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叙事诗-最新范文

中国最早叙事诗

篇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刘兴林

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于辞赋和散文兴盛,而文人诗相对消沉的时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手法,而叙事艺术前所未有,开启了后世乐府叙事诗的先河,影响到魏晋建安文人诗、南北朝乐府诗和唐代文人乐府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现实主义精神

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根植于现实的生活,表现现实的人生,用朴实的手法,朴素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汉乐府民歌大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现人民的痛苦、愿望和爱憎,对封建权贵作大胆的揭露、讽刺、抨击和抗争;对下层社会父子不能相保、兄弟不能相保、夫妻不能相保等,作出细致地描绘;对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兵役徭役造成的痛苦作出真实地反映;对爱情遭受的压抑和女性遭受的遗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以其广泛的生活题材,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作品源于

情感的郁积,不得不发,因情而生文,并非为文而造情,故语言朴素生动,情感真实充沛,不待雕琢,自然成文。与汉代的京都田猎大赋内容上的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艺术上的华而不实,辗转模拟相比较,更可以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可贵。汉代乐府民歌促进了文人诗歌的复苏,使它们展现出新的风貌。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中,建安作家借古题写时事的古题乐府,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以及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都继承了这种创作精神,在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创作中,汉乐府民歌承前启后,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影响。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某些作品或用夸张抒情,如《上邪》;或用拟人叙事,如《战城南》;或用寓言说理,如《枯鱼过河泣》;或创造非现实的情节意境以寄托理想,如《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不同程度地具有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浪漫色彩。

二、叙事艺术成就

先秦时代的诗歌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古逸诗,都属于抒情诗的范畴。《诗经》民歌中的《卫风·氓》、《郑风·溱洧》和《豳风·七月》等,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诗,但缺乏具体展开的故事情节,只能是叙事民歌的萌芽。楚辞《离骚》被认为是屈原的自叙诗,但叙述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框架,从根本上说,《离骚》是中国第一篇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汉乐府民歌除《上邪》等个别作品之外,一般都是叙事诗,叙事的内容和形式都远远超过《诗经》民歌,将中国叙事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汉乐府民歌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加以详细地描述,注重细节的刻画和人物语言的描写,故事情节简洁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譬如《平

陵东》揭露官府、官吏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绑票,勒索钱财,情节简单,却清楚地交待了地点、环境、事件、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妇病行》以“三哭”连缀成的故事情节悲悲惨惨：病妇托孤,“泪下一何翩翩”,是一哭;丈夫上街买食,“泣坐不能起”,“泪不可止”,是二哭;“孤儿啼,索其母抱”,是三哭。通篇如泣如诉,令人顿生同情。《东门行》截取一个贫困家庭中短暂而典型的场面,写一个城市平民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主人公出而复回,本不想铤而走险。但看到家中无吃无穿的困境,便又坚定决心,“拔剑东门去”。妻子甘愿忍受贫困的煎熬,苦苦阻止丈夫;丈夫不甘忍受煎熬,毅然决定抗争。冲突中显示出”逼迫为非”的道理,夫妻不同的性格也刻画得很突出。《上山采蘼芜》截取一对离异夫妻山路中相遇的一幕,情节十分简单,通过人物对话,使昔日弃旧迎新的情形,两位女性的容貌和织绢的情形,以及男子的后悔心态等,

都跃然纸上。《陌上桑》截取生活中最富于冲突性的场面展开描绘,矛盾更为集中,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挖掘也更为深刻。《孔雀东南飞》采用复线交叉的纵向叙述方式,通过完整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命运,使中国叙事诗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汉乐府民歌多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统摄全诗,诗中多采用人物对话或独白,恰到好处地穿插抒情性的旁白,往往画龙点睛,激起读者的共鸣。多种语言形式与行为细节相配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赋比兴的传统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所创造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直叙其事的“赋”用得最多,如《战城南》、《平陵东》、《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都是。用“比”的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却很高。譬如《上邪》开头直抒胸臆,是“赋”,抒情主人公一口气列举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用来比喻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则是连珠炮般的“比”,抒发感情淋漓尽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早见于《文选》和《玉台新咏》,题为班婕妤作。《玉台新咏》中诗前小序说：“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汉书·外戚传·班婕妤传》只说作赋自伤,全文收录其赋,未提及作“怨诗”之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李陵、班婕妤的诗均为后世所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诗系乐府古辞。诗中层层比喻,环环相扣。以“霜雪”比“齐纨素”,以“齐纨素”喻美女之待嫁;以“明月”比“合欢扇”,以“合欢扇”喻美女之既嫁;以“怀袖”喻恩爱,以“微风”喻柔情;以“秋节至”喻爱弛,以“夺炎热”喻情移;以“弃捐”喻抛弃,以“箧笥”喻冷漠;直到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才将寓意点明。意象美好,喻意切至,忧郁凄清之美充溢于字里行间。汉乐府民歌的起兴有的作为环境烘托,有的作为统摄全诗的关目,自然贴切。《陌上桑》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起兴,如清水之托芙蓉,奠定了全诗的喜剧基调。《孔雀东南飞》以“孔

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写灵禽之失伴侣,奠定了全诗的悲剧基调。

四、杂言与五言句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自由的句式增强了叙事、写景和抒情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杂言诗后来发展为唐代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中出现完整而成熟的五言诗,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五言诗比四言诗每句多一个节拍,便于组合单音词和双音词,寓变化于整齐之中,适应了社会语言的发展。如《陌上桑》、《怨歌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成熟的五言诗。汉乐府民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的童谣已是定形的五言,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谓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已经受到怀疑和否定。钟嵘《诗品·总论》中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可见五言诗首先成熟并流行于乐府民歌,然后才为文人所吸取。《杂曲歌辞》所载辛延年的《羽林郎》,无论人物或情节,都明显受到汉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