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的开创与社会发展

简析“江户时代”的历史进程与思想文化的

近世意义

王坤

概要：百年来，我们与邻国日本有着太多太多的恩怨情仇。这种复杂的状况也许还将继续下去。然而仅仅通过感性的表达，是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这位邻居的。正如研究日本史的汤重南先生说的“在现今国内外大潮下，既不作‘亲日派’，也不作‘仇日派’，而是做真正的‘知日派’。”为此我们应该寻本追源，理性地去审视日本及日本人的特性。而日本的最后一个封建时期，“江户时代”很能表现出日本的民族特性。本文的重点在于展现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进程、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及这个时代对于对日本近现代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关键词：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幕藩体制、幕府

一、引言

今年3月日本附近海域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造成的极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严重的核泄漏等安全隐患令全世界震惊。然而日本国内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各行各业的人们所表现出的纪律性着实令我们敬佩。这些促使我开始思考日本在现代化之前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当今日本人的这种纪律性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积累。下面就让我们回到日本这个最后的封建时代。

二、“江户时代”的兴衰

（一）武家势力的发展

说起日本历史上的武家专断政治，还要上溯至公元12世纪末期源赖朝开创的“镰仓幕府时代”。此后，源赖朝获得征夷大将军的殊荣。历时近700年的“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结构，自此开始形成。但由于武将政权本身就是通过武力手段推翻前任统治，而将军又缺乏有效的手段防止武装起义的发生，之后日本又经历了“室町幕府时代”和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中“公元16世纪时，内乱成了流行病”一句足见当时日本国内武装冲突的异常频繁。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尾张国的小小领主织田信长在战国纷争中重新统一日本。“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被杀害后，其府中的一名下级武士丰臣秀吉通过“山崎会战”击败叛军后，颁布限制农民与武士的“刀狩令”与“检地”政策。国内逐渐统一，大权集于一身的丰臣秀吉野心显露，他于1592年出兵朝鲜，并妄想最终称霸亚洲。然而丰臣秀吉对外侵略战争不仅使朝鲜人民遭受了苦难，也由于他的穷兵黩武，加重了日本人民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也是他的政权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德川家康的胜利

1598年丰臣秀吉病重之际，召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五大老”托付后事，这件事也为日后德川家康在“后丰臣秀吉”的体制中独揽大权埋下了伏笔。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之间的矛盾显现并趋向尖锐化。最后形成以德川家康为统帅

的“东军”，以石田三成和毛利辉元为首的“西军”两大势力。加剧的矛盾终于导致了战争。1600年西军中计决意与东军进行野战，于是双方在美浓国的关原地区进行了著名的“关原合战”。战争伊始，双方厮杀在一起，胜负难决。此时，驻扎在西南部高地，内心一直徘徊于东、西两军的小早川秀秋被德川家康激将成功，突然向西军杀去。一时间兵败如山倒，西军大溃，接战才四个时辰，关原大战在遍地遗骸中结束了。

（三）“德川幕府”的确立

1.江户开府与铲除丰臣氏

关原合战大胜后，德川家康于1603年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并在江户开创了此后维持了二百六十五年之久的“德川幕府”，这一漫长而相对和平的时间段称为日本的“江户时代”。此后，德川家康肃清了残敌，确立了真正的统治地位。德川幕府刚刚建立，其政权任然不稳固，由于各地有众多远离关东地区的藩势力，德川家康内心十分不安定。其中，丰臣秀吉的长子丰臣秀赖仍然坚守严实的大阪城，这是德川家康极不能容忍的。于是，借口“广方寺钟铭事件”及后来双方不断升级的矛盾，德川家康于1614和1615年先后发动两次“大阪之阵”。大阪失陷后，丰臣家族几乎被赶尽杀绝，下属也全部受牵连。扫清了这个最大的敌人后，德川幕府更加巩固了自身的地位，日本也进入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

2.幕藩体制的确立

德川幕府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无疑是幕藩体制。顾名思义，“幕”即德川幕府，是为全国政权的掌控者，“藩”就是向德川幕府履行一定义务的各地领主大名。德川幕府为了维持统治，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德川幕府以一切能想到的方法来加深差别，加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相对优势或劣势。下面分别介绍幕藩体制中几个典型的内容。

