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失意人生的诗意生存(上)

试论陶渊明失意人生的诗意生存（上）开篇部分：引言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璀璨文学星河中，生活在从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政权这段时期的陶渊明，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一颗明星。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定论，是谁都无法加以否认的，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文赋，都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他以他的田园诗、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特立独行的人生抉择，以及他诗文中体现出来的孤寂和忧愤、真与善，脱颖而出，受到千百年之后后世越来越高的推崇和景仰。

然而，他又是不幸的，回溯往古，关于他的资料记载，堪称寥寥，以至于我们今天连他的姓名字号、生卒年月以及他的故里所在，都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服众的结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留给后人太多的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他的诗文对他进行一定的了解。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时静下心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从而获得一些启迪，意义是积极的。

第一部分：陶渊明悬念充斥的谜样人生一、平淡的生涯，纷繁的传记陶渊明的一生，只是平淡无奇的一生。

这里所谓的平淡无奇，是指他基本上没有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关注，从他的官职之低微，做官时间之短暂，交游兴趣之寡淡，以及他的农耕生活的落寞，都足以证明。

但是，他以他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特立独行的人生抉择，基于二者之上的诗文作品，反而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得以永远常青，跟岁月同辉。

陶渊明的一生平淡无奇，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人们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纷纷得出各自不同的考证结论。

这里只涉及他的名字和年岁两个方面：（一）谜样的名字朱自清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第二部分如是说：渊明名字，古今计有十说：一、潜字渊明《宋传》、《南传》（分别指《宋书·隐逸传》和《南史·隐逸传》，下同）及《莲社高贤传》主之，萧《传》（指萧统《陶渊明传》，下同）作或说。

二、渊明字元亮萧《传》主之，《宋传》作或说。

三、潜字元亮《晋传》（指《晋书·隐逸传》）主之。

四、“字深明，名元亮”《南传》或说，深即渊，避唐高祖讳改。

五、潜字渊明前所行，渊明字元亮后所更，盖以“自别于晋、宋之间”。

吴《谱》（指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下同）引叶梦得说。

六、渊明字元亮，一名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主之。

七、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吴《谱》主之，张縯从其说。

八、义熙中渊明字元亮，元嘉中潜字渊明明熊人霖主之。

九、渊明字元亮，小名潜梁《谱》（指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疑其如此。

十、潜字元亮，小名渊明古《谱》（指古直《陶靖节年谱》）引罗翽云君说。

前四者皆六朝及初唐人说。

沈约《宋书》之成（齐武帝永明五年，西四八七），上距渊明之卒（宋文帝元嘉三年，西四二七），才六十年，而即有或说，足见其事自始已为疑案。

大抵渊明门衰祚薄，其诗文又不甚为当时所重（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第六章），是以身没未几，名字已淆乱耳。

（二）谜样的年岁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写道：他死时年才五十余（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却早已“白发被两鬓”，可见他的身体衰弱。

在这个问题上，朱自清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只可姑存然疑而已。

”在中国文学史上，名字和年岁被后世得出如此之多的考证结果，相互间又各执己见的，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了，无法分辨这到底属于一件幸事还是一种悲哀。

此外，袁行霈先生近年又重申了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的主张，使通行的六十三岁之说又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

不过，这些同样无损于我们对陶渊明的文品与人品的推崇和景仰。

二、潦倒的生前虽然曾先后做过几任小官，但都官卑职微，无足轻重。

微薄的薪俸，对窘迫家境而言，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加上官场的污浊、性格的狷介，陶渊明选择了辞官为民、躬耕自给的生活道路，即便有时以乞讨为生，也义无反顾，不以为意，不曾后悔。

在精神生活的浅表层次上，他不乏彼此间深深关爱的亲人，不乏在一起畅谈稼穑的邻里知交，也不乏偶尔相聚在一起饮酒唱和的好友；在灵魂深处，他则是寂寞的，痛苦的，忧愤的，在“不求甚解”的阅读之中，他深刻感受到的是古圣先贤的美好节操，向往的是上古时候的太平盛世。

与古贤人的灵魂对话越多，他所处的时代带给他的痛苦也越多。

他无法找人述说心中无穷的哀伤，无法与人交流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认知，更无法变革所处的现实世界，于是寄情于诗文，探幽发微，倾情放牧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失意的一生，潦倒的一生。

陶渊明在刘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辞世，很多年以后，才遇到了一位隔世的“知音”——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奠定了他在后世的“热闹”与“辉煌”的文学地位，让人遗憾的是，这已经是诗人去世近百年之后的“后话”了。

三、有限的诗文，无穷的“解读”陶渊明说不上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所有的诗文，包括四言诗五言诗一百二十四首（《形影神并序》视作三首）、赋辞三篇、记传赞述五篇（《读史述九章并序》视作一篇），疏祭文四篇，从数量上讲，可以说十分有限。

可就在这极为“有限”的诗文中，后人的“解读”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这里先用一个有趣的例子作为代表：陶渊明山海经诗江州《陶靖节集》末载，宣和六年，临溪曾纮谓靖节《读三海经诗》，其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

