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与重构之间_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反思

新闻与传播研究第１３卷第２期

内容提要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以性别权力结构作为切入点，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展开批判。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传媒批评必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意识和批评指向，应该更多地对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这一视域予以关注，并在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开创对当代中国的传媒现实更具实用性和解释力的方法。学界对女性主义这一批判武器的自省要求我们必须对女性主义传媒批评本身加以进一步的反思。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在解构与建构的双向过程之中对于既有的知识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开放式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女性主义的兴起似乎是在进行着一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性别起义。［１］于是，当然地，作为生产话语权力和制造文化认同之主体的大众传媒即成为其关注和施力的主要阵地。当前，在传媒批评的多维图景中，异军突起的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具力量的一极。然而，基于对理论本身以及对某种话语优势的反思本能，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进一步地思考，作为理论武器的女性主义进行传媒批评的真实意义究竟何在？

一、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基本理路

学者潘知常认为，所谓传媒批评理论只是一种约定俗成，其毋宁被称为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２］这里，暂且抛开学界关于“传播研究”、“媒介研究”以及“传播学研究”之间所存差异的争论不提，笔者以为，以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来指代传媒批评或有不妥，因为传媒批评是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而存在的，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本身并无自觉的学科认同，女性主义只是其对大众传媒进行批判的理论武器之一。而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则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学科体系，其研究议题一般包括传播内容研究、传者研究和受众研究三部分，女性主义是对这三者进行研究的理论范式之一。当然，由于女性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批判性，从这一视角进行的媒介研究与女性主义传媒批评在表现形态上明显趋于一致，但是笔者以为，这并不能够成为将其等同的理由。在本文的语境中，女性主义传媒批评即专指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所展开的理论批判，而并不涉及对媒介受众之性别因素的专门探讨。

大众传媒是话语生产和斗争的场域，其最具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传媒批评所关注的即是女性在传媒话语中的身份以及地位问题。这一传媒批评类型超越了传统的批评模式，促使媒介研究开始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乃至性别歧视。它以性别权力结构作为切入点，致力于解构传媒话语的生成机制，揭示在男性宰制之下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出某种性别话语，并且以这种话语塑造出女性所谓的虚伪的“主体性”，从而得以进一步追寻女性失落的话语权力，真正恢复女性的主体意识。同时，从性别关系这一基本结构出发，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也在其理论建构中检验并评判了诸多大众传媒批评模式，并将应用于这些模式的方式方法——

—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法、后现代主义、阿尔都塞及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等——

—中的有效成分纳入自己的理论之中，形成了一种更开放、更分散的论述取向，从而将自己建构成为一种既能博采众长、又能切实解决种种媒介中的“性别”问题的理

颠覆与重构之间

——

—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反思

王波

论。

二、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两个视域

１９７８年出版的由美国学者盖尔・塔奇曼（Ｇ．Ｔｕｃｈｍａｎ）与他人共同编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在“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论文集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绘；二是媒介中工作的女性，这两个议题基本上规定了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两个视域。

１．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批判

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第一个视域是新闻报道、广告、肥皂剧和电视连续剧等各种传播媒介中所塑造和表现的女性形象，其进行批判所运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内容分析批评。［３］这一批评方法通过对传播媒介中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种种因素，如女性角色的种类、出现方式和出现频率所进行的统计与分析，致力于对女性在大众传媒中的映像做出一种定性的结论，即大众传媒以复杂和隐蔽的方式在其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分工中复制和强化着所谓的性别陈规（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其塑造和表现的女性形象不仅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复杂多样的女性世界，甚至充满了异化、偏见和扭曲。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这一视域主要建基于盖尔・塔奇曼的“反映假设”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大众传媒必须选择反映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将社会状况加以象征性的表现。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在表达某种“真实”的同时，也必然会掩盖某些“真实”，从而导致一种实质上的“象征性歼灭”。在这一“象征性歼灭”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所表现的性别成规再次确认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日渐明显的大众传媒“女性化”的趋势似乎成为对“象征性歼灭”的一种反动，因为女性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但是依照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分析理路，这一虚假表象的背后所掩蔽的仍然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

２．对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的批判

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第二个视域是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女性进入媒介行业的机会；（２）女性在媒介行业尤其是在媒介机构的决策管理层中所占人数的比例；（３）女性在媒介行业中所从事领域的分布状态。女性主义传媒批评之所以着力于这一视域，主要是为了对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领域中的性别关系的真实图谱加以描绘，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究在媒介中性别话语权力失衡的原因所在。在这一视域中，女性主义传媒批评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抽样调查。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各类媒介组织的抽样调查［４］普遍表明，虽然法律规定女性具有与男性相同的进入媒介行业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择人用人过程中，女性被区别对待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由此导致同等条件下女性进入媒介行业的机会减少；媒介从业人员的性别构成也因此而以男性为主，尤其在媒介机构的决策管理层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更是远远低于男性；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女性从事媒介行业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其在媒介行业中所处工作领域的分布状态却并未出现结构性变化，仍然更多地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相关联。当然，例外总是存在。近年来，在关于战争、足球等一些以男性气质为主导的传播题域中，女性记者不仅时露峥嵘甚至大放异彩。以对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进军韩日世界杯的亚洲十强赛的报道为例，足球女记者一度的盛世喧哗即已成为今日难以得见的独特风景。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令人艳羡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正是为女性主义传媒批评所指出的某些“真实”，即女性记者在这些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中，受到关注更多的并非是其“报道者”角色而只是其“女性”角色，其作为一名记者而理应拥有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实际上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５］

三、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反思

１．反思的理论进路：西美尔的“女性文化”论［６］

德国社会学古典大师西美尔思考女性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女性精神与文化形式的关系，在谈论“女性文化”时，他认为，具体的女性作品——

—像当今的女性研究喜欢发掘的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人文化成就——

—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性精神在某种文化形式所欲以延续的永恒意义中已经和能够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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