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的故事

年画的故事

年和年画在古代中国的历法中，年做为计时的单位，是与当今国际通用的阳历标准纪年有很大不同的。它以日之升落夜昼为日，以月之圆缺朔望为月，以日之消长为四时，以十二个月为一年，同时设置闰月以调整节气。农历年与农事息息相关，四个季节循环一次，谷物便成熟收获一次，这便是一年。人们又根据春夏秋冬四时的物候变化分为二十四节气，根据一年中的节气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这便是我们很长时间所使用的历法，民间称为阴历，因传说此纪年历法始于夏朝，所以又称为夏历。

据《尔雅》记载，自周代始以“年”作为计量名词使用，在此之前，尧、舜时代称年为“载”，夏时称为“岁”，商代称为“祀”。

“年”字最早见于公元前11世纪商代甲骨文中，当时写法由“禾”与“人”或“禾”与“千”两个字组成，意为收获、丰收之意。《说文解字》释“年”为“谷熟也”，《谷粱传》云：“五谷皆熟为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人们对大有年的丰收庆祝，逐渐成为一年一度的风俗习惯，既庆祝又祈盼丰熟之年，“年”逐渐成为节日。年节习俗最终形成当为秦汉年间，秦大一统政

权的确立，汉代日益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人民生活，再加上祭祀祖先、禳灾祈福的要求，使过年这一传统节日逐渐形成。

人们在庆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的庆丰收、祭祖先、祛妖魔、祈祥福的年节习俗，并不断使之丰富，与年节相适应的各类装饰物、吉祥物也随之出现，最早是悬挂桃木与苇索等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后又画鸡于户、画虎于门，以具象的动物为神祗，纳祥禳灾。随着这些图腾的人格化，以人、神为主要内容的门神开始出现。

中国人十分重视对家宅门户的防范，既祈盼迎进来所有的吉祥，又要挡住所有的灾祸侵害，于是，能守护家室又能避邪的兽、人或神就成为最早的门神。最早的门神当为木刻或绘画类的某种吉祥物，状如雄鸡的鸟，威猛雄壮的虎等，雄鸡可祛除毒虫，猛虎可驱去鬼魅，形象虽已具体但尚未统一，各具特色。到了汉代，门神开始大量出现，除悬挂桃木、苇索，画鸡、画虎于门上外，人们开始在桃木上刻绘神话传说中的神荼、郁垒、成庆等人神形象，以驱邪捉鬼，祈福禳灾，保护家宅安全。桃木、苇索为古代避邪实物，桃木至今仍为一些地方所用，而神荼、郁垒、成

庆则在古文献中已有记载。《山海经》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林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神荼，一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虎”。后来门神画中的武士形象也可从中找到渊源，从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门神信仰和门神画可以看作是民间年画前身。

在人们庆年、祈福禳灾的过程中，刻木的工艺逐渐被图画所代替，为悬贴门神这一习俗的形成和普及提供了可能。画鸡于户、画神荼、郁垒于门上，当为最早年画的雏形。至唐代，佛教广为盛行，亦为年画的记载内容有所丰富，其寺庙中厨房、库房、内室等门上皆绘有门画，以吉庆祥瑞为题材的门画大量出现，至宋代出现了在新年张贴的驱邪避灾题材的“钟馗”画。

木版印刷当以唐代为肇始，现已发现唐代中早期佛像、佛经印刷本，足以说明当时雕版印刷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而木版印刷用于年画，则始于宋代，皆因当时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上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所致。即使在此时，年画的制作仍存在版刻印刷和手工绘制两个阶段。此

时，宋代皇帝如徽宗喜好绘画给民间年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外部动力。宫廷绘画艺术有一部分转向市民阶层，在民间有一定的市场，“上有所好，下比甚之”，其时客栈酒肆皆张挂名人字画，更有宫廷画院的待诏购买民间画工描写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和娃娃题材的作品，以应宫禁之需。画家与画工画稿的更新变化亦给此时年画、版画的发展提供了就地可鉴之题材，民间艺人或揣摩、或拓制，鬻售于集市，并延续甚远，民间年画与宫廷画至时为最接近之时，亦为民间年画受宫廷画影响最大之时。

宫廷画师以民间风俗为题材入画直接影响了民间年画的发展，但往往是以临摹为主，数量还不是很大，范围也仅限于中上阶层。民间年画大量生产的另一渠道之源头则为纸马。“纸马”又叫神马，是唐代刻印佛像、佛经年画的一种延续，由礼佛的善男信女出资刻印施送，多祀后焚化，故印量很大，至宋代，出现了专门印刷、出售各类纸马的纸马铺，平常印制纸马，至年关，还刻印出售钟馗、财马、回头马、桃符、虎头、大山门神等年画之类，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此时年画题材已有门神、财马等多种形式，且张贴甚广，盛行于各街市中。

至宋高宗赵构南迁建立南宋朝廷，北方的辽金雕

版印刷已是高度发展，流传至今的有山西平阳刻印的《四美图》木版年画和《义勇武安王位》木刻纸马神像。《东方朔偷桃》套色木版画则是最早的套色版画。由此可见宋金时，木版年画已定型并走向成熟，随着贸易而销售甚广，题材内容亦多种多样。形成南方以江浙为中心，北方以秦、晋、冀、鲁为中心的格局，此时当为年画创作较为兴盛的时期。

画在画上的日子

年画是一种纯粹的乡土艺术，深深植根于民间，多来年未见诸于经传，文人多以粗俗鄙浅而漠然视之，然其在民间却多年生长、发展，每个时期都有其茁壮向上的力量，淳朴的农民艺人在年画中也溶入了自己出世或入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一个农民眼中的社会生活图画。

我国北方年画的代表武强年画，它的题材、体裁、内容和形式都是为农民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农耕社会民俗生活的形象景观，并表达了农民内心的愿望和情感。内容有农事耕织、社会百态、人生礼仪、节俗活动、新闻时事、传说典故、娃娃美女、吉庆花鸟等，都是历史的足迹，现实的升华，民俗的再现。

武强在历史上曾属深州，向来以盛产年画著称，历史上年产量最高达一亿对开印张左右，武强年画行销大半个中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几乎都张贴武强年画。清代《深州风土志》上说：“武强地脊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集印五色纸，入市鬻售，悦妇孺。其事至鄙浅，然颇行远。”

武强年画当始于元初，发展至康熙、雍正年间更为兴盛，一直到晚清，在武强南关开业有字号的画店已达144家。最著名的是宁泰、泰兴、天玉和、万兴隆，号称四大家，各家有印画案子50台左右，常年生产。

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年画里，还出现了不少描写人民反帝战争、农民起义题材的作品。如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创作的《扛箱官》，穿着官服的猴子，打着“禁烟”的旗号，演出一出闹剧，意在讽刺清朝官员，表现了嫉恶如仇、当仁不让的燕赵风格；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失败，决定于1901年废科举演新军，《河间府大演操》表现的是1905年10月末在河间府举行秋操的场面；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各种传统观念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四川真景全图》反映了受西方影响的城市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器（汽）车电船》则反映了西方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