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语法学学术分歧
古代汉语语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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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语法学
古代汉语语法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
它是以古代汉语文献为研究对象,以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科。
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古代汉语的词法、句法、句式、语体、语用等方面。
其中,词法研究古代汉语的词类、词形、词义等;句法研究古代汉语的句子结构、句子成分、句子功能等;句式研究古代汉语的句子类型、句子结构、句子组成等;语体研究古代汉语的语言类型、语言特征、语言风格等;语用研究古代汉语的语用功能、语用环境、语用结构等。
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比较法、结构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
历史比较法是指比较不同时期的古代汉语文献,以探究古代汉语的变化规律;结构分析法是指从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出发,分析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实证分析法是指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分析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
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不仅为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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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语法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和变化。
研究
这些差异和变化对于理解汉语语法的演变以及相关的语言变化规律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将从词汇、句法和语义三个方面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
法现象进行比较和探讨。
首先,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汇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古代汉语的词
汇量相对较少,同时词义比较简单明确。
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则更为丰富
多样,词义也更加抽象和多义。
例如,古代汉语中的“言”一词主要表示“说话”的意思,而现代汉语中的“言”除了“说话”还表示“话语”、“语言”等含义。
另外,古代汉语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往往可以相互转化并
用作名词,而现代汉语中则更为严格地区分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用法。
其次,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句法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古代汉语的
语法比较简单,句式结构相对固定,主谓宾的结构占主导地位。
而现代汉
语的语法则更加灵活多变,句式结构多样化,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化。
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是……的”结构可以用来强调情感、时间、地点等信息,
而古代汉语中则往往使用“之”字来表示这些意义。
此外,现代汉语中的
主谓宾句式在一些场合下也可以被改变成其他结构,如主谓状、主状谓等。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词汇、句法和语义三个方面存在着
一些差异和变化。
研究这些差异和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语的语
法演变以及相关的语言变化规律。
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
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南齐书》“所·动”结构考察
![《南齐书》“所·动”结构考察](https://img.taocdn.com/s3/m/cc2654c477eeaeaad1f34693daef5ef7ba0d12a3.png)
《南齐书》“所动”结构考察刘爱玲【摘要】“所”在古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而且用法较复杂.关于“所”的词性界定以及对“所”字结构的分析,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而且学术界对其一直存在分歧.以研究中古汉语语言的重要史料《南齐书》为例,对《南齐书》中“所·动”结构的语法功能、动词结构构成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对“所”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6)004【总页数】2页(P80-81)【关键词】“所·动”结构;语法功能;动词结构;《南齐书》【作者】刘爱玲【作者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黑龙江大庆 1637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41南齐萧子显编著的《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齐封建割据政权的史书,全书共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
《南齐书》不仅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史书之一,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语言材料。
“所”字是在古代汉语中用法较为特殊复杂,而且使用频率较高,一直都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
在《南齐书》中,“所”字用例共1 113例,其中,“所”作为结构助词与动词或动词短语组成“所·动”结构的用例共计716例。
本文试图对《南齐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72版)中的“所·动”结构的句法功能﹑动词结构构成进行较全面的分析。
助词“所”在“所·动”结构中的作用是改变动词或动词短语的性质,使其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
“所·动”结构在《南齐书》中的句法功能是作主语﹑宾语﹑名词性谓语﹑定语﹑状语和单独成句。
现结合实例进行归纳分析。
(一)作主语,共157例例1:所言皆太学事也。
(志第一·礼上)例2:灾之所主,未有旧占。
(志第四·天文上)例3:四县所奏,谨依雅条,即义沿理,如或可附。
(列传第十四·王僧虔)例1的“所言”作主语,“皆太学事也”为名词性谓语。
例2的“所主”作主语,“灾”为“所主”的修饰语。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https://img.taocdn.com/s3/m/4ffb05d86f1aff00bed51ee9.png)
两种语言之间的比照研究
,对研究者要求较高
,也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疑问句的研究
中古疑问句在出现了不少新的疑问词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句式。柳士镇、梅祖麟、志村良治、
太田辰夫等对中古疑问句均有论述。
柳士镇认为这一时期的疑问句的特点是
: (1)出现了新兴的疑问代词“那”。(2)选择问句由新兴的
(1957)根据《史记》和《谷梁
传》的材料
,认为产生于汉初
[1]。但由于例证较少
,且人们对《史记》中用例是否经后人改动、《谷梁传》的
确切年代等问题有不同看法
,故一直争论不休。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的面世
,对解决这一问题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的丰富
,常见的有
“字式、
被”“被”
见”“字式等。到了汉代
,字式长足发展
