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专题】赵重睿：“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三个老邻居

【三体专题】赵重睿：“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三个老邻居小配角反映大舞台，小人物反映大时代。

——题记《地球往事》三部曲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领域内里程碑式的著作。

系列作品由《三体》中叶文洁文革时的经历娓娓道来，在《黑暗森林》中地球人与三体人的交锋中剑拔弩张，最终到《死神永生》对宇宙终极规律的探索走向高潮。

可以说，《三体》系列之所以使无数人深深震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科幻与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现实到未来，从人间到星空，从地球到宇宙，层层推进，堪称一部“宇宙史诗”。

《地球往事》从文革开始整个故事的叙述，引起了老一辈中国人的共鸣；穿插以北京的三个老邻居的生活形态，也引起了当代人的深思。

三体中三个老邻居苗福全、杨晋文、张援朝恰恰代表了当今人类社会最普遍的三种人，他们在巨大危机前的表现，正是现代社会人民大众的真实写照。

《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的小配角，反映了纷繁复杂中的社会舞台，小说社会中的小人物，反映了时代洪流下的人间百态。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他们的个人经历、行为性格，以及背后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全力解读北京的三个老邻居——张援朝、杨晋文、苗福全。

张援朝，一个退休的化工厂工人。

像无数个退休的产业工人一样，对他来说，儿子、儿媳妇工作稳定，孙子平安出世，自己有房养老，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对于国家大事，他本是不关心的，因为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只有在这样末日将至的巨大危机下，他才愕然发现，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和自己小生活的关系居然如此的密切。

然而，即便这种全人类的危机下，他关心的也是自己会不会断子绝孙。

与其说他是工人，不如说他是血管里流淌着农业文明宗族观念血液的传统中国人。

杨晋文，一个退休的中学教师。

和老张不同，他更注重过好自己的生活，颇以知识分子自视，每天收看新闻，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

对于人类的末日，一旦料定无力改变，他也并不担忧。

断子绝孙之类，他更不在意——他并没有张援朝那样传宗接代的观念。

对于身后事，他想要来个“宇宙葬”，这在安土重迁的其他人来看，是“知识分子的怪念头”。

[ 刘慈欣. 黑暗森林[M]. 重庆出版社, 2008年:219.]苗福全，山西煤老板。

这个名词似乎已经能脸谱化地揭示这样一个角色在公众语境中的定义：暴发户、学历平平、素质不高。

事实也几近如此。

不过，苗福全倒也直爽，有甚说甚，为人做事大方。

他认为，有钱就能摆平一切：包养一个和自己女儿年纪差不多大的川妹子；打算花钱买逃往基金。

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自卑和不满——总觉得身为教师的老杨瞧不起他，除了有钱外，苗福全和张援朝大体上别无二致——他们都想着延续香火，留个后。

如果在和平年代，三个老邻居也许能和平相处。

但是在人类危机面前，一个问题让他们陷入争执：如果能够逃亡，且逃亡的人数有限，究竟谁的后代才有资格踏上这艘“诺亚方舟”？苗福全认为，用钱买名额，天经地义，他的后代才有资格逃亡。

杨晋文则认为，精英后代才能够有资格逃亡——只有他们才能够延续人类的文明。

张援朝自然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

为此，他们不欢而散。

张援朝、苗福全、杨晋文似乎可以被符号化为三类人：平民、财主、知识分子。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政治学中讨论的恰恰就是类似的三类人。

平民、寡头（财阀）、贵族（有德行的精英）。

虽然苗福全没有富有到可以称之为寡头，杨晋文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精英，但是他们代表的三类人的大体关系是成立的。

逃亡的资格其实可以被看作一个稀缺资源。

如何分配这种资源体现了正义之所在。

正如在《政治学》中关于正义讨论——对政治司职的分配，人们对人身平等的意见相分歧。

这缘于他们都作为自身有关案件的判官，双方个别认识的正义观念，实则是局限的偏见。

[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1997. 商务印书馆, 1997 :136]类似苗福全的寡头之偏见在“资财”，认为在金钱财富上占优势的人在其他方面都应该优先。

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获得更多特权。

张援朝所代表的平民之偏见在“自由身份”，他们认为在这方面平等，那么在任何方面他们都是平等的。

面对逃亡的生存资格，每个人都有平等享有的权力。

理性分析，站在人类的整体立场上出发，如果人类真的向宇宙逃亡，科技精英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自然优于平民和金钱寡头。

只要有科技，人类文明就能免于在从头开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发展，也就更有可能在变幻莫测的茫茫宇宙中生存下来。

但是站在平民、寡头自身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能同意——显然这对他们个人的利益是有损害的。

正如城邦的目的——生活，是不能由平民和寡头自身达成的，人类的最终利益，他们是不关心的。

毕竟，普遍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乃是人之常情，传宗接代、保佑子孙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政治团体的存在不全为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

[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1997. 商务印书馆, 1997 :140]无关乎同等的自由身份，也无关乎门第的尊贵，财富的丰饶，对“美善的行为”做出贡献者，才具有优越的政治品德，应在城邦中享受较大的一份。

人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境地，谁能够更好地延续人类的历史，保存地球文明的火种，谁就为这种“美善的行为”做出更多的贡献。

