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至于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在西汉以前曾经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则是历史事实，到西汉汉武帝以后，才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地区了。青藏高原无疑也属于传统的游牧文化区。在历史上，藏族及其先民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尽管早在公元10世纪的吐蕃时期，当地的农业生产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青藏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始终十分缓慢，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一种“农牧分营”（注：农牧分营：指同一民族部分人口从事农耕经济，而另一部分人口从事畜牧业经济，它不同于半农半牧经济。）式的经济结构。因此，考虑到藏族早期历史情况，在总体上，青藏高原仍然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游牧文化区。
江氏所谓骑马民族和游牧民族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认为骑马民族是由早期的原始游牧民发展而来的欧亚内大陆的原始游牧民在从前四千年纪后半期开始的漫长的岁月里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东欧草原的空旷而单调的环境中一直和自己的畜群一块过着朴素孤独单一的和平生活
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历史杂谈]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我们所说的游牧文化区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历史文化概念，一方面考虑到了今天的实际情况，包括我国草原的分布、传统的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又特别考虑到了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 两大经济文化区系形成的文化因素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鲜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即认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或“生态环境”是产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时，却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客观的因素或非人为的因素，否则，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中有关人的因素，也就是人类“文化”方面的因素。
二、 关于历史上游牧文化区和农耕文化区界线的主要观点
从很早起，人们就对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有了初步的认识。当然，古人主要还是通过对不同时代游牧民族的认识，获得了一些文化区域方面的知识。在秦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区主要在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地带，其核心地区当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而处于黄河上游地区的今天的甘肃、青海和宁夏地区。从考古发掘来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就属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区域。但是，从古代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早期游牧民族的活动和分布来看，基本上属于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游牧经济区。目前的学术界对于历史上游牧文化区的划分，虽然并没有形成定论，但是，从有关的研究论著中，仍然能够发现各家观点的明显不同。
（四）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其《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中，也对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的分布做出了一些论述。江氏所谓“骑马民族”和“游牧民族”，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认为“骑马民族”是由早期的原始游牧民发展而来的，“欧亚内大陆的原始游牧民在从前四千年纪后半期开始的漫长的岁月里，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东欧草原的空旷而单调的环境中，一直和自己的畜群一块过着朴素、孤独、单一的和平生活。……但是，当进入前一千年纪的时候，这些原始游牧民突然变成了好战的骑马民族。”[4]另外，江氏所涉及的“骑马民族”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或不全面的，如书中所说：“活跃于欧亚内大陆的游牧系骑马民族，有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阿兰、番、阿维尔、哈塞尔等；中部则有塞、乌孙、康居；在东方，则有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部分还有丁零、鬲昆（坚昆）、
总之，不论就中国古代文化而言，还是现今我国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布格局，从总体到局部，都有“南农北牧”的特征。在总体上，农耕地区主要位于我国版图的南部，即今天的中原及其以南地区为农耕地区，而北部的黄土高原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则属于游牧地区。从局部而言，也有“南农北牧”的小区域，如在青藏高原，其南部的“一江两河”流域是主要的农耕地区，而西藏北部乃至青海省的许多地区，都属于整个青藏高原的游牧地区。又如，在广大的西域地区，南疆地区分布有较多的绿洲农业地区，农业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产业，而在北疆地区，则属于传统的游牧地区。
对于整个塔里木盆地而言，之所以将它纳入整个历史上的游牧文化区的理由，也有如下几点：一是事实上古代的塔里木盆地本身就分布有许多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人口，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的许多“邦国”或“属国”中，有的以农耕经济为主，被称为“居国”，有的则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则被称为“行国”。其中，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主要有“鄯善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其他如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德若、无雷、乌秅、捐毒、休循、若羌等。[6]同时，即使是那些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居国”，也大都农牧兼营，纯粹的农耕经济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是由当地的自然环境决定的。二是由于这一地区也是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频繁活动的舞台，不仅是游牧民族控制丝绸之路，获得东西方贸易之利的核心地带，也是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上激烈斗争中的避难所或缓冲区，许多历史上重要的游牧民族都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如回鹘等民族的西迁。三是因为西域南疆地区，在历史上除了阶段性的由中原农耕民族王朝统治外，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则主要由北疆的游牧民族来统治的，如汉代的匈奴对南疆及西域其他地区的统治、铁勒、突厥对南疆的统治、蒙古族对南疆的统治等等。也就是说，北方的游牧民族对南疆的影响较大。真正对西域实现统治的中原农耕民族王朝主要是两汉和唐朝，而在其他大部分时期内，以游牧民族的统治居多。
【关 Fra Baidu bibliotek 词】农耕与游牧/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类型
一、 中国文化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