,成为汉语被动句主要形式。因
而中古时期被动句研究就主要集中在
“被”字式上
,学者们讨论了
“被”字式被动句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
“被”字式在战国末期萌芽。起初被动式的是由
蒙受”“遭受”
“被”“、义演变而成
,他了
[6]。
唐钰明《中古
“是”字判断句述要》
(1992)、汪维辉《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
(1998)在研究中利用
了汉译佛典等新材料
,得出了新结论。唐氏论证了
“是”字判断句在东汉已走向成熟
,唐代完全成熟。认
为“X非是
规律[24 ]。朱庆之《汉译佛典中“所
V”式被动句及其来源》(1995)则从梵汉对照的角度认为“所
中古汉语分期研究所涉及的语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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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分期研究所涉及的语料问题一、前言汉语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要算是分期研究了,单就语音史的分期而言,就有将近二十种意见。
可见,综合考虑了词汇、语法和语音的汉语史,其分期自然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更何况汉语史的分期所考虑的还远远不止这三个因素。
合理的分期至少还得考虑口语与书面语、通语与方言、文言与白话、旧有语言与新生语言、语言接触与语言感染等几组要素。
因此,现有的汉语史分期学说见仁见智,确无定论,即便是一家之言也大多为权宜之计。
在汉语史分期研究中,中古汉语的分歧较为突出,既有“中古汉语”有无的争议,又有期限起讫的争鸣。
有无之争涉及对汉语演变发展的整体看法,起讫之异则上关上古汉语,下连近代汉语。
从这些见仁见智的纷呈学说中,我们能窥见隐藏其后的语料观,从而了解学者们对语料的选择、价值评估以及分期研究中所涉及的语料问题。
二、中古汉语分期诸家学说跟整个汉语史的分期一样,中古汉语的分期也见仁见智,分歧巨大,共有十几家:1.高本汉:六朝到唐(1940《中国音韵学研究》)2.王力:4C―12C(1958《汉语史稿》)3.刘世儒:魏晋南北朝(1959《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4.志村良治:魏晋到唐末五代(1967《中国中世语法研究》)5.潘允中:两晋到隋唐五代(1982《汉语语法史概要》)6.吕叔湘:无(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序》)7.周祖谟:魏晋南北朝(1988《语言文史论集》)8.太田辰夫:魏晋南北朝(1988《汉语史通考》)9.蒋冀骋:魏晋到中唐(1990《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10.朱庆之:东汉魏晋南北朝(1992《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1.王云璐,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隋(1992《中古汉语语词例释》)12向熹:六朝到宋(1993《简明汉语史》)13.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2000《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14.汪维辉:东汉到隋(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15.赵振铎:三国到唐(2001《论中古汉语》)中古汉语的分期研究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从本体上讲,是因为汉语史本身的复杂性,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从方法上讲,不仅在于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划分标准的不统一,还在于所倚重的语料有所差别。
古今汉语语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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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汉语语法比较前言关于古今汉语语法中得“古”与“今”一、王力四分法。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给汉语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上古时期:公元三世纪以前。
(二)中古时期: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三)近代: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四)近代:二十世纪以后(五四运动以后)二、吕叔湘“二分法”。
他说:“什么是近代汉语?这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
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两个时期。
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
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不是拼音文字,难以如实地反映口语。
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
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地位。
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地阶段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他又补充说:“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指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
”三、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三分法。
蒋绍愚说:“从研究工作的实际出发,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三分,近代汉语的上限大致定在晚唐五代,下线大致定在清代中期。
”四、此课程所涉及的“古”与“今”,其依据是汉语史中得“三分法”。
“古汉语”主要指晚唐五代以前,尤其是汉代以前的汉语,当然也包括晚唐五代以后的仿古文言文;“今汉语”(即现代汉语)主要指清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汉语。
“三分法”中得“近代汉语”基本不在比较围之。
该课程的主要容全课程共分六章,前四章(词构成的比较、词功能的比较、词系统的比较上、词系统的比较下)为词法比较部分,后两章(语序的比较、单句的比较)为句法比较部分。
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
![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https://img.taocdn.com/s3/m/4108402291c69ec3d5bbfd0a79563c1ec5dad78c.png)
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一、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和文字、词汇等相比,古今汉语语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古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相同的地方很多。
从词类方面看,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一样,可分为实词和虚词。
能够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或者能够和别的词组合短语的词就是实词;反之,只表示句子中多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和表示句子的语气的词就是虚词。
实词大多通过词汇意义起作用。
虚词大多是通过语法意义起作用。
当然,实词和虚词都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只是虚词以表现语法意义为主。
这些特征,在古今汉语中都得以鲜明的表现。
所谓词的语法意义,指的是词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意义。
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一般把他们的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态词、代词、数量词等,把虚词分为连词、助词、介词、叹词等。
