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ARDS柏林的诊断标准解读资料

表1 ARDS柏林的诊断标准指标数值

起病时间从已知临床损害，以及新发或加重呼吸系统症状至符合诊断标准时间，≤7 d

胸部影像

学*

双侧浸润影，不能用积液、大叶/肺不张或结节来完全解释

肺水肿原因呼吸衰竭不能用心力衰竭或液体过度负荷来完全解释；如无相关危险因素，需行客观检查（如超声心动图）以排除静水压增高型肺水肿

氧合情况#轻度△：PEEP或CPAP≥5 cm H

2

O时，200 mm Hg＜PaO

2

/FiO

2

≤300 mm

Hg；中度：PEEP≥ 5 cm H

2

O时，100 mm Hg ＜PaO

2

/FiO

2

≤200 mm Hg；

重度：PEEP≥5 cm H

2

O时， PaO

2

/FiO

2

≤100 mm Hg

注：*胸部影像学包括胸片或CT；#如果海拔超过1000 m，PaO

2/FiO

2

值需用公式

校正，校正后PaO

2/FiO

2

=PaO

2

/FiO

2

×（当地大气压/760）；△轻度ARDS组，可用

无创通气时输送的持续气道正压；CPAP：持续气道正压；FiO

2

：吸入氧分数；PEEP：

呼气末正压；1 mm Hg=0.133 kPa；1 cm H

2

O=0.098 kPa

柏林定义沿用了1994年欧美ARDS专题研讨会（AECC）制订的诊断ALI/ARDS 的4项标准[7]，简单易记，方便临床应用。粗看起来，与AECC标准改变不大，但仔细比较有以下不同。

1．对“急性”的概念做出明确时间规定，从已知临床损害至符合诊断标准时间≤7 d。Hudson等[8]对695例危重病的调查发现，脓毒症（sepsis）和创伤患者在24 h内发生ARDS的分别为54%和29%；在ARDS危险因素出现后的5 d 内，90%以上患者发生ARDS；到7 d时，所有患者均发生ARDS。这有利于ARDS 与间质性肺疾病的鉴别，因后者的发生常历时数周至数月，而且病因不明。

2．胸部影像学：AECC标准只提X线胸片“双侧浸润影”，过于笼统，在不同看片者之间对同一胸片常缺乏一致的可靠解释。有报道，即使有经验的专家，胸片与临床诊断的符合率也只有36%～71%[9]，经过培训可提高诊断符合率。柏林定义改为“双侧浸润影不能用积液、肺不张或结节来完全解释”，强调了鉴别诊断。附注中还提到“胸部影像学包括CT”，胸部CT有许多特殊征象对ARDS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很有意义，对ARDS与严重肺炎、急性间质病等的鉴别提供帮助，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应提倡多进行此项检查。

3．肺水肿原因：规定要与心力衰竭或液体过度负荷进行鉴别；废除以前肺动脉楔压（PAOP）≤18 mm Hg的规定。因为常规应用Swan-Ganz导管测定PAOP 并发症发生率高，临床上已很少应用。研究还显示即使测定PAOP，在测定者之间也差异较大。而且有1/3～1/2的ARDS/ALI患者的PAOP＞18 mm Hg，经常与传送的气道压和液体复苏相关，较高的PEEP导致PAOP测定呈假性增高[10-11]。柏林定义加上了“如有条件，需行超声心动图（EC）等客观检查”的内容。EC可

床旁进行，又无创伤，可评价心脏各房室大小、左心功能（如射血分数）、有无肺动脉高压，对排除静水压增高型肺水肿很有意义。另外，B型钠尿肽（B-type natlriuoetic peptide，BNP）或尿钠肽前体（pro-BNP）的显著增加有助于心衰的诊断。中心静脉压（CVP）进行性增加的趋势对液体过度负荷也颇有价值。这些检查对危重患者的心功能评价也是很有意义的。

4．柏林定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基于氧合情况（PaO

2/FiO

2

），将ARDS分为轻度、

中度和重度（表1）。这样分度的好处是：可更好地预测机械通气时间和ARDS 病死率，并为选择治疗ARDS的某些新方法，如俯卧位、高频振荡通气（HFO）、体外二氧化碳去除（ECCO

2

R）、体外膜氧合（ECMO）及神经肌肉阻滞剂的应用等提供参考（图1）[6，12-13]。柏林定义草案经过来自4个多中心、4188例患者数据的系统回顾，以及来自3个单中心含有生理学检测数据的269例患者数据的分析，应用新标准的ARDS分度对上述病例进行系统分析发现，ARDS病死率轻度为27%，中度为32%，重度为45%，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5-6]。经与AECC标准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新标准对于预测ARDS病死率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故获得了欧美危重病学界的认可，也为制定以循证医学为基础、更精准定义其他综合征提供了新的方式。

