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结构特点对信贷的约束

银行业结构特点对信贷的约束

一、引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目前利率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这就限制了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而通过银行传导的信贷渠道仍然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渠道。因此，以组织资金融通任务为主要任务的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在现实经济中，银行资本充足率程度的差异、流动性水平的不同和规模大小的区别使得各个银行表现出异质性特征，这就使得每个银行对货币政策都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信贷规模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与国外相比，中国银行业具有市场集中度高、受政策性控制强、有效竞争不充分等特点，因此，关注中国特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对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在Ｋａｓｈｙａｐ、Ｓｔｅｉｎ、Ｍａｔｏｕｓｅｋ和Ｓａｒａｎｔｉｓ的模型基础上，通过选取中国不同类型的５７家银行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间的面板数据①，对１９９８年中央银行正式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控制以来的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从银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规模三方面特征入手，同时引入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虚拟变量，运用广义矩估计（ＧＭＭ）方法考察了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及内外资银行的传导效应的差异性。

二、相关文献回顾

将银行产业组织理论引入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Ｋａｓｈｙａｐ、Ｓｔｅｉｎ和Ｃｅｃｃｈｅｔｔｉ指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和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２－３］。同时由于有些银行有能力通过非存款资金缓冲流动资产，所以不同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关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反应程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银行资本充足率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关注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和经济的影响，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围绕资本充足率对银行信贷行为和货币政策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是大量出现。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Ｍｉｌｌｅｒ认为，在资本市场完美的条件下，银行的资本水平对贷款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银行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以满足贷款的需求［４］。因为ＭＭ理论提出完美资本市场的要求过于严格，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所以更普遍的观点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银行资本可能会影响银行贷款，这也是资本充足率影响银行信贷和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试图分析在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不同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不同影响情况。Ｐｅｅｋ、Ｒｏｓｅｎｇｒｅｎ、Ｋｉｓｈａｎ和Ｏｐｉｅｌａ认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下，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更容易削减它们的信贷供给，原因在于资本不充足的银行由于资金限制而没有能力获得更多的非存款性融资（Ｎ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５－７］。ＶａｎｄｅｎＨｅｎｖｅｌ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对贷款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资本约束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途径［８－９］。戴金平等人认为：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行为不仅有效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风险意识，而且强化了“逆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１０］。

（二）银行流动性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商业银行流动性（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是指银行可以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以及其他支付请求的能力。对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来说，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针对银行流动性发挥作用，进而改变银行发放贷款的成本或可发放贷款的数量。同时，具有不同流动性水平的个体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也将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效果，这也就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问题。Ｋａｓｈｙａｐ、Ｓｔｅｉｎ和Ｅｈｒｍａｎｎ等人的研究为银行的流动性特征影响货币政策提供了证据。他们指出，当面对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具有充裕流动性的银行能够通过贷款组合、关系型融资等方式抵消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但是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无法这样做。因此，缺乏流动性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有效［１１－１２］。

（三）银行规模特征与银行信贷渠道传导

一般地，商业银行规模被认定为是一个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从业人数、总资产和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规模、资本金规模以及市场份额等量的指标［１３］。许多国外学者把银行资产规模引入到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渠道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面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将遇到比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更严重的困难，因为规模小的银行无法通过提高非存款资金或运用其他金融市场工具来抵消货币政策冲击，它们的资产规模水平也不可能支撑足够多的贷款发放。因此，资产规模小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加灵敏［５］。综上所述，当前有关银行产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出现了许多针对美国及欧盟国家的实证研究文献，但由于各国之间的金融制度和监管体系不尽相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而对于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的关注甚少，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未能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引起足够重视。

三、计量模型设定

在以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产规模三个典型因素代表银行业特征，研究具有不同特征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的文献中，Ｋａｓｈｙａｐ、Ｓｔｅｉｎ第一次从银行业市场结构特征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渠道［１４］。其后许多学者分别通过对Ｋａｓｈｙａｐ和Ｓｔｅｉｎ的修正和扩展，检验了不同国家中银行业结构特征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Ｍａｔｏｕｓｅｋ、Ｓａｒａｎｔｉｓ基于Ｋａｓｈｙａｐ和Ｓｔｅｉｎ模型发展而来的，公式如下［１５］：其中ｉ＝１，２，…，Ｎ，表示不同银行。ｔ＝１，２，…，Ｔ，表示不同的时期。Ｌｉｔ表示个体银行ｉ在时期ｔ时的贷款数量。ΔＲｔ－ｊ是短期名义利率的一阶差分，用以表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代理指标。ΔＧＤＰｔ－ｊ和ΔＣＰＩｔ－ｊ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资本规模特征由ｚｉｔ表示。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配置，可以根据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及货币政策形势对信贷规模做出灵活的调整，而内资银行缺乏替代性选择。因此，Ｍａｔｏｕｓｅｋ和Ｓａｒａｎｔｉｓ认为外资银行会表现出更显著的货币政策传导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