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在语言文化背景翻译中桥梁作用

浅析语用学在语言文化背景与翻译中的桥梁作用

提出了语用学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语用学为文化具有超地域性时的翻译提供融合的语境；二是语用学为翻译解决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性；三是语用学为文化间可译性的有限性时创造可译性的环境。

语用学翻译语境差异性可译性

一、翻译与语用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同语言社会的人们要借助翻译的帮助才能达到互相理解，完成交际活动。社会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因此说，在任何语言里词和句的意义是不固定的，它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才会有特定的意义。这正所谓“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them”（词本无义，义随境生）（仲伟合，翻译研究，2000）。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edw ard burnett tylor，1871）。翻译，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语言间的转换，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就是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语用学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运用语言（何自然，1987）。在翻译领域中，译者多注重翻译技巧的学习和运用，然而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运用众多

的翻译技巧在翻译某些特定的情景中的特定话语时，也难以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由此，译者在进行翻译的同时，要用译文中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来表示。在翻译界中，研究语用学对翻译的作用是比较新的领域。语用学在文化与翻译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二、语用学在文化与翻译中的桥梁作用

（一）语用学为文化具有超地域性时的翻译提供融合的语境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有途径，人类身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及思考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决定了文化具有地域性。然而人类又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需要，生活模式和思想感情，因而，有些文化几乎同时存在和发生于不同的地域，或者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人类所共享。因此，文化又具有超地域性。

文化的超地域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中一方面表现为共享性。人类性文化的存在，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们都需要安全保障，需要在人群中获得认可和尊重。如奈达所言：“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具有的共性远远大于将他们区分开来的个性”（《奈达论翻译》，1984）。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是有共性的。又如，约翰·洛克（john·lock，1632-1704），17世纪英国著名的实科教育和绅士教育的倡导者。他在《教育漫话》中提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精神。”“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对于当时轻视身体健康的流俗主张给予无情的驳斥。他认为惟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使人忍耐疾苦，勤于工作，获得幸福和延长寿命。约翰·洛克和卢梭两人在对体育与健康方面的重视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注重体育精神的培养，都认为人要有健康的精神和强健的身体才能勤于工作，两者身处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代，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却超越时空，超越地域，不谋而合。

不同地域之间存在着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的共性。如欧洲的文化复兴时期出现的作品的共性；西方各国的宗教信奉《圣经》所传授的真理的共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的共性，等等。中国人信奉佛教，西方人信奉基督教，两个宗教所信奉的神是不同的，佛教的神是“佛”是“菩萨”（buddha），基督教的神是“上帝”（god），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一样的。在运用语用学进行翻译时，某些情景下的句子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如翻译家杨显益在他的《红楼梦》译本中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译成“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中国人知道“天”代表的就是佛教中的“佛”，就是“神”的意思，但是译者不能把“天”译成中国佛教中的“神”（buddha），而是用了“heaven”来代替，也不能用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god）来译，因为原句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代名著。“heaven”这一词刚好代表了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共同点，用得恰到好处。又如，一些习语，虽然中西方文化有地域的差异，

但是句子的意义却是一样的：“一寸光阴一寸金”译成“time is money.”“吠犬不咬人”译成“barking dogs do not bite.”“猫儿一跑耗子闹”译成“when the cat’s away，the mice will play”，等等。译者要尽量熟悉了解文化地域的共性，为翻译做好充分的准备。

文化的超地域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些文化首先在某一特定地域产生和成熟，然后通过传播被其他地域所接受、吸收。世界各族人民都有着创造文化文明的能力，他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并由人们把各自的文化传播远扬，不断交流和互相融合。例如，20世纪初的中国就没有science的对应词，只好用译音赛恩斯（赛先生）来表示，而现在，“科学”这个词已经家喻户晓了。又如，现在西方国家出现并被其接受的从中国引入的文化：“confucius”（孔子），“kung fu”（功夫），“mahjong”（麻将），和“tofu”（豆腐）等以及被中国文化所融合的时尚外来词：爵士乐（jazz music）、肥皂剧（soap opera）、热狗（hot dog）、香波（shampoo）、席梦思（shermons），等等。正是文化的这种超地域性，才使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可以沟通。译者通过语用学，把各国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翻译出来，让各国的读者能够在超地域性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所翻译的句子和文献。正如在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中分别提到，英国的翻译家j.c.catford（1965）运用m.a.haliday的“系统语法”（systemic grammar）于翻译理论，讨论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关系；j.r.fi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