图1 根据柏林定义判断的ARDS严重程度、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

二、对ARDS柏林定义的探讨

1．柏林定义是否降低了ARDS的诊断门槛：严重而且不易纠正的低氧血症是ARDS的重要特征，历来ARDS诊断标准都对氧合指标有严格规定[3]，从1976年

Bone至1989年Cryer，标准均规定PaO

2/FiO

2

＜140～150 mm Hg。1988年Murray

等[14]用“肺损伤评分系统”（lung injury score system，LISS）判断肺损伤严

重程度。LISS评分系统从X线胸片、低氧血症（PaO

2/FiO

2

）、PEEP和顺应性四

方面来评分，各评分总数除以评分项目，0.1～2.5分为轻至中度肺损伤，＞2.5

分为ARDS。按此标准推算，必须PEEP＞10 cm H

2O，PaO

2

/FiO

2

＜200 mm Hg，而

且还要顺应性、X线胸片肺泡实变达标才能诊断ARDS。AECC标准继承了LISS的早期是急性肺损伤，疾病发展到严重阶段为ARDS的概念，以便于连续评估疾病发展过程。柏林定义也以低氧血症严重程度作为区别轻度和重度ARDS的唯一标

准，但取消急性肺损伤名称，将200 mm Hg＜ PaO

2/FiO

2

≤300 mm Hg归入ARDS

范畴。纵观ARDS诊断标准发展史，开始时PaO

2/FiO

2

＜140～150 mm Hg，以后规

定PaO

2/FiO

2

＜200 mm Hg加其他指标为ARDS，引出肺损伤（≤300 mm Hg）概念，

到现在规定 PaO

2/FiO

2

≤300 mm Hg为ARDS，并去掉其他附加指标，可看出柏林

定义已降低了ARDS的诊断门槛。AECC标准确诊ARDS的特异性本来就低，有研究对183例接受过机械通气的ICU患者死后尸检，以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病理改变为金标准，比较3种ARDS标准（AECC、Murray LISS和Delphi标准）的诊断准确性，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AECC 0.83，0.51；Murray LISS： 0.74，0.77；Delphi：0.69，0.82[2，15]。Murray LISS和Delphi标准的特异性明显比AECC高，而敏感性无显著差异。近年来不少专家呼吁修改ARDS的标准，希望提高其诊断准确性[2-4，10]，而柏林定义专家组强调诊断标准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并将ALI并入ARDS范围。人们有理由怀疑，按柏林定义来诊断ARDS，是否会将大量无DAD病理改变的患者诊断为ARDS，从而增加ARDS 的发生率及治疗费用，造成在没有提高治疗水平的情况下降低了死亡率的假象。

以PaO

2/FiO

2

作为ARDS诊断和分度的最重要标准时，必须了解这一指标受

FiO

2

、呼吸机条件（通气模式、峰压、平台压、PEEP、吸气时间），以及测定的时间等因素影响。Villar等[16-17] 评价了标准通气条件下对符合AECC的ARDS诊

断标准的170例患者，在24 h时加用10 cm H

2O PEEP和FiO

2

≥0.5 （30 min）

后，再用原来AECC标准判断，只有58%的患者仍符合ARDS，这些患者的死亡率

为46%。相反，32%的患者重新分类为ALI，死亡率为20%；10%的患者PaO

2/FiO

2

＞300 mm Hg，死亡率6%[7]。该研究证明，即使初始符合AECC的ARDS诊断标准的患者，其肺损害的严重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根据对初始阶段通气治疗的反应，可判断患者肺损害的严重程度，并与预后密切相关。Villar等[17]指出，柏林定义的ARDS诊断和分度标准未规定在特殊时间段（如ARDS开始后的24 h）和在

标准的呼吸机条件下（如10 cm H

2O PEEP和FiO

2

≥0.5），对患者的PaO

2

/FiO

2

值进行再评价；而以初始时还是以再评价时的PaO

2/FiO

2

来划分ARDS的严重度有

很大不同，对ARDS发生率和病死率的统计也有很大影响。Villar还对柏林定义专家组采用以前的研究资料作回归模型分析来验证新分度标准病死率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该方法学上存在诸多缺陷，如所有患者都不是为评价病死率而前瞻

性纳入的；未说明在计算PaO

2/FiO

2

时FiO

2

和PEEP的水平；更未在24 h后加用

10 cm H

2O PEEP和FiO

2

≥0.5时，对患者的PaO

2

/FiO

2

进行再评价；所用病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