《马氏文通》中把“词”成为“字”,还有其他许多学者也是这样称谓的,如清代学者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中都是这样称谓的。
把“词”看作“字”,和汉语的特点密不可分。
作为表意文字,字既是表音单位,又是表意单位,有些字有数个不同的读音,每个字在特定的语境中只能读一个音。
字有不同的写法,但在一种场合,只能写一种字体。
大多数字有独立的表意功能。
古代汉语中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词。
现代汉语中虽然多音节词不断增多,但字和词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句子成分方面来看,现代汉语句子中的主干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和枝叶成分定语、补语、状语,在古代汉语中都存在。
因此文言文的句子成分,与白话文一样,也分为基本成分、附加成分和独立成分三大类。
这些成分的特点和划分,古今汉语中大同小异。
总体上看,古今汉语语法一脉相承,但语言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化,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语法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比较普遍词类活用指某类词跟它通常的意义都不一样。
从语义上讲,它应该属于一种词义的引申,但与一般词义引申不同。
一般词义引申,意义是固定的,是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语言运用中的常项。
浅析《国语》中的“有以”“无以”
![浅析《国语》中的“有以”“无以”](https://img.taocdn.com/s3/m/8fcb8d108bd63186bcebbce1.png)
浅析《国语》中的“有以”“无以”本文对《国语》中“有以”“无以”做穷尽性分析,并着重论述了“有以+V”“无以+V”的结构。
《国语》中“有以”“无以”因为语义隐含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结构。
标签:《国语》有以无以古汉语研究中,“有以”“无以”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
学者们对“有”“无”的词性、“以”的词性、“有以”“无以”的解释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本文对《国语》书中的“有以”“无以”做穷尽性分析,以期有所发现。
《国语》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作为用早期书面汉语写成的历史文献之一,《国语》在研究古代汉语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据统计,《国语》中“有以”出现6次。
《国语》中“有以”的用法只有一种类型,即“有以+V”。
(1)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2)主亦有以语肥也。
(3)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
(4)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弃之。
(5)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
“有以”和“无以”虽然相对,但是在《国语》中“有以”的否定形式却是“未有以”,如例(3)“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
《国语》中“无以”一共出现15次,数量上多于“有以”。
其中“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引自《尚书·汤誓》。
“吾欲与之徼天之衷,唯是车马、兵甲、卒伍既具,无以行之。
”这句话在书中出现了两次。
通过具体分析《国语》中出现“无以”的句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类:(一)无+以+N+V(6)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
(7)余将致政焉,以成其怒,无以内易外也。
(8)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9)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比率,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
“无”在这种句式中往往用同“勿”,表示“不要”,“以”是介词,名词是“以”的宾语,如例(6)可以解释为“请杀了我吧,不要因为一个女子而使百姓动乱”。
(二)无+以+N(10)治民恶事,无以赋令。
古汉语语法学学术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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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中国语文》1996.4,题目《古汉语教学语法的具体问题》古汉语语法学学术分歧(提纲)王开扬关于“词类活用”,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特殊的动宾关系”。
这里又有三个小问题。
首先是名称叫做“X动式”,还是叫“X宾式”,抑或另外给出语义格名称?其次是该列多少种。
传统只讲“使动”、“意动”,后来又增加了“为动”,现在有的列出12种,有的列出近20种,这些是否都有必要进入教材,还是选择几种主要的进入教材;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根据使用频率(现在的研究成果能不能提供数据?)还是“跟着感觉走”?第三个问题是“X动(宾)式”之间的划界问题。
例如“使动”、“意动”,一般说“使动”强调“客观效果”,“意动”强调“主观感觉”,但要是二者兼而有之怎么办?“孟尝君客我”一句,王力本第一版文选注“以我为客”,通论又作使动例,修订本在通论中删去此例;郭锡良本第一版作意动例,修订本也予以删换,这些都反映了编者的举棋不定。
词类活用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名词作状语,朱星等先生认为是名词活用为副词(参见朱星本《古代汉语》,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这是名词本身的句法功能问题。
至于动词、形容词处在主语、宾语的位置上,算不算活用为名词,我认为动词、形容词本身的词性并没有变,只是理解时要变成以动词、形容词为定语,另外补出一个以名词性短语为中心语的结构(“被坚执锐”变成“披坚甲执锐兵”),对于这类语法现象,如果给出名称,还是“动词、形容词兼代中心词”更科学些。
古汉语的量词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区分人造量词(度量衡单位词)和自然量词(一只鸡,跑一趟),严格说,自然量词才是真正的量词。
其次,从培养读书能力出发,教学语法系统还是要介绍一下古汉语名量、动量表示语。
个别问题是一个“再”。
“再”,一般把它说成是表示动作行为进行两次的动量词,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也就是它究竟是数词还是量词,还是一身二任的兼词。
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来看,“再”与“一”、“三”在词汇意义和句法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别,似作数词为宜;如果考虑到它只修饰动词,不修饰名词,也可称作“特殊的数词”。
概述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不同之处
![概述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不同之处](https://img.taocdn.com/s3/m/2e76a1f26edb6f1afe001f21.png)
概述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不同之处编辑。
摘要:语法是语言中蕴含的使用规律,汉语文化延绵至今,其语法规律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
本文旨在分析古代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不同之处,力图站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明晰两者的区别,以便促成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古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比较研究任何语言的组合都不能缺少一定的规则,所谓语法,正是语言表达习惯中所蕴含的规律。
伴随着时间的递进,语言在演进过程中其语法规律也会发生相应的流变。