那么他就有资格在末逃亡中获得一张宝贵的登船票。

这种逻辑下，科技精英似乎应该成为最优先登船的人。

然而现代民主中，现代传媒和大众社会的形成使得民主政体越来越趋近平民政体，在卢梭式的民主中，人民被推上神坛，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但正如“破壁者二号”所说，逃亡注定失败，原因在于人与人的斗争：谁走谁留涉及到人类的基本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在过去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现在终极灾难面前，就是一个陷阱，没有人能走出这个陷阱。

[ 刘慈欣. 黑暗森林[M]. 重庆出版社, 2008年:30.]这种价值观，既是平等。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逃亡，正如苗福全、张援朝和杨晋文（的后代）一样。

名额毕竟有限，既然大部分人逃不掉，那么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开放名额，造成的只有残酷血腥的相互厮杀，在三体人到来之前，人类就只剩一下累累白骨。

第三部中一次错误警报下的逃亡，似乎预言了可能发生的悲剧：为了快速逃离地面，人们在拥堵的路上直接起飞航天器，超高的温度将周围人化为焦炭。

第三部结尾的程心驾驶“光速曲率飞船”逃逸时，周围普通飞船的人大喊的就是“拦截它”“撞死它”——我不可活，那么你也不可活。

追本溯源，在17世纪的霍布斯那里，“人民”被个体化、原子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因此，人们从“能力的平等”出发，力求“目的的希望的平等”，往往陷入“人与人的战争”。

[ 霍布斯. 利维坦[M]黎思复, 黎廷弼. 商务印书馆, 1985年:94.]为此，第一自然律——寻求和平、信守和平、保全自我产生，催生使人们放弃与他人对等的一定权力的第二自然律。

[ 霍布斯. 利维坦[M]. 商务印书馆, 1985年:98.]虽然三个老邻居仍各执一词，老张和老苗甚至真的去买逃亡基金，两条自然律似乎还没有明显地发挥作用。

但联合国已经通过决议：宣布逃亡主义为非法，理由是逃亡主义“在人类社会内部造成的分裂和动荡”。

中国代表也宣称“坚守全人类拥有平等的生存权”这一共同准则。

在精英的头脑中，两条自然律引发的危害已经被预见了。

破壁者二号和杨晋文都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人权和平等深入人心，生存权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走与留之间，造成的只有对抗与毁灭。

在现实社会中，末日逃亡的极端事件短期内似乎不会成为现实，但是“张援朝们”、“苗福全们”和“杨晋文们”的冲突真实存在。

现代社会中的多数资源都是有限的，政治权利也不是均等的。

如何分配这些资源，谁应该获得权利更多地政治权利？平民阶层、富人阶层和精英阶层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例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平民阶层主张教育公平，每一个公民都有接受同等质量教育的权利。

然而这种资源是稀缺的，如果在市场配置下，那么拥有大购买力的富人就通过金钱获得相对较优质的教育。

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下，正如《国富论》中所说，购买力决定支配权，继而获得优先占有社会资源的权利以及广泛的政治权利。

类似张援朝的工薪阶层，也不自觉地被纳入这个购买力规则中——用尽毕生40万积蓄买子虚乌有的逃亡基金。

精英分子的心态，又与其他人不同。

他们有着超出一般人的见识，特有的优越感，特别是中国知识精英有着传统的士大夫情节，“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根源没有断。

最渴望的是能够施展拳脚的用武之地，以及普遍认可的名誉地位。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精英似乎丧失了原先的优越地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被边缘化，精英政治在平民政治的崛起中被削弱。

精英对于社会的积弊心知肚明，却又对大众文化下的诸多问题力不从心。

整个阶层中弥漫着一种时代的愤懑感和重担大任的迫切心态。

这造成了精英分子和平民、寡头之间的矛盾。

因此，《黑暗森林》中人类面临末日危机的场面可能不会出现，可是其所反映出的当代人类社会的问题确实不可忽视的。

张援朝、苗福全和杨晋文代表的三类人民形象，生动地反应了现实世界中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

不过，纵然有这些矛盾，亚当·斯密认为，人们都是在利己的情况下利他，即使劳资双方的矛盾没有改善，资本家、生产者、非生产的劳动者的利己趋向也会促进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商务印书馆, 1972:15.]资源的分配中，总有帕累托最优的情况出现。

因此，人类社会总是向着更富有、更发达的方向发展前进。

那么《黑暗森林》向我们提出一个个问题：如果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拿到逃亡船票与否的区别就是生与死的区别，这种资源分配中的帕累托最优还存不存在？三体世界宏观的叙事背景，让我们产生疑问，近代社会以来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形成，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还是特定历史环境变迁的衍生品。

近五百年来，由于生产力的提升，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张，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极大地丰富了，因为生存问题产生的矛盾逐渐缓解。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严格的等级制向更为平等的形态发展。

启蒙运动更让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这是建立在人类的生活水准持续提高的基础上的，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于和平的期望越来越高，自由、平等、人权的呼声渐响。

近代以来，人类再也没有遭遇过毁灭性的倒退。

而三体中，不论是“大低谷”还是澳大利亚之困，每个普通人都面临着生死考验；在蓝色空间号等几艘逃亡舰船上的人，因为为燃料有限，只能有一部分人活下来。

生存的名额总是有限的，生存权的平等和生存必需自愿的匮乏相矛盾，“一部分人死，或者所有人死”。

这时候，谁应该活下来？如果在这种极端状况下，人们只追求个人的利益，就势必丧失了人类文明延续的福祉，人人平等的观念是否还应该坚持？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尺度是否还能够保有？精英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平衡？谁最有资格获得生存的权利？这其中许多问题或许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牵扯到人之是否仍为人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