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综述

以往的欧洲哲学往往偏重乃至偏执一个方面，或存在或认识，或主体或客体，或西方或东方，以至于它们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而H.-G.伽达默尔对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的基本倾向由对抗转向对话。他用对话去理解逻格斯，并将理解与其历史性相结合，认为历史性才是人的基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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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H.G.伽达默尔这位古典语言的专家，主要研究古希腊的语言和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著作与诗歌。另外得益于P.纳托尔普，他可以阅读E.胡塞尔或M.海德格尔寄来的私人信件和未发表稿，这使得H.-G.伽达默尔从中受益匪浅。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传统解释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对接受这三者的影响直言不讳：“胡塞尔曾使之成为我们义务的现象学描述的意识，狄尔泰曾用以放置一切哲学研究的历史视界广度以及特别是由于海德格尔在几十年前的推动而引起的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指明了作者（按：指伽达默尔）想用以衡量的标准。这种标准尽管在阐述上还有着一切不完善性，作者仍希望看到它没有保留地被加以应用。”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转向

传统的语言本体论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甚至媒介，就难逃语言的牢笼，难免在哲学内部挣扎。M.海德格尔曾试图借助于 F.荷尔德林的诗的语言的帮助，用那种半概念、半诗的语言来取代形而上学的语言;然而，他的语言仍然是独白的，并没有因此而能够完成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改造。H.-G.伽达默尔试图借助于对话，来实现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根本性超越。他通过语言的普遍性来构建他的本体论，这与海德格尔思想是很不一致的。这样一种的超越，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而且也是一种哲学境界、思路等方面的超越。可以说，以往的欧洲哲学往往偏重乃至偏执一个方面，或存在或认识，或主体或客体，或西方或东方，以至于它们处在一种对抗的状态;而H.-G.伽达默尔对话哲学的出现，使得哲学的基本倾向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欧洲哲学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以往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然和历史中去发现作为理性的逻各斯。伽达默尔用对话来解释思想，他认为人的思想就是人与自己内在心灵的对话。由此他用对话来解释思想，从而使他与以往的哲学家区分开来。他自己已指出了与海德格尔的这种差别：海德格尔首先把理解这一概念刻画为此在的普遍规定性，他的意思正是指理解的筹划性质，亦即此在的未来性。然而我并不想否认，我曾经在理解诸因素的普遍关联中强调了接收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一方面。这一差别的实际结果是，海德格尔重在理解此在的人，伽达默尔则重在理解历史流传物即文本。以上关于理解问题的不同，正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的

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解释学是一种关于理解的学说。理解的形成或对误解的避免与克服，只有借助于对话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对话理论，是哲学解释学的基石。哲学活动，并不想和概念与逻辑打交道。哲学活动的继续发展，是由问题的提出与回答来揭示的。哲学活动是一种思想这毋庸置疑。

三、理解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客体，都内嵌于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但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深化了海德格尔关于“前结构”的思想，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是解释者对处身界意义的一种选择。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百个人阅读《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正是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同一事物的结果。

伽达默尔也承认，由于解释者和历史文本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性，所以，它们只能以理解为中介共居于存在之中，而不能相互取代。那么，理解是如何作为中介让解释者和历史文本相互敞开自身呢？伽达默尔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就像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一样，解释者和历史文本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解释者和历史文本的对立性表现在：一方面，解释者不可能完全融入到历史文本的视阈当中，因为解释者有其自身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构成了他进行理解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解释者也不可能对历史文本进行毫无限制的解释，因为历史文本有其自身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对解释者的解释活动构成了限制。解释者和历史文本的同一性表现在：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性，但却同时从属于一个连续的传统，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其实是同一传统内部的对立与差异。

伽达默尔说：在这种谈话（即解释活动）中得到表述的事情既非仅仅是我的意见或我的作者的意见，而是一件共同的事情。由于不同时期的解释者都具有各自的历史视阈，所以他们的视阈和历史文本的视阈相互融合后的结果也不同。在此意义上，时间间距的存在还使解释活动具有了创造性，因为每一次的视阈融合都意味着历史文本有了自己崭新的存在意义。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也是人类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在恢复解释者自身的历史视阈，即由他的历史传统、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所构成的成见在解释活动中的作用的同时，伽达默尔还特别强调语言的作用。在他看来，语言包容了人类的一切世界经验。一方面，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理解存在并获得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成为我们的世界。在此意义上，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就是人的世界经验本身。由于拥有共同的语言，人们也就拥有共同的世界。这种共同的

世界把相互说话的人联结在一起，也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人类一切生活共同体的形式都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由于存在不同种类的语言，也就存在不同的世界。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已经是解释活动，就已经在进行视阈融合，就已经让自己的世界观得以扩展和提升。同样，在历史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往昔的历史文本的世界和当前的解释者自身的世界也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在语言中得到表述的世界。因此之故，每一个世界都能从自身出发而对其它一切可能的世界保持开放。人的世界经验原始就具有语言性，这说明人不可能超出语言去抵达所谓的自在世界。伽达默尔指出，谁若是这样做，那他就必须或者是神学地思考。这时的自在存在就不是对他而言，而是对先知先觉的上帝而言;或者撒旦式地思考，即像那个妄想让整个世界都服从它的魔鬼那样以自己的意志为衡量一切的准绳。只有如此，自在世界才能像他所想的那样，成为一个全能的限制。

四、结论

对伽达默尔来说，语言在人类存在中所具有的这种本体论地位与理解即解释在人类存在中的本体论地位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与理解的关系在于：一方面语言规定了理解的对象，另一方面一切理解都只能在语言中进行。因此之故，解释者和历史文本的辩证关系就是不同的语言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的时间间距就是不同的语言世界之间的时间间距，它们之间的视阈融合就是不同的语言世界之间的视阈融合。

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原则成了他的哲学解释学的核心，理解的历史性也成为新解释学的主题。

【参考文献】：

[1]汉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导言》[M]译文出版社，1992

[2]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张志平，邹驯智.试论伽达默尔诠释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J]，浙江学刊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