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概念辨析国际政治论文.doc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_国际政治论文
nbsp;Glase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
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注:Robert
Jervis,“Realism,Game
theory,and
Cooperation”,World
Politics,40/3(1988),p.317.)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2nded.,1991),p.295.)。
(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
罗伯特·莱伯(Robert
Lieber)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
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
(注:Robert
Lieber,No
Common
Power: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91),pp.5—6.)巴里·波森(Barry
Pose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注:Barry
Posen,“The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Survival,35/1(1993),p.28.)
(3)意图的不确定性。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
(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p.21.)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
(注:Wheeler
and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p.30.)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4)缺乏合适的政策。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
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
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注:Richard
Smoke,“A
Theory
of
Mutual
Security”,in
RoberSmoke
and
Andrei
Kortunov(eds.),Mutual
Security:a
new
approach
toSoviet-America
relations(London:1991),p.76.)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_国际政治论文
nbsp;
War
era,p.177.)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在具体实践上,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提出建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设想。
“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国将真正相互保证不再以战争而是以其他某些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战争将会自动消失。
”(注:Karl
W.Deutschand
S.A.Burrell,etc.,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5.)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
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
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
(注:Robert
Jervis,“The
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Spring
1982),p.178.)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国共产党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
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66.)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
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
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
(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2(Spring
1992),p.395.)所以,“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并不是从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一点而开始的;安全困境并不是由无政府或自然界而给定的……”。
(注:Ibid.,p.407.)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
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
确认他们的意图。
(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4.)他承认政治家们通过合作能够制定出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使得他们在预测别国的意图和行为上更加自信。
如果这种国家间合作进程持续下去,政治家们将会制造出新的持久的利益和义务。
国家间共同安全或利益的获得将改变政治家追求本国安全的观念,这将使最终摆脱安全困境成为可能。
(注:Ibid.,pp.14—15.)
以上所述的主要是“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传统安全困境)的缓解和摆脱之道。
“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与之相比则相对复杂和困难一些。
因为在这种安全困境中,一国将其安全界定为需要别国的不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大可能接受自己本国安全相对于霸权国而言的脆弱性。
史奈德认为显示决心不能解决这种安全困境,因为这只能被对手国解读为阻止其获得主导地位;同样让步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对手国无意对让步作出相应的回报,让步只是加强了对手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地位。
(注: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70.)因此,史奈德认为,“如果威胁不能解决(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让步也同样不大可能”(注:Jack
Snyder,“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in
Robert
Jervis
ed.,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p.154.),“对邻国安全担忧的安抚将意味着需要接受本国的不安全”(注:Ibid.,pp.154—155.)。
根据史奈德的分析,霸权国的险恶意图是由其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及它对这种环境的理解所引起的,所以他认为“另一国只能通过改变那些环境或对手国对它们的评估——而不是使用威胁或让步,才能使霸权国的意图相对温和一些”。
(注:Ibid.,p.155.)换句话说,要摆脱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或者是改变霸权国的目标——即使霸权国相信为了它的安全,它不再需要别国处于不安全状态;或者是改变霸权国对其目标的评估,即促使它相信通过调整、改变而不是放弃其需要别国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方式,它的安全是能够得以维护的。
(注:Alan
Collins,The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p.188.)在具体实践上,则是加强与霸权国的交流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与安全的认同,从而改变霸权国界定本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式。
英国学者柯林斯认为,东盟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注:See
Chapter
5,“ASEAN,the
China
Threat
and
South China Sea Dispute”,in Alan
&
Conflict”,Survival,35/1(1993),pp.27—47;Stuart
Kaufman,“AnInternational
Theory
of
Inter-Ethnic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2(1996),pp.149—72.)有的则关注其在社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注:Paul
Roe,“Misperception
and
Ethnic
Conflict:Transylvania’s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8/1(2002),pp.57—74.)还有的学者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的新发展。
(注:Phlip
G.Cerny,“The
New
Security
Dilemma:divisibility,defection
and
disorder
in
the
global
era”,
Review
International
Studies,26(2000),pp.623—646.)这些都为“安全困境”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