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 郭克莎

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郭克莎

原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

加入WTO 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将发生必要的转变，贸易政策也将进行相应的转变。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本文试图对此做些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一、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不同取向：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

1.贸易战略的理论分析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取向，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不同观点，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于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即如何对待和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2001）认为，发展战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一类是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经济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将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近几年林毅夫连续发展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99、2001、2002），试图从理论推导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系统论证他的比较优势战略思想。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意林毅夫的观点。王允贵（2002）对林毅夫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第一，比较优势战略的可行性在理论上值得怀疑，这一战略没有将技术创新和边干边学列入分析的视野，依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长期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本积累也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第二，把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作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赶超战略）的成功，不符合日、韩两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第三，比较优势战略是一个四平八稳、慢吞吞的战略，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其风险并不比赶超战略小。胡汉昌和郭熙保（2002）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第二，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不能够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一是大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对外贸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条件的。

比较优势有静态与动态之分，静态比较优势指的是现时的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指的是转换中的比较优势。虽然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总是动态变化的，但是，当我们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的基础时，所使用的比较优势只能是现时的，因而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如果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那指的就是未来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而未来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是或仍然是比较劣势。因此，林毅夫所说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实质上就是静态比较优势的战略，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则属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

静态比较优势战略的中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升级，主导产业就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林毅夫等人认为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挥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资本将由相对稀缺逐渐转变为相对丰裕，资本的价格

将由相对昂贵逐渐变成相对便宜；企业为了竞争需要，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实现动态的比较优势。然而，这里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一，在现代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能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绩效；其二，推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能不能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转换。

从理论上说，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社会消费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的趋势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强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相应的要素密集型产业（包括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教训已经很多，而获得经济长期较快增长或取得较高经济绩效的成功经验却相当少见。

2.国际经验

林毅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济发展成就，来作为论证比较优势战略成功的例证。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是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吗？首先，日本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时期所推行的恰好不是遵循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1972年日本通产省副相的一段话可以表明这一点。他说，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日本应当把它的未来寄托在那些劳动密集型工业上。但是，通产省决定在日本建立要求密集地使用资本和技术的工业，那些从生产比较成本考虑最不适合日本的工业，如钢铁、石油加工、汽车、飞机、多种工业机器和以后的电子工业，包括电子计算机（黄素庵，1990）。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也说过：日本的产业政策通过与现代经济理论（指比较优势理论）相反的做法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林德特等，1992）。其次，韩国和台湾地区所推行的发展战略也不是比较优势战略，而更多地被认为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Amsden（1989）和Wade（1990）指出，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所实行的经济政策远超过让市场和比较优势自由发挥作用的范围。

他们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确立了发展工业的优先顺序，并毫不犹豫地采取干预手段（包括补贴、贸易限制、行政指导、国有企业，以及信贷分配等政策），按照预定目标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至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实际上，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中所发展的产业，也不完全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主要是由于小国（地区）经济和资源条件的原因，如同林毅夫（2001）所说，因为人口规模太小，自然资源极度缺乏，难以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它们经济发展的绩效，更多地是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而不能过分地归结为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93）也说过，东亚的优势“不应着重归因于采用了更‘合理的’市场导向政策，而是要归因于各种周期性和历史性因素的结合，以及归因于强有力的、有选择性的国家干预。”

3.中国的战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