从时间纵向轴上来看,现代汉语语法与古代汉语语法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从中发展而来。
但受到各类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作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毕竟是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语言,它们的语法规律也有着必然的差异性。
无论是学习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应当把握住两者的规律,并正确认识古今汉语语法所存在的差异性,从而站在比较的视野下深化对两者的本质理解。
古今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虽没有词汇、语音方面的差异大,但归结到词类、句式的微观层面上,可以发现两者有着众多的不同之处。
在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方面来阐述古今汉语语法差异性的表现。
一、古今汉语词法上的差异同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的词类也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古代汉语中的虚词除了副词、介词、助词、语气词、连词之外,还包括一部分的代词,每类虚词的构成成分也与现代汉语存在不同。
除此之外,古今汉语中的实词活用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总的来说,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词法上的区别主要可表现为:其一,词类活用上的不同。
古代汉语实词不丰富,句法上也并不严格,存在词类分工不细、不明的状况,词类活用的使用较为复杂。
现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并不多见,而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的范围则相对广阔许多。
例如:(1)名词活用作动词、使动词、意动词,或者直接作状语。
"一狼洞其中";中的"洞";即为名词作动词使用。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中的"王";为"使称王";的意思,属于使动用法。
语法的演变与发展历程
![语法的演变与发展历程](https://img.taocdn.com/s3/m/e2f5de12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c4fe3b1.png)
语法的演变与发展历程语法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了词汇的搭配和句子的构造,使得人们能够有效地沟通和表达思想。
作为一门学科,语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并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体系。
本文将从古代语法体系的起源,到现代语法理论的演变,探讨语法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语法体系的形成在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语法并不以结构化的方式存在。
早期人类主要依靠语音、手势和图画等方式进行交流,语法规则还未形成。
然而,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语法开始逐渐形成。
古代语法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文言文期间。
在古代中国,汉语的语法主要注重句子的结构、字句的搭配和词的用法。
各种典籍和经典作品中都有详细的语法描述,如《诗经》中的格律、《论语》中的断句等。
这些文献为后来的语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也有类似的语法体系。
古希腊的语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词类的变化和搭配规则上,而古罗马则进一步发展了语法的研究方法和分类体系。
著名的拉丁文法家奎因提尔斯对拉丁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奠定了古代语法研究的基础。
二、语法理论的演变与发展随着语言学的兴起,对语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期间,语法研究开始注重对语言规则和结构的描述和解释。
一些语法理论家提出了不同的语法体系,如笛卡尔的分析方法和西门·德·萨西尔的综合方法。
到了19世纪,语言学界出现了形式语法(形式主义)和功能语法(功能主义)两大流派。
形式语法侧重于语法规则的推导和形式化表示,如词法分析和句法分析。
而功能语法则重视语言的实际应用和交际功能,关注语言的意义和功能。
功能语法的代表性学派有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
20世纪,随着计算机和语料库的发展,语言学研究进入了数量化的阶段。
生成语法学派在这个时期提出了更为复杂和精确的语法模型,如普遍文法理论和转换生成文法。
这些模型通过算法和规则来描述和分析句子的结构和语法。
先秦两汉,古印度,古希腊罗马语法研究对比
![先秦两汉,古印度,古希腊罗马语法研究对比](https://img.taocdn.com/s3/m/b6ee06eb5ef7ba0d4a733b87.png)
先秦两汉,古印度,古希腊罗马语法研究比较之异同自语言出现以来,不论中外,对语言的研究就从未止息过,而在语法研究领域,我国先秦两汉,就以初现端倪,并有所发展,而古印度,古希腊罗马,更是讨论激烈,意义深远,对于其中之比较,也大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谁都无法否定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在此,做些浅薄的分析。
对于先秦两汉是否存在语法虽然持有保守意见,但其拥有清晰的语法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先秦的语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
其中涉及词类,词组,词序,语法省略,语法规范等。
在词类方面研究,是先秦语法研究的起点,对于名词,动词,虚词,介词,连词等,都有所关注,其中,对于词组的初步认识,是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另外,先秦学者也对重言词和连绵词加以区分,认识到词序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手段之一,古人对于词序的认识,是从认知角度来说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功能主义语法学。
有语法,就一定会有语法规范,但先秦两汉并未作出理论性的概括,不过,其准确认识到语法规则必须高于语义内容,语义内容要符合语法的规则。
所以注释书大肆出现,其目的就是解释和疏通文句,帮助后人理解古代典籍。
所以注释书就必须立足于文句的意义和结构本身。
对于拓展语法研究,汉儒首先对句法结构进行分析和描写,其次,分析句式和句型。
先秦两汉的学者,注重从语用和修辞角度研究语法,这也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研究语法的优良传统。
在古印度对于语法研究上来说,其可谓是理论颇丰,潘泥泥的语法著作,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梵文语法书,更是世界上尚存的最古老的语法著作。
其特点是没有直接的理论阐述,只是对具体的语法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
其严格的区分了名次,动词,介词,小品词。
语素及其变体的概念也是潘尼尼首创,还独创了“零位”的描写手段。
不过,潘尼尼的研究比较侧重于词法,对于句法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与我国先秦两汉同时研究词法与句法是不一样的。
总之,潘尼尼的语法研究,是古印度语法研究的佼佼者,不仅总结前人的成果,更为后世语法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歧义分化看汉语析句方法的拓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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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歧义分化看汉语析句方法的拓展演变汉语中的歧义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汉语析句方法的拓展演变主要是为了解决和规避这种歧义问题。
下面从历史和现代两方面来看分析这种拓展演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古以来,汉语的析句方法一直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古代汉语的析句方法主要依靠语境和上下文来决定句意,辅助词和语气词的使用相对较少。