（1）石高制

石高制主要是德川幕府的一种经济制度。之前提到的丰臣秀吉颁布的“检地”政策可以说是石高制的雏形。两者的区别是“检地”以单户农民为征税对象，而石高制则是以村落为单位，因而德川政府来自农村的经济来源更加稳固。另外，各大名与武士也受石高制控制，并依据接受俸禄的多寡承担相应的军事责任。这样，整个社会被紧密地连接在以幕府为轴心的经济网络中。当然，石高制本质上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如《菊花与刀》中“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成了寄生阶级中的一分子……武士无需考虑生活来源，他完全成了仰赖领主者。”一句即表现了武士阶级对于这种制度不可不依赖的状况。

（2）兵农分离制

在幕藩体制中与石高制紧密联系的是兵农分离制。“兵”是从事武力活动的各阶层的武士，而“农”是为武家社会提供口粮的生产者。兵农分离的确立，使日本社会形成了士农工商四个逐级地位降低的阶级。这种身份制的确立也规范了整个社会体系，即“武士专门习武，农民一心务农，兵农分离，各司其职其业。”除去皇室与幕府将军来看士与农。士就是武士阶层，尽管不用从事生产活动，但其生活来源完全来自于上级的禄米，使得他们成为一种寄生阶级，誓死为主人效劳。农的地位在当时比较高，可能是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还不甚发达，武家社会又依赖农生产的口粮，因而德川政府以农为本的原因。但农却还是被限制了，他们失去了武器。这就是字丰臣秀吉颁布“刀狩令”以来，物价统治者一直心怀戒备的农民武装问题。兵农分离制巧妙地解除了农民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可能性，

达到了德川政府的目的。因此，对士与农的政策，德川政府是比较成功的。按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德川幕府打他们分别冻结起来了”。

（3）宋儒理学的宣扬

江户时代的日本，宋儒理学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潮流。统治者极力宣扬这种思想，并逐渐发展出了具有日本武士思想特点的武士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武士道是朱子学理论的武士化。”那么德川幕府为什么要极力宣扬这种思想呢？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宋儒理学中有关忠孝的内容被幕府统治者加以概括与创新，形成了武士道思想。由此而产生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等法令法规系统而完备地规定了大名与武士的思想道德标准，即以“奉公效命”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作为奉公效命一时的终极体现，是家臣将生命无条件地奉献给主君，或战死马前，或剖腹殉主。”这样，君臣之间的义务在江户时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加深，整个社会思想道德都被标准化了。

第二，宋理儒学思想迎合了统治者实行的锁国政策。自16世纪以来，葡、西、英、荷等国船只相继造访日本，并带来了西方天主教与外贸商品。至江户时代初期，许多地方藩主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外贸经济，天主教的思想也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九州迅速蔓延开来。这样的情况显然对德川幕府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德川幕府于是大肆宣扬宋儒理学来抵制西方天主教重商主义的思想。在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颁布五道禁海令后，幕府的封建经济统治又恢复了正常。

（4）对地方各藩的管辖

作为“幕藩体制”中的“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里享有不少的自治权利。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德川幕府对地方各藩实行了许多政策。比如将全国大名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三个类别，加以区分的进行管辖，同时限制各藩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联系。另外，三代将军创设的“参觐交代”制度颇具特色。内容是“每年4月至6月，全国各地的大名都要轮流上京赴任，而诸大名的第一夫人则终年定居江户，算是一种变相人质。”很明显，这项制度消耗了各大名领地的经济实力，起到了有效管理各大名的政治目的。

（5）对天皇的态度

作为正统的至尊象征，天皇在江户时代，和之前的两个幕府时代一样，不能掌控国家实权。然而德川幕府也不敢否定“万世一系”的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于是以武力相威胁，将天皇继续软禁在京都城内，另外将其生活来源限制于石高制，等于是让天皇接受自己的补给来生活。“天皇至尊与将军至强”的二元政治体制于是在江户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

（四）“江户时代”后期的统治危机

时间来到19世纪，在江户时代的后期，德川幕府的统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了。这其中有来自江户时代的长期和平造成的日本国内封建制度腐化的原因，也有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武力迫使日本开关的原因。

1.德川幕府的统治危机

江户时代长期和平、繁荣表象的背后，是封建各领主、上层武士阶级生活奢靡化,因而他们更多地对农民开始大肆盘剥。江户时代初期，年贡率为“四公六民”，而到了后期，竟然逐渐上升到“七公三民”。农民生活日渐困窘，日本封建社会的农民阶层处于瘫痪的状态。随着上层的盘剥加剧，农民阶层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上层农民商人化的现象，通过层层联系的封建社会体系进而影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