。
2.3.4音译和意译结合
要真正做好商标的翻译就不能只拘泥于貌似,更重要的是-“神似”,以求译出商标词的广告宣传功能和内涵。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只机械地使用某一种翻译方法,而应该结合商标自身的特点采取灵活的技巧。
如:香港金利来公司将英文“GOLDLION”译成中文“金利来”。
在英语里,“GOLDLION”本为“金狮”,象征“勇猛、权威与无畏”,这很符合西方关于男子汉这一文化概念的标准,但译为中文,该商标则含有一份“黄金财运滚滚来”的意思,这种译法迎合了中国人祈望“财运亨通”的心态,敲开了市场的大门。
又如:荷兰进口奶粉DutchLa.dy译作“子母牌”奶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译名并不局限于字面意义,而是另辟蹊径,重新组织,不仅没有“跑题”,且与原商标的神韵相通。
2.3.5仿译法
即依照现在英文商标巧妙地将汉字商标译出。
由于汉字既代表音节,又是语素甚至单词,因而汉字商标中存在着不少“动宾式”甚至“短句式”的商标,例如,“勿忘我”(服装),被译成“forge卜一me—not”,它既是英语中~个常用词(英文释义为typeoflow--growingplantusuallywithpaleandblueflowers),又具有独特的词序变异之美。
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和商标词的特殊功能要求,我国汉字商标的翻译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因而许多企业不得不将原有商标更名,树立起崭新的国际化的商标,如广东容升冰箱“Rongsheng”(容声)更名为“Kelon”(科龙),湖南“光辉”(洗衣粉)更名为“Resun”(丽臣),等等。
商标的翻译不必拘泥于某种翻译方法,无论音译、直译、意译还是其它的翻译方法,只要能够表现其产品的特点,符合目标国消费者文化习俗,就是好的译作。
综上所述,民族文化差异是商标翻译内在的无形的羁绊。
因此,在商标翻译过程中,无论采取哪一种翻译方法,译者都应具备深厚的双语功底,更要深入研究目的语语境,了解目标国的民族文化,尊重其民族感情,宗教信仰,使所译商标既能体现原语商标的特点和神韵,还要能够引起该民族的认同,激发其购买欲望,达到促销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但要重视对国外商标的翻译,更应重视国内商标的翻译,在追求汉字商标国际化目标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我们既要善于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点,研究异质文化的接受需要(即符合目的语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使我们的商标和商标词具有国际性。
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追求“国际化”而舍弃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才有利于我国打造世界名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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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上接89页)他们自己的历史其实是一直进行着纠缠的历史或历史性的存在。
四、历史的尘埃
<尘埃落定》中有一句话贯穿着小说的始终,那就是“傻子”的问话:“我是谁…我在哪里”的现代性追问。
人在历史中的渺小,一个家族,一段家族历史在大的历史长河中的渺小与微不足道。
阿来在小说里不仅探索藏人土司制度的崩溃和土司的人生归属,更是探索作为人类一部分的藏人的生存状态。
在历史的面前,什么灿烂,辉煌,权力,金钱,得到失去,爱与不爱,爱恨情仇,都不过是历史的尘埃,最终都将尘消烟灭。
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回到大地,尘埃落定。
这就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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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尘埃——浅析新历史主义小说《尘埃落定》
作者:李媛媛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刊名:
科技信息(学术版)
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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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曾耀农.Zeng Yaonong新历史主义与新时期影视-天府新论2005,""(4)
新历史主义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新历史主义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普遍的.新历史主义特征的影视常常将古代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亦喜亦乐的情节化故事,将历史上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寓言,企图调和空间距离与时间进程的分离,为观众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狂欢场景,从而满足他们实现社会认同或本能欲望的白日梦.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对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影视的影响表现了一定的担忧.其实,尽管新历史主义影视编导采用了游戏历史和消费历史的策略,使时间与空间产生了错乱,但我们在评价此类影视文本时,仍然要有历史尺度:我们在欣赏此类影视时,应考察它们是否能将历史进行重现,并以历史主人翁的身份回顾历史和改造现实. 2.学位论文朱冬梅文学与历史的契合——试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2006
新历史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
它在70年代末的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中已初见端倪,并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的译介和相关现象的探讨上,对新历史主义的若干核心问题尚缺乏宏观比较视野下的深层阐发。
本文力求在研究对象的理论特征、批评策略和方法等重要问题上给新历史主义找准定位,达到对其理论的理解和升华,并结合新历史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应用,对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论批评作出思考和建议。
第一部分新历史主义的产生。
首先对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学术背景进行了宏观的整体把握,认为它的产生主要是对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狭隘的文本研究的学术纠偏,是对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客观决定论的反叛。