然而,由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较为简单和模糊,往往容易产生歧义,特别是在文学作品和经典文献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文人和学者开始探索更加精确和准确的句义表达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的析句方法逐渐丰富和完善。
在唐宋时期,格填的兴起使得句法结构更加严谨和规范。
在明清时期,注疏的使用进一步加深了对句义的把握和理解。
同时,一些语法学家开始总结和整理句法规则,提出了一些析句方法的原则和规范。
比如,杨慎《切韵》中提出“比、谓、揭”三篇的分类法,将句子的各个成分进行归类和划分。
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汉语的析句方法也在不断拓展和进步。
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浩瀚的网络文本和大数据对汉语析句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现代汉语中的新词汇和新用法不断涌现,需要对其进行准确的析句和句义表达;另一方面,网络交流的特殊性导致人们更注重简短准确的表达方式,要求析句方法更加简洁和精确。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现代汉语的析句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拓展和演变。
从技术角度来看,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发展为汉语析句方法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供了新的途径。
比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训练模型来自动识别句子中的各个成分和关系,提高析句的准确性和效率。
从应用角度来看,一些语言学家和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析句方法和理论,如语义析句、标记析句等,以适应现代汉语的特点和需求。
总的来说,汉语析句方法的拓展演变是一个与社会和语言发展相伴随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古代到现代,汉语析句方法逐渐从依赖语境和上下文到强调句法规则和语义解释,再到结合技术手段和应用理论发展。
汉语语法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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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浅谈百年来,古汉语语法学自身也经历了一个逐步现代化的过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目前,古汉语语法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中最具基础性的分支之一。
纵观百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可以大致地分为前四十年、中四十年、后二十年三个时期:一是构建系统的时期;二是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三是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与关注理论、寻求解释并重的时期。
这三个时期相互交错,相互包含,上一个时期的余波会延伸到下一个时期,而下一个时期的先河也会出现在上一个时期,不可能截然分开,我们之所以分为几个时期是为了反映本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学术思想的走势。
因此三个时期的具体年代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古汉语语法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中国的语法学从无到有,首先面临的任务是构建汉语语法系统。
发表于十九世纪末的《马氏文通》,是一部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法著作,它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
《文通》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第一次完整地构建了汉语的语法系统。
《文通》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文通》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在《文通》里,词类、句法、句类三个方面虽然不很平衡,却了然分明,显示了马建忠对语法学已经全局在胸。
词类,马建忠称字类。
《文通》明确地主张汉语词有定类。
《文通》指出“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
马氏清楚地了解字类是研究句法的基础,字类的确定同字在句读中的位置密切相关,他说“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
”《文通》字分虚实,“实字”、“虚字”这两个术语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含义模糊分歧,直到马建忠才第一次给了它们语法学意义上的定义,是《文通》把虚实之分带进了科学的领域。
《文通》把虚字分为四类(介、连、助、叹),它对虚字的分类是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出发的,这符合现代语言学的原则,也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
试论汉语格语法研究中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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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事一 受事
施事一客体 工具一客体 与事一客体
施事一不详
施事一 受事 当事一 受事 施 事一受事
原 因 儿子使父亲很生气。( ) 邓
受事一 目标
惹起者一受事
[ 收稿日期]20 0 — 2 05— 9 2 [ 修回日 期]20 — 1 0 05 1 — 2 [ 作者简介]付义荣 (92 ,男,安徽无为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17 一)
② 邓守信:《 汉语及物性关系的语义研 究》 ,侯方 ,等泽 ,黑龙江大学科研处编印 ,18 93年。 ③ 鲁川 , 林杏光 :《 现代汉语语法的格关系》 汉语学习》 99年第 5 。《 ,18 期。
维普资讯
集 美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 学版 )
国大陆学者 即便面对 自己的母语一
汉语 ,在作
格区分时也存在巨大的分歧 , 甚而 比海 内外学者 之问的分歧有过之而无不及 , 详见表 2 。 从表 2 以发现 ,几乎所有的动 、名语 义关 可 系,国内学 者在分析其 为哪一格 时都存在分歧 , 即使是那些 司空见惯 的动、名语义关系。比如表 中的 “ 睡觉,走路 ”中的 “ ”和 “ ,李 临 觉 路” 定认 为 是 “ 事 ” 格 ,而 孟 琮 认 为 是 “ 源 ” 受 同 格 ,鲁川、林杏光却认 为是 “ 处所”格。那 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学者们在区分汉语 中的格时 存在如此众多的分歧呢?下面我们将有所分析。
20 0 6年 3月
集 美 大 学 学 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
Junl f i e U iesy P isp yadSc l c ne ) ora o m i nvrt( hl oh n oi i cs J i o aSe
古代与现代汉语语法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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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现代汉语语法对比研究第一章:引言语法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涉及语言结构和规则的研究。
汉语作为一种古老而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语言,其语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
本文将比较古代和现代汉语的语法,探讨其差异和变化。
第二章:古代汉语语法古代汉语是指封建社会和帝国时期的汉语,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4世纪。