”疑上下文义不贯，遂按《山海经》，有云：“刑天，兽名，口衔干戚而舞”，以此句为“刑天舞干戚”。

因笔画相近，五字皆讹。

岑穰、晁咏之抚掌称善。

余谓纮说固善，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

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

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

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何预干戚之猛耶？后见周紫芝《竹坡诗话》第一卷，复袭纮意以为己说，皆误矣。

上面的例子是仅就陶诗字面上的错讹而言的，至于从诗文的内容中对他的思想情趣的把握，南辕北辙的例子更是多多。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山谷论杜诗咏陶潜“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躁。

生子愚与贤，何其系怀抱。

”山谷云：“杜子美困穷于三蜀，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卿托之渊明以解嘲耳。

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

俗人不领便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余以为安得山谷将工部诗篇篇如此训释以成一集乎？在这个例子中，杜甫本来包含了调侃的意思，有人不解，黄山谷意图“解惑”，却又遭到了王直方的戏谑。

评陶渊明钟嵘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

对《桃花源记》，陌生的人大约不多。

我们具体以它为例，再作些介绍。

作为《桃花源诗》创作背景而存在的一个序，《桃花源记》地位可说不是十分重要，但由于它具备了完整的情节结构，描绘了一个令人十分向往的神奇“乐土”，千百年来反而脍炙人口，几乎取代了《桃花源诗》。

但古人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是很不一致的。

韩愈在其诗《桃源图》开篇就说：“神仙有无何茫茫，桃源之说诚荒唐。

……”苏轼则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

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时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

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明代罗其鼎在《陶渊明祠序》中，就对他们二人的看法进行了无情的讥讽：“诗中农桑、作息等语，志其风土淳茂，民俗古朴云尔。

记所载鸡黍饷客，自是田家风味。

此中光景‘不足为外人道也’，犹曰各不相为云尔。

曾有神仙两字，为来世口实否？韩、苏两君子，挟微言，醒惑俗，遂以渺茫荒唐目之，且借太守公迷路一段怪事，认作神仙公案。

‘莫须有’三字，宁足服天下众耶？余尝笑谓同人，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两君子读渊明记，亦未求甚解。

古人心眼，亦时有粗略不到处。

……谓秦人洞为平常人住，遂谓渊明记中事为荒唐幻说，此何异于井蛙之不可语于海，夏虫之不可语于冰也。

”明人张自烈也说：“东坡不悟《桃源记》，却从南阳青城觅蹊径，直是梦中说梦，至所云‘岂有神仙而杀者乎’，此又儿女痴语，渊明闻此必大笑，东坡不是解人。

”对桃花源存在的真实性，从事理上质疑的也有，明代黄廷鹄便说：“按桃源事入诗文自佳。

笃而论之，似先生所托尔。

其山川非绝徼外，何能隔绝人世，不被搜寻乎？其人宜多寿，而生育又繁，数顷田，何以常赡而无争乎？以釜甑爨，以铁耕，及麯蘖、俎豆、衣裳等，何以相续不绝乎？若非仙非魅，胡由得来？陶渊明为数不多的赋辞中有一篇《闲情赋》，历来争论不已。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专门提及，他说：“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

卒无讽者，何必摇其笔端。

惜哉，亡是可也。

”苏轼在《题文选》中则针锋相对地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在著述中第一位正面评价陶渊明的是钟嵘。

在其《诗品》中，他尽管只将陶渊明列为上中下三品中的中品，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他至少“发现”了陶渊明，为萧统提供了一个“赏识”陶渊明的机会。

第二部分：诗酒岁月稠——初探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一、陶渊明的为人陶渊明的人生是失意的，但逆境于他，更像是砾石，磨砺出了他伟大人格的灿烂光辉。

他的外在表现是平和的、冲淡的，尽管把古今风习进行对比，让他时时转侧难安，内心波澜起伏。

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了解到他的部分思想情趣和他对人生的一些思考。

（一）对于自己对于自己，诗人是较为关爱和珍惜的，不过更多的是体现在追求精神世界的闲静自适方面，而不是物质世界的功名利禄上。

年轻之时，他也曾有过勃勃雄心，“猛志逸四海”（《杂诗十二首》其五），但断续十余年的官场经历，乱世的黑暗使他心灰意冷，毅然决然地归隐了田园。

对后来家徒四壁的困顿生活，他是早已预料到的，但这不在他的介意范围之内。

他介意的是“道”，“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抱着有所作为和改善家庭经济处境的初衷踏入官场，屡屡失望而归，但他总是善于选择角度审视问题。

他把自己比作“羁鸟”、“池鱼”，把自己所处的官场看作是“尘网”、“樊笼”，“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五首》之二）心情何等的轻松而愉快！尽管生性从不张扬，诗人对自己的欣赏有时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从他的《拟古九首》之五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别惊鹤，下弦操孤鸾。

愿就留君住，从今至岁寒。

在诗中，诗人将自己一分为二，塑造了两个“我”：一个是本来的“真我”，是日子非常清贫，但泰然处之、健康快乐的“东方一士”；另一个是慕名求访的临时虚拟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