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突破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误区的路径

试论突破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误区的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发展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广阔的创作舞台,一大批讴歌农村题材的电视剧跃然于屏幕。然而,一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并没有把握时代变迁的主流,将农村的伟大变革浅表化,主题思想标签图解化,人物塑造扁平化、类型?化,用作者预设与想象的农村代替真实地农村。必须这种现状,农村题材电视剧才有广阔前途。

一、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塑造新型农民形象

当前,农村正在发生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尽管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农民依然身份未变,但种田不交税,读书不收费;看病有医保,极贫有低保;打工有自由,工钱有保障,以及逐步实现乡村亮化,道路硬化,种田机械化,农舍规范化等等,这一切,都孕育和催生着一代“新型农民新型农村”的形成,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更具有现代意识。电视剧编导人员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去展示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

但是,从目前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情况来看,虽然已经展现了一些农民精神、性格方面的变化,却大多侧重于揭示他们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人格人性的变异与扭曲、辛酸与隔膜、贫困与觉醒。而对那些逐渐走向“新生”、现代因素潜滋暗长的一面,却表现得较少或者浅尝辄止。现代式的“新型农民形象”。出现不够。对农民工的描写仍停留在同情、怜悯和“苦难诉求”上。有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片面揭示农民对物质的追求和实利的渴望,漠视他们的精神追求。诸如,《乡村爱情》中的王小蒙、刘一水,《都市外乡人》中的于天龙和高美凤,《农民代表》中的徐志诚等人苦苦追求和津津乐道的仅仅是单向度的物质的满足,从而淹没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贫瘠性和复杂性。其实,农村本质的贫困不是物资的缺失,而是精神生态环境的荒漠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世界的焦虑和恐慌。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盖几栋楼房、修几条马路,也不仅仅是农村经济飞速发展。最终指向的是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农民的人格、精神、灵魂的建构和重铸。

有的电视剧低级、媚俗,不仅丑化了农民也丑化了农村。在《乡村爱情》中,几个农民主角不仅长相歪瓜裂枣,而且行为也十分萎琐、卑劣。他们挖空心思占他人小便宜,卑躬屈膝地讨好掌握权力的村主任和和财大气粗的王大拿等人。该剧不仅以极其低俗病态的艺术手段,埋汰、讽刺底层民众,而且还拿残疾人开涮、取笑。比如对那个一脚长一脚短的刘大脑袋和口吃的王木生,故意进行渲染和夸张,专门为他们设计了滑稽的举止及卑劣的外貌形象,展示极小部分农民病态行为,践踏了底层民众的尊严。

文学艺术创作只有汇入时代的主流,才会有广阔的前途,才能锻造出传世之作。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文化思想元素,催生了农民许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新的道德标准。现代农民既是社会根基的组成力量,也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电视剧编导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握时代变迁的主流,捕捉与叙写大变革、大发展中农民高

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以及农民真实的生存境遇、精神困惑以及艰难的化解经历。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准确把握时代主题,从当代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寻找和发现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富有时代气息的形式和语言,把高尚的思想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传递给人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二、突出人物个性,避免类型化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开拓和创造激情的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广大农村无论是生产经营方式还是生活存在方式等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具体到每一个普通生命个体也有独特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如何表现正在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的鲜活与凝滞、高尚与卑微、喧哗与骚动、善良与邪恶、奋进与观望、希望与茫然、如何书写普通百姓在奋进中的人生悲欢、思想和情感,这是作家艺术家的神圣使命。

纵观当下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人物概念化、类型化的倾向还十分突出,善恶分明,好坏有别是其主要特征。《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的赵喜富、《插树岭》中的杨叶青、《农民代表》中的徐志诚是人们社会记忆中“好官”形象的现代版,是百姓心目中的“主心骨”和“当家人”。《都市外乡人》中的郭老师、《农民代表》中的贺云强、《乡村爱情》中的谢大脚、《插树岭》中的五婶子是典型的“好人”形象,他们在复杂的日常纠葛中来回穿梭、扮演着“调解员”与“和事佬”的固定角色。《乡村爱情》中的谢广坤、《插树岭》中二歪、牛得水,《都市外乡人》中的艾武装是乡村中“恶人”形象的代表,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无事生非、蛮横无理、逞强好斗。这些人物好坏分明,就像头上贴了标签似的。类型化就是模式化、程式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在美化人物的同时反而净化了人物的性格,在刻画农民的同时却简化了农民的形象,是对生活多样性、丰富性和个性的消损。在这里,我们看到杨叶青、徐志诚是通过个体情感或欲望的牺牲中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似乎村干部就要除伦理、没情感。他们更多的是从小康呀、富裕呀等概念出发,给人的感觉是不真实的,不是日常生活序列中活蹦乱跳的人,而是创作者某种意念或观念投下的影子。

电视剧是人物的艺术,农村题材剧也不例外。没有典型性人物是电视剧艺术的不幸和失败。鲁迅的《阿Q正传》并非因为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的滑稽抗争成就了它的历史坐标和艺术价值,而是农民阿Q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作者对此的深切剖析成就了该作品的历史地位。

乡村文学曾经塑造过像刘雨生、梁生宝、肖长春、李双双那样的镣活形象.今天。我们正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起点上,农民带着历史前进的足音进入新的生存环境,他们的精神心理世界,是个极为丰富而有复杂的神秘领域。农村题材电视剧编导要以新的时空体验和艺术视角,着力展现在市场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性格、人格、精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要善于展现农民高尚的情感境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和奋斗,以及农民真实的生存境遇、精神困惑以及艰难的化解?经历。尤其要着力彰显农民在困难、挫折中与生俱来的勇于创业,奋力开拓的坚韧、执着、隐忍、善良、宽

容的性格特色,塑造出活生生的农村人物形象。

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避免胡编乱造

当今,从事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产的艺术家们,大多定居于都市,深受都市文化的浸润,本身就缺乏对于乡村生活的体验,即使曾有过农村的体验,也早被融入了现代都市对农村的想象之中。因此他们对农民心灵史的建构“雾里看花”,缺乏真实感人的细节和力量。有的电视剧为了迎合受众的“小资情调”,把农村生活写得很虚美,或者凭借书本阅读的想像去写农村。还有的创作者缺乏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农民的尊重,不去切身关怀农民的真实情感体验,而是本着将观众逗笑的目的肆意编造情节,甚至不惜丑化农民。在《乡村爱情故事》中,谢广坤参和儿子儿媳妇的情节简直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儿媳妇到上海招商他也跟去,为了找头驴,他要找来全家人召开找驴第几号会议;赵四到乡政府办事,扛着自行车上下楼;村副主任刘能想借女儿刘英怀孕搞庆典敛财,其亲家赵四欲为庆典投资被拒绝等情节,纯属胡编乱造。一些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编导没有厚重的生活积累,缺乏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农民的尊重,又不去切身体验农民的真实情感,将靠肆意编造情节将观众逗笑,甚至不惜丑化农民,这种创造倾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电视剧创作是艰苦的精神劳动,是作家对生活的勘探、开掘与发现。把社会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的精辟论述,至今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上,我们有时解决得好,有时解决得不够好;有些人解决得好,有些人解决得不够好。解决得好,创作就上得去,就能拿出好作品、大作品。农村题材电视剧编导要用一颗真诚的心走近农民,要在灵魂上、情感上与农民相通,亲近乡村,只有始终保持与农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联系,从火热实践中汲取营养,才能塑造出一个个新颖独特而又意蕴深远的新型农民形象,不断提高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提高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