在这个时期,汉语表现出一些特定的语法特征。
比如,古代汉语使用“兼语”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后面可以加上两个不同的宾语。
例如,“我喜欢吃米饭和面条”。
此外,古代汉语中的主谓宾语顺序并不像现代汉语那样固定。
例如,“他书信写给了朋友”,可以改为“书信他写给了朋友”。
第三章: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是指从白话文时期(1917年)以来的汉语。
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与古代汉语有许多不同之处。
现代汉语的主谓宾语顺序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句子中的主语通常在动词前,宾语在动词后。
例如,“我喜欢吃米饭和面条”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汉语句子。
此外,现代汉语中并没有“兼语”结构,每个动词只能对应一个宾语。
第四章: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法对比从上述的两章内容可以看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语法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
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比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更加松散,而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比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更加严谨。
古代汉语使用“兼语”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后面可以跟两个不同的宾语。
然而,在现代汉语中,每个动词只能对应一个宾语。
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词类和语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古代汉语中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界限不如现代汉语那样分明,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作为形容词或动词使用。
古代汉语还有一些特定的词类,如“叹词”和“助词”,这些词类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被淘汰或合并成其他的词类。
第五章:结论通过比较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我们可以发现在语法结构、词类和语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
古汉语中的词汇是否有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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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的词汇是否有歧义?古汉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语言形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法规则和词汇体系。
古汉语中的词汇是否存在歧义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科普解析。
一、古汉语歧义的存在古代汉语在语法结构上较为简洁,使用的词汇相对较少。
而且由于文字表达的单一性,古汉语中的一词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就为产生歧义提供了可能。
1. 词义的多义性古汉语中使用的词汇往往具有多义性。
例如,“曲”字在古代可以表示弯曲的意思,也可以表示音乐、曲艺等。
同样,“行”字可以表示走路,也可以表示行为。
这些多义词在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容易产生歧义。
2. 句法结构的模糊性古汉语的句法结构相对宽松,常常采用省略、重叠和断句等手法,这样就会导致句子的含义模糊不清,存在多种解读可能。
比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句古文,可以理解为“太阳升起时开始工作,太阳落下时休息”,也可以解读为“早上开始工作,晚上休息”。
二、古汉语歧义的影响古汉语中的词汇歧义对于文献研究和语言解读有着深远的影响。
1. 文献解读的困难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而古汉语中的词汇歧义给文献的解读带来了困难。
同一段文字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需要通过对上下文、整篇文章的理解来揣摩作者的本意。
2. 考古学解释的挑战古代遗存中常常出现一些碑文、铭文等文字记录,由于年代久远,部分文字已经无法准确理解,这就需要通过对古汉语词汇的歧义解释来推测其含义,给考古学解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应对古汉语词汇歧义的方法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和遗存中的文本,学者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处理古汉语词汇歧义。
1. 依据上下文推测对于古代文献中的词汇歧义,学者们通常通过依据上下文来推测其含义。
通过分析文献的整体语境,结合文化背景和作者的用词习惯,可以较为准确地理解文献的含义。
2. 参考历代注释在古代文献传播过程中,后世学者对古文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和解释,这些注释成为后人研究古文的重要参考工具。
古代汉语教材词类划分分歧现象探讨
![古代汉语教材词类划分分歧现象探讨](https://img.taocdn.com/s3/m/5bccbe25453610661ed9f4ff.png)
为 此 ,我 们 对 《 代 汉 语 》 ( 9 1 1 9 古 1 8 - 9 8年 间 ) 教 材 进 行 了 全 面 测 查 、 比较 。 计 有 《 代 汉 古 语》 ( 王力 主 编 ,简 称 王 本 ,下 同 ) 《 代 汉 语 读 。 古 本 》 ( 开 大 学 主 编 ,南 本 ) 古 汉 语 纲 要 》 ( 秉 南 、《 周 钧主 编 ,周 1本 ) 《 代 汉 语 》 ( 锡 良等 编 ,郭 、 古 郭
收 稿 日期 :2 0 0 2—0 4一l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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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类 划 分 中 的 几 个 具 体 问 题
综观表 ( ) 1 ,各 教 材 对 词 类 的 划 分 在 代 词 和 副
作 者 简 介 : 吕志 ( 9 5 ) 1 6 一 ,女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宣 传 部 ,文 学 硕 士 。
“ 轨 制 ” 现 象 [] ・ 。 多 (
代 汉 语 》 ( 贵 生 主 编 ,荆 本 ) 古 代 汉 语 》 ( 祥 荆 、《 沈
源 主 编 ,沈 本 ) 《 代 汉 语 》 ( 星 主 编 , 朱 2 、 古 朱 本 ) 古 代 汉 语 》 ( 成 玉 主 编 ,洪 本 ) 《 代 汉 、《 洪 、 古 语 通 论 》 ( 礼 鸿 、任 鸣善 编 ,蒋 本 ) 古 代 汉 语 》 蒋 、《
到 了 积 极 的作 用 。 但 必 须 指 出 的是 ,由 于这 些 教 材
过 于强 调 自身理 论 的独 创 性 而 忽 视 本 学 科 在 一 些 基
试论汉语格语法研究中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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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语格语法研究中的分歧
付义荣
【期刊名称】《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09)001
【摘要】格语法理论在应用于汉语语法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分歧,其主要表现为对汉语格区分的不一致上.而分歧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各家区分"格"的出发点不同以及格语法理论本身也存在的一定局限.为此,我们必须重视语法形式的作用以尽可能减少分歧,同时,也要意识到格区分存在的分歧是必然的,在区分格时允许保持一定的弹性.