形式主义理论发展的极端化,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研究领域,直接促生了新历史主义。
然后就新历史主义产生的理论资源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指出,新历史主义的思想来源非常驳杂。
第二部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
这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之“新
”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文本看作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新历史主义者则看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其中的虚构成分,把历史话语中的真实限制在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决定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具有文化批判的政治批评,但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
第三部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策略和方法。
第一,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策略可称为是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文化诗学”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
,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
第二,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并不是在现实世界颠覆现存社会制度,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从历史的对抗中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己的不安定因素,并揭示其“意识形态遏制”过程的复杂性,进而对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做出自己新的历史价值评判。
第四部分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应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历史主义被介绍到国内以来,理论分析较多,而实践应用该理论则较少。
新历史主义在国内的实践应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时期以来一批非主流历史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一是兴起于当时的“重写文学史”运动。
本章通过对这两个现象的回顾和研究,分析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运用的得失,最后指出我国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认识误区。
第五部分新历史主义的悖逆处境:突破传统藩篱,身陷理论图圈。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全面审视新历史主义,种种理论困境已经在它的操作实践中突显出来。
本章通过对新历史主义所面临的悖论性处境的分析,从而对新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效应做出整体评估。
结语:足音永不消逝论文最后总结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对我国文学创作与文论批评的启发,展望了诗学与政治学、文化与个体、古代与当代等多方面因素在历史的大场地中积极对话的局面。
3.期刊论文张进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甘肃社会科学2002,""(2)
新历史主义是在语言论转向"之上"和"之后"的历史转向,它表现为对语言论转向思想成果的积极汲取而非单纯背离;同时,在人文社会学科普遍的历史转向中,新历史主义有其关注的特殊转换层面,在这些层面上,新历史主义从传统历史主义的转离与向它的转向同时发生.因此,对语言论的文本性和历史主义的历史性来说,新历史主义具有双重意义,其历史转向是转向中的背离和背离中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化描述,就直接变成对新历史主义本质特征的揭示.
4.期刊论文高建青.黄志刚从"回到历史"到历史的虚无--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3(2)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最基本的特征是"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它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重新推向了文学批评的前台.受解释学的直接影响,它把历史看成是多重阐释的结果,并用"文本性"消除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然而新历史主义最终却由"回到历史"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
5.学位论文傅洁琳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研究2008
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首先倡导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如今已经成为当代欧美一个渊源广泛、影响颇深的理论批评流派,并成为当代欧美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诗学理论主要以跨学科的文本阐释为特点,格林布拉特也被哈佛大学命名为“跨学科人文教授”和“新历史主义之父”。
本论文主要在与其它流派、与其它相关理论家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格林布拉特的学术渊源,进而力求厘清与阐明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特点,探讨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理论价值。
格林布拉特理论研究隐含着两个层面的观点:其一是断裂的历史观。
格林布拉特认为历史不是稳定的,不是确定的,而是一种充满着断裂、偶然、间断的存在,历史是不断构建着的;其二是整体的文化观,这种整体观与历史的断裂性并不矛盾。
格林布拉特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稳定的,而是一种不断塑形的过程,文化是一种系统的“隐喻性”结构,人类的文化是流动的,不断构建着的。
本论文主要根据这两个层面对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进行分析阐述。
从某种角度讲,“新历史主义”更多是指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在这种理论努力中,必然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互相对照阐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