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第一次深刻变化——柳永

宋词的第一次深刻变化——柳永

晚唐五代词发展至北宋，因了时代的原因，颇添了些雍容华贵的开国气象，这从寇准和宋祁的词作中可以窥见。尽管后来到了文人宰辅大臣晏殊、欧阳修那儿又增添了士大夫的精神情怀和气度，但是词风较前代变化还是不大，因袭继承大于鼎革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仍多用传统的小令，内容风格上仍离不开情意缠绵、婉约曲折。

柳永的出现，无疑树立了一块词史上的里程碑。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内容题材、表现手法还是创作态度风格，都向人们展示了一副词这一文体正在内部酝酿巨大变革的涌流前进图。他的词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证实了这一点，同时透过其词作本身表现出来的自足性也完全可以说是柳永带来了宋词的第一次深刻变化。

一般论及柳永对词锋贡献，不外乎继承民间传统、开拓内容题材和发展词体艺术手法这三个方面。对此，我想格外突出的是柳永继承民间传统这一方面，我认为这是统摄词人整个创作过程及巨大贡献的中心环节，没有他对民间传统的继承发展，相信便没有那个炫目于后世的柳三变。

推究柳永自觉继承民间传统的原因，与他的生平遭际分不开。科举屡试不第的怨艾郁闷促使他“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过着游戏人生、放诞不羁的生活。这使他与歌妓关系益发密切，“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有了这样的际遇，柳永得以从市井民间吸取丰富的创作营养，采纳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血液，培植自己富有俚趣的创作风格。因此，词人的经历际遇直接促成了他自觉继承民间传统，也为他在词作上做出更大贡献创造了条件。

自唐以来，传统的小令几乎成了唐文人词的唯一体式，而对源于唐民间词的慢词文人们只是偶尔为之，且数量少，水平不高。慢词的发扬光大可以说是在柳永手中实现的，他既然将词从文人圈中解放出来，使它走回民间，也就将民间词中的长调慢词加以恢复，加强铺陈即“賦”的艺术手法。他的词作中慢词占十之七八，之后“东坡、少游继起，慢词遂兴”。正是柳永填制发展推广慢词方面的贡献，奠定了他成为词史上里程碑式人物的地位。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词人是如何在这方面彰显其艺术独创性的。

传统的小令只是单镜头表现一刹那的感觉和一景一物，直截面较小且具有瞬间性。而柳永笔下的慢词则开合起伏，有首有尾，铺叙漫衍，以丰富的阅历为基础，以独特的感受为筋骨，写出主观动作、心情和客观场面、景物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线索，使词的描写从单纯的感受型发展成复杂的过程型，体现了层次结构上的多重性。如其经典名作《雨霖铃》便写出了离别的背景、过程、场面，离别时和离别后的凄切、怀念、苦闷，而这种怀念苦闷又分别从送者与行者双方展开，有点有染，层次繁复又分明。不妨将它与欧阳修的同是写离别的《踏莎行》作个比较。

首先，从体式上来讲，柳词是典型的长调慢词，而欧词则是字数较少的传统小令。其次，从词作表现的趣味而言，《雨霖铃》无疑是一种缠绵悱恻离情的倾吐，作者调动了丰厚的感情储备，以近于极致的笔调描摹那种悲戚伤感的场面。相信所有付出真心体悟的读者是不吝奉上自己的一片热泪的，它可以让你比照联想起许许多多令人凄切不已然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形，不得不令人佩服那股穿透了时空间隔而倾泻在纸上、心间的真实力量。而《踏莎行》更多的表现了文人的情怀，没有明显的俗世拖沓与铺叙，用力在细腻的神态描写与内心的刻画上，格调更为高雅。“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这样深沉的比喻和遥深的寄托一下子便使全词格调的高远深邃呈现了出来。然而在细节描写上，特别是抓住具有典型性的场景和具有戏剧性的瞬间方面，柳词有更为具体细腻的描述。如”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以及“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词人于观察中的细微、抒写中的细致和传情时的细腻巧妙将离愁别绪挥洒的淋漓尽致，相形之下的欧词则显得深刻然而单薄。或许，这也是文人趣味与民间趣味的差异，一个重传情铺叙，另一个重含蓄深沉。

柳永慢词善于铺叙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将叙事、抒情、写景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的表达，其中善于借景抒情并能达到自然交融、无迹可求的妙境。在借景抒情时特别善于借秋天凄风苦雨之景来抒发自己失意幽怨之情，使外在画面与内在感情极为谐调。如《八声甘州》即用秋雨秋风，变化的物华，不变的江水等一系列深秋肃杀的景色来衬托浓重的乡思，起了很好的铺陈作用。其实，也是由于作者仕途不畅，使他的创作“尤之于羁旅行役”，借助行役时的所见所感，特别是景物描写，将自己的不幸与愁闷表现得酣畅淋漓。“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以及“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将大量的景物画面与内心自白结合，显示了词人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

作为熔雅俗于一炉，合文人与民间传统为一体的成功典范柳永，他身体力行并提倡的慢词被后代词人普遍接受，词也由小令时代过度到慢词结合的时代。虽然他的词作中也不乏清雅格调，但俗的一面常被后来以高雅自居的文人所不齿，其实雅俗结合的表现手法极大的丰富了词的表现力，开了风气之先，后人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都经常以俗入雅，有所效仿。而北宋后期词人周邦彦受其影响可谓最大，“周词渊源，全自柳出”，“清真词多从耆卿处夺胎”。所以，无论就柳词本身还是他对后世的巨大深远影响而言，都无可辩驳的表明宋词在柳永笔下有了第一次深刻变化，柳永无愧于成为词史上永恒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