【总页数】5页(P93-97)
【作者】付义荣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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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中国语文》1996.4,题目《古汉语教学语法的具体问题》古汉语语法学学术分歧(提纲)王开扬关于“词类活用”,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特殊的动宾关系”。
这里又有三个小问题。
首先是名称叫做“X动式”,还是叫“X宾式”,抑或另外给出语义格名称?其次是该列多少种。
传统只讲“使动”、“意动”,后来又增加了“为动”,现在有的列出12种,有的列出近20种,这些是否都有必要进入教材,还是选择几种主要的进入教材;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根据使用频率(现在的研究成果能不能提供数据?)还是“跟着感觉走”?第三个问题是“X动(宾)式”之间的划界问题。
例如“使动”、“意动”,一般说“使动”强调“客观效果”,“意动”强调“主观感觉”,但要是二者兼而有之怎么办?“孟尝君客我”一句,王力本第一版文选注“以我为客”,通论又作使动例,修订本在通论中删去此例;郭锡良本第一版作意动例,修订本也予以删换,这些都反映了编者的举棋不定。
词类活用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名词作状语,朱星等先生认为是名词活用为副词(参见朱星本《古代汉语》,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这是名词本身的句法功能问题。
至于动词、形容词处在主语、宾语的位置上,算不算活用为名词,我认为动词、形容词本身的词性并没有变,只是理解时要变成以动词、形容词为定语,另外补出一个以名词性短语为中心语的结构(“被坚执锐”变成“披坚甲执锐兵”),对于这类语法现象,如果给出名称,还是“动词、形容词兼代中心词”更科学些。
古汉语的量词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区分人造量词(度量衡单位词)和自然量词(一只鸡,跑一趟),严格说,自然量词才是真正的量词。
其次,从培养读书能力出发,教学语法系统还是要介绍一下古汉语名量、动量表示语。
个别问题是一个“再”。
“再”,一般把它说成是表示动作行为进行两次的动量词,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也就是它究竟是数词还是量词,还是一身二任的兼词。
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来看,“再”与“一”、“三”在词汇意义和句法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别,似作数词为宜;如果考虑到它只修饰动词,不修饰名词,也可称作“特殊的数词”。
实词、虚词的划分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
宏观理论上,词类划分的标准是什么,词的意义?词的形态?词的组合功能(还有作什么句子成分、能不能穷尽列举等)?形式逻辑要求一次分类用一个标准,那么汉语的词类划分用哪个标准能贯彻到底?具体操作中,代词、副词、叹词、拟声词就成了“蝙蝠”,属“鸟”还是属“兽”,往往见仁见智,于是有人否定实词虚词二分说,有人另立半实半虚说,有人干脆否认词类划分。
从近期的文献看,现代汉语语法学界还在讨论(例如《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上苏培成先生的《汉语词类的划分》,《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上胡明扬先生的《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足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我认为为了给处在过渡地带的事物作出相对分类,我们的思想方法不妨“模糊”一下,譬如化学上一向分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可是最外层电子数为4的也能表现出非金属性,最外层电子数为5的也能表现出金属性,化学家们并未因此就否定金属、非金属的两分法,语法学家何妨向化学家借鉴一下呢?再则,一些不同意见可以到专家语法的天地里作学术交锋,作为语法教学,更为重要的是语法规则及其实践指导作用。
没有一点“妥协”精神是建立不起教学语法系统的。
如此看来,实词、虚词二分法是可取的,《提要》的分法是可取的,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此问题上应该与《提要》对应。
“代词”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提要》已将它定位在实词,古汉语又基本不谈拟声词问题,剩下的副词、叹词可以与《提要》一致起来,归入虚词。
词类中还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讨论:(1)情态副词和语气副词是什么关系?(2)要不要讲称代性副词(也叫“指代性副词”)“相”和“见”?(3)表敬副词和谦敬副词哪个名称更好?个别问题是“愚”要辨析一下。
有的著作强调了“愚”不是代词的性质,又把“愚”与“妾”、“仆”等同起来,说是名词,这是不对的。
“愚”是表示自谦的副词,在句中作状语,前面省略了主语,如果把主语补出来,应该是“臣愚以为……”。
(4)王克仲、黄珊先生把一向当否定性无定代词讲的“莫”修正为副词,那么作为“莫”的反义词的“或”又当作何词?又:王、黄二位翻译的“没有敢反抗的”、“天下没有比晋国更强大的了”,倒很像存现句,那么“莫”为什么不可以看作存现动词?事实上就有少数语法学家把“或”、“莫”讲成存现动词。
(5)“盖”、“唯”、“其”究竟是语气副词还是句首、句中语气词?(6)表目的、原因的“以”究竟是介词还是连词?(7)在前置宾语和谓语动词之间的“之”、“是”究竟是复指宾语的代词还是作为宾语前置标志的助词?“陈胜者”的“者”字是复指的代词还是提顿语气词?(8)历届学生对于“之”都乐于接受“结构助词”说,难以承认它是介词或连词,这理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和现代汉语“的”相当,看了郭锡良先生的讨论文章,可知语法学界对“之”的认识也已趋于一致。
