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国际关系

一、宗教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全球宗教复兴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众多全新的问题。宗教从不同方面影响乃至塑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状。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催生了新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或除经济、政治外的“第三种力量”。由于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文化渊源，它们在西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声誉”，能够对公众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具有政治动员能力对本国和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产生作用。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就往往扮演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

二是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和塑造。宗教的全球复兴却对现行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章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虽然一般认为跨国宗教的挑战目前主要表现为非西方宗教或文明对抗国际社会制度所建立在其上的西方信仰和价值观，或是挑战对国际制度的西方的世俗解释，但主要由西方各国政府、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国际公约构成的国际宗教人权制度，却对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形成制约。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宗教人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主权和历史传统发生矛盾，成为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和放大器。

三是对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影响。无论是恐怖袭击等非传统的国际冲突，还是以巴僵局、南斯拉夫内战等地区冲突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根源。由于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由宗教导致的持久憎恶感、对宗教圣地的争夺，以及政治边界与宗教边界的交错，都增加了宗教问题引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度与烈度。冷战结束以来“弱国强宗教”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这也使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失控和外溢，使宗教在世界范围更加政治化和公共化并更具对抗性

四是宗教日益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西方

尤其是美国外交决策圈对宗教问题空前关注，并且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角度对宗教问题上纲上线，鼓吹从“民主和平论”脱胎而来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要在“促进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建立积极关系”，并且把推进所谓宗教自由作为反恐利器。宗教自由问题已开始脱离美国政府的人权政策而成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议题。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宗教对国际关系是有一定关系的，宗教中的一些好的鼓励人约束人的教义，可以对人们避免发动残酷的战争有一点的影响。然而也是由于宗教中的一些教义冲突，宗教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根源，宗教纷争是国际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宗教纷争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我们要善于利用宗教，避免宗教对国际关系坏的方面的影响，把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引向好的方面，为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新的局面，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打造好的国际环境。

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我国学术界对亨廷顿的观点的反应是敏感而及时的，且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复杂的论争，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已大有从一个"敏感"的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势。对亨氏"文明冲突论"之价值评析，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

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忧虑。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二）我们必须重视文化及文明发展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加强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的影响力。（三）我们应当认识到文明和文化发展和强大的根基是经济、军事、国家的综合实力。应当从末来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考虑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有备无患地考虑到亨廷顿提出的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应当提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危机意识”。在国外，有一大批亨廷顿这类不断地为国家制作“问题”、“忧患”、“危机”等意识及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中国的新世纪宏大构想实现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抓住文明发展的机遇。不断发展东方文明，自省自重，团结一致，增强实力和活力，去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化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文化自觉在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过去一味封闭地崇尚“国粹”，而致力于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审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作出何种贡献，同时，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重新再认识。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重要方面：

（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

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仍在不断变化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既然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中国“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对“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前述《道德经》中论述的“惚恍”和“不存在而有”的宇宙观，与当今的混沌科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二）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

1、执两用中，一分为三。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对客体进行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思维方式与此全然不同。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