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_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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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5年7月Jul. 2005
第16卷第3期VOL.16 NO.3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呼声也与日俱增。实际上我们有两个理论资源:一方面是大量国外翻译理论的引入,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则是对我国古典翻译理论尤其是佛经译论的重新研究,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到卓有成效,翻译学科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就指出:“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出新,当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1]。”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要回到中国传统译论的源头,进行佛经翻译理论的探源和清理工作。佛经翻译理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和基础,其中的文质之争,一方面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另一方
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
吕 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内容提要:文质之论起源于中国古典的人论、文论,作为翻译理论贯穿于整个佛经翻译过程。就本质而言,文与质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了后来经过翻译移入中国的直译与意译概念。文质之论不但与翻译方法有关,而且关系到翻译所涉语言、文本风格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论,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直译意译之争,对于澄清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对于加深翻译的本质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之论;传统译论;直译意译;现代译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05)03-0023-04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W en (literary) and Zhi (qualitative) were derived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heories in Humanity and Writing. As a part of translation theory, Wen and Zhi, go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are totally d ifferent from both literal and liberal western translation terms. T hey are concerned with transl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aspects such as language and writing style.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e that Wen and Z hi are typical C hinese concepts, which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I t tries to clarify some basic concep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 heory, which has both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concepts of Wen and Zhi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2005-03-28
作者简介:吕洁,女 (197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英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文
化与交际。
面也涉及古典人论、文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在翻译领域内有一种倾向,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概念上经常把文质问题混同于直译和意译问题。本文认为,为了恢复中国传统译论的原貌,从而准确而有效地加以继承,必须首先正本清源,进行必要的理论清理,然后再使文质与直译意译问题互相阐发,才会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准备条件。
一、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概念的理论基础
和最初表述形态
佛经翻译既是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广义的文学翻译。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来源是文艺学和美学。例如,王克非先生认为:“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2]。”
总第16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从文化资源和理论渊源来看,作为佛经译论焦点的文与质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的先秦典籍中借用而来的。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而且起先是用于论人的。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孔子认为礼乐仁义集于一身即文质兼备者,才称得上是君子,显然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问题。把论人的文质用于论文,就有了古代文论中儒家的文质观。引申过来,“文”就成了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成了言谈和写文章的修辞学同一事物的两面。质胜文,则内容虽好,文采不足,难以流传久远;文胜质,则内容空洞,徒具言辞,无啻形式主义。只有文质结合,言行上“文质彬彬”,才符合写文章和做人的完美要求。
实际的情况是,在佛经翻译之初,由于翻译理论范畴的缺乏,直接从中国原有的先秦奠基中借用术语,进行思考和评论,乃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佛经翻译理论直接借鉴古典哲学、文学理论,不仅使得某些译论明显带有古典人论、文论的痕迹,而且在实质上必定受其影响。但是一开始,这种概念的借用并不一定是成对的,而是零散地或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在佛经译论的行文中。这种借用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文中借用了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据说是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佛经译论的文质概念,也最早见于此文。例如,支谦认为天竺僧人竺将炎“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其辞不雅”。主张质派的僧人辩解道:“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3]。”支谦于是也就认为佛经翻译“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虽然支谦当时的做法是“质直”互训,“文饰”并提,而后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译论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文质作为成对概念来谈论翻译问题了。
二、 佛经译论中文派质派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发展轨迹
就历史轨迹而言,从先秦起,我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中以或文或质为主的倾向,经历了尚质、尚文、文质并重这一基本的发展历程,即:先是偏于质,如道安;继而偏于文,如鸠摩罗什,再到后来才是文质并重,如慧远。以下简要论之:
质派的代表人物是释道安。他提出了“五失本
三不易”的著名论断。他在译经序言中写到:“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具失实也。”(《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4]。”“《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了不如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5]。”、“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6]。”道安主张质直主要原因有:(1)佛经翻译初期,语言上的障碍大,道安本人就不懂梵文,对佛教教义不甚了了。出于对教义的虔诚,不敢轻易,所以难免拘泥于原文。(2)初期参加译经的僧人本身文学造诣不太高,佛性却较好,佛经流传范围主要是僧人,大多通佛理。(3)梵文自有其“文”与“雅”,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7]。
主张文派的代表人物是鸠摩罗什,他在《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写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移也[8]。”鸠摩罗什主张文饰,其因主要有:(1)佛经广泛传播,翻译经验有所积累,开始注重译文的藻蔚;(2)鸠摩罗什本人博学多闻,精通佛经,又通晓梵汉两种语言,深知两种语言文辞特点,所以译经时余地较大;(3)纠佛经翻译初期质直失藻之风。
质派和文派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此基础上,慧远为佛经翻译提出了一个既不失朴直又不失藻蔚的圆满调和的设想,即文质兼备。慧远说:“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之者寡。”“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9],既反对“文过其意”,又反对“理胜其辞”。在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慧远的这一观点又称作“厥中论”,厥中也就是折中的意思。这同儒家的“中庸”哲学思想和“中和”的美学观有暗合之处,同孔子的“文质彬彬”也交相互映,这是一种积极的折中。无论是对佛经翻译的实践还是理论都具有指导意义。慧远之后的佛经翻译者在文质论上再无突出建树。而他的厥中之论后来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大师玄奘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三、 传统译论的文质概念不等同于今日的直译意译概念
近代以来,我国译界的大多数学者把重质看成是直译,质派即直译派;重文则是意译,文派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