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

因为缺乏文字等文明特征物，国外考古界一直不承认中国河南‘二里头’遗址是文明朝代“夏”（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而只承认是新石器时代，进而确立“商”才是中国第一个文明朝代，所以中国文明只有3500年，没有5000年？

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夏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首领，以期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享。夏启发兵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

夏代末年，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淫逸，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商汤看到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以「天命」为号召，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力进攻，鸣条之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商汤建立商朝。

虽然有详尽的历史记载，但还需要历史文物来佐证！这是符合西方科学精神的：现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文字符号（比甲骨文更古老？），还有许多青铜容器和玉器等文物，其文化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东西达600公里，南北达500公里，向四周辐射的范围更为广大。最近的调查与钻探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可能还要大。

经过40多年坚持不懈的田野考古发掘，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中包含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各类重要遗迹，出土大量各种质料的器物，充分显示出悠久的中华古代文明。

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

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

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

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

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

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装饰品（左上，高14.4厘米）鸭形陶壶：水器或酒器（左下，高10厘米）青铜爵：酒器（右下，高22.5厘米）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四、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

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