在总体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文化或农业文化。但就自然环境而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因此，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宏观地说，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但是，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远古至今，这种文化界线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变化。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的分布面积越来越大，而游牧文化的分布区则日益缩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1.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大体上而言，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都是相对的寒冷期。寒冷期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传统游牧区域的南移，迫使游牧民族南下；而出现相对的温暖期时，如历史上的汉唐时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农耕区域的北移，促成了农耕民族纷纷北上开垦农田。2.历史上人类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对北部、西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移民实边”，主要是把农业人口移往西北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田，如军屯、民屯等，其中就会将牧场开垦为农田。例如，西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基本上是游牧民族的天然牧场，但是，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这里就逐渐被开发为农耕经济区了。这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农耕经济区向游牧经济区的推进和游牧经济区的逐渐缩小。另外，历代统治者，包括游牧民族的一些统治者在内，滥伐森林，大兴土木，在草原地带发展农耕经济等，都对历史上草原地带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无疑也是造成游牧经济地区不断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3.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片面地追求牲畜的数量或生产规模，使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过载放牧，造成了一些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失衡，从而导致草场的退化，草原面积因而减少。4.历史上自然的农牧界线反过来又不断强化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区别界线，使得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似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游牧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也永远是农耕民族。这样就产生了中原与周边，内地与边疆，蛮荒之地与礼仪之邦等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然，历史上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的范围的变化，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且也不是单纯某一个因素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上述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者：贺卫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4-19 1:40:33发布) 阅读1064次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存在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与农耕文化相对存在的文化系统。形成两大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因不仅是生态环境，还有中国古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中原为“中心”思想。从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西走廊、西域的天山以南地区即塔里木盆地等，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黄土高原应当属于游牧文化分布的一个历史区域。因为，第一，从中国历史很早起，这里就是一个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地区；第二，许多游牧民族都是从这一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这一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经常活动的地区，对于游牧民族具有比农耕民族更加重要的意义，占据或控制黄土高原对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政治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都注意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认为中国与西欧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制度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西欧封建时代，农业耕作方式是田草结合、农牧结合，而中国则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7]也就是说，中西农业文化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单一的种植业文化。种植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没有能够有效地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实际上的分离状态，二者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与斗争，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与这种经济类型间的分离状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上述两种经济类型间的有机的结合，我们认为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外，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是形成农牧分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项英杰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撰写了一部游牧文化的专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该书作为“世界文化丛书”之一，作者所说的游牧民族，主要是指“亚欧大草原”上的民族。而且，该书也主要“以塞种人、匈奴人、哥特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为代表来观察游牧文化的总体面貌，并显示各族牧民的独特身影。”[3]另外，在全书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游牧民族中，也都是一些人口较少、对历史影响不大的游牧民族，而没有涉及到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的有着一定规模农耕经济的游牧民族。
（二）林耀华在其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一书中，从经济文化类型学说的角度，对整个中国文化做了详细的划分，其中“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的分布范围是：“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段（云南中甸县）的广大地区内，基本上构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畜牧带。”[2]这一范围划分显然主要是从今天我国草原及草原畜牧业分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做出的结论。这种划分对今天各个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确实有许多好处，较多地 考虑到了游牧民族在今天共时性的空间分布。但却忽略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的历时性演变，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游牧文化分布的历史演变。例如，按照这一划分标准，历史上的黄土高原的许多地区、河西走廊、古代西域的天山以南地区、东北三省的许多地区等，都被排除在游牧民族传统的活动区域之外。这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上游牧民族分布或活动的实际情况。而且，按照上述划分方法，今天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维吾尔族及其文化，也将被视为是一种农耕文化（绿洲农耕），而实际上，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来研究维吾尔族文化显然并不全面，也不会深入。
（一）苏北海先生认为：“自古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蒙古高原直到中亚西亚，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1]游牧民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当然也就是游牧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单纯地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时，所说的“游牧民族”，实际上是狭义的游牧民族，即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而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游牧民族并不是都分布在蒙古高原一带。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或黄河上游的许多地区，都分布着众多的游牧民族，如秦汉时期及其以前的戎、氐、羌等游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