古汉语语序:(1)有的语法书、教科书称“词序”。
我认为这一节谈的是句子成分的位置问题,以作“语序”为宜。
(2)应该区别倒装和前(后)置。
倒装是横向的共时关系,在当时就不是正常的语序,并有修辞色彩;前(后)置是纵向的历时关系,在当时是正常的语序,没有修辞色彩。
因此,主谓倒装不能称作谓语前置。
(3)承认不承认定语后置,这又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马之千里者”译为“每天能跑一千里的马”还是译为“马当中每天能跑一千里的”?“庙堂之高”译为“高高的庙堂”,还是译为“庙堂那样的高位上”?从翻译看,前者更符合现代语的习惯,后者更符合古人写作时的心理,确实难分高下;但如果从结构看,就很难接受“定语后置”说。
句式问题。
名称还是“判断句”、“叙述句”、“描写句”简洁,但在说明什么是“判断句”等句式时还是要用“X词性谓语句”,所以实际上两套都讲。
判断句中“是”由指示代词转为判断词的时间与过程属于汉语史的内容,“系统”可不必详论,重点在辨析“是”是指示代词还是判断词。
“为”最好不作判断词,至多是“准判断词”,因为如果把“为”作判断词,不容易解释为什么汉语中已有判断词“为”,指示代词“是”还要转为判断词而把“为”替换下来。
“因果性的判断句”(“族庖月更刀,折也”)是单句还是复句,目前有人说是单句,有人说是复句,有人回避;事实上,把这种句子译为现代汉语(“一般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这是因为他乱砍”),现代汉语语法学界对它的认识也不统一;当然,如果像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根本取消单复句的划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关于被动句,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里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被动式应用范围的广狭,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也随着时代的不而不同。
拿汉语和西洋语言来比较,汉语被动式的范围要小得多;拿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相比较,上古汉语的被动式的范围也小得多”;王力先生又说:“当我们讨论被动式的时候,指的是具有结构特点的被动式,而不是概念上的被动。
”这样,就存在一个“意念上的被动句”算不算被动句的问题。
我认为,为研究汉语语法史,排除“意念上的被动句”自然是可以的;但从读古书来说,既然“上古汉语的被动式的范围小得多”,那么也就是说,“现代汉语的被动式的范围大得多”,在这“小得多”与“大得多”之间的地方,必然有一个把隐性的被动化为现代汉语的显性被动的过程(“故不能推车而及”),所以,“系统”应该讲“意念上的被动句”。
省略作为古汉语句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多数教材把它放在语法里讲,也有少数教材把它放入修辞。
我认为,省略句是与完全句相对的,它除了表达简洁,并无特别的修辞意味,应归入语法。
“固定结构”的困难在于深入分析其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进一步指明它的句法作用,现行教材大多数只讲怎么理解,对语法分析则往往回避。
例如“我孰与..徐公美”、“如.太行、王屋何.”,这些句子在作全文语法分析时就无法回避了。
全文语法分析一、陈涉起义(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
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斩。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
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
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
或以为死,或以为亡。
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吴广以为然。
乃行卜。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
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曾鱼腹中。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
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卒皆夜警恐。
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
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
尉果笞广。
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
陈胜佐之,并杀两尉。
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
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
”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袒右,称大楚。
为坛而盟,祭以尉首。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攻大泽乡,收而攻蕲。
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斩以东。
攻金至、赞阝、苦、柘、谯,皆下之。
行收兵。
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
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
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
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