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的思想及其演变

第20卷第6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20　N o.6 2002年11月JOURNA L OF G UIZH OU UNI VERSITY(S ocial Science)N ov.2002

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哲学

关于科学划界的思想及其演变Ξ

朱　霖

(贵州大学哲学系,贵州贵阳550025)

摘　要:科学划界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首要而基本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其思想演变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逻辑实证

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二是从奎因、库恩经费耶阿本德到后现代主义;三是从拉卡托斯到科学实在

论者邦格等。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并未结束对科学划界问题的探讨,但却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

识。这种认识必将影响到21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

关键词:科学;非科学;划界;科学哲学;演变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2)06-0001-05

科学划界即是在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之间作出区别,以期呈示科学特有的品格和认知价值及社会实践价值。它是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讨论的首要而又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问题(波普尔甚至把它看成是康德以来认识论中比归纳问题更基本的中心问题),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规划21世纪的科学哲学也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非常快,流派众多,观点纷呈,单就科学划界而言,大致可分成如下几个阶段:一是从维以纳时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阶段不仅肯定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有分界,而且相信存在有客观明确的分界标准;二是从奎因、库恩经费耶阿本德到后现代主义,通过逐渐消解达到模糊和最终取消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三是从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到邦格的科学实在论,这阶段承认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用简单标准将两者加以区别,但仍肯定可以用多元综合标准对二者进行区分。

一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形成的第一个成熟形态是逻辑实证主义。它直接承袭了休谟以来的反形而上学传统,①ΞΞ针对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明确提出了“通

收稿日期:2002-06-24

作者简介:朱　霖(1958-),男,贵州人,贵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休谟的下述名言被后来的实证主义者看成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宣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38页。

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伪科学,如果任其发展会干扰、歪曲甚至束缚科学的发展。所以他们把清除形而上学、捍卫科学当作科学哲学的首要任务。认为休谟以来对形而上学的反对之所以收效甚微,关键是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1]即后来由弗雷格、罗素等人发展起来的逻辑分析方法。按此方法,真正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一类称为分析命题,即仅仅依据命题中各符号的定义就可判定其真伪的命题(如纯逻辑和数学命题);第二类称为综合(经验)命题,即其真伪要取决于经验检验的命题(它们还可根据其结构分成表示观察或知觉经验的基本命题和由基本命题复合而成的复合命题)。命题的意义归结为基本命题的意义,而基本命题的意义最终归结为观察等知觉经验(这即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和意义的还原论)。按此分析,形而上学之所以应该清除,并非是其错误(早期实证主义者),而是它根本没有认识意义,是一些伪命题。因此要清除它可能对科学带来的影响,就只能采用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去分析和阐明科学中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逻辑实证主义者明确提出用“可证实性”作为鉴别经验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①Ξ即除分析命题外,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是看命题能否被经验证实,凡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因而是科学的(将分界标准等同于意义标准)。

但是,科学命题(定律)都具有全称的形式,要证实它,哪怕只是逻辑上的可能证实,亦存在无法绕开的归纳问题。正是为了回避归纳问题,逻辑实证主义不得不改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即不得不放弃划分命题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而代之以“可检验性”或“可确证性”标准,[2]甚至用“概率确认”标准,力图通过降低经验意义的标准来克服在意义(因而划界)问题上证实理论所遇到的困难。然而这种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

首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划界思想进行批判的是波普尔。他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划界的“证实”或“确证”标准本身依赖于归纳问题的解决,然而对归纳问题休谟已经在逻辑上证明是不可解的,试图弱化它用“确证”代替“证实”,甚而退到“概率确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一切理论,包括最好的理论,都具有相同的概率,即零”[3]。他说如果将“证实”标准用于实际的科学划界就会发现,要么它太严了,会将几乎所有典型的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太宽了,可将诸如占星术一类的伪科学划为科学。[3]所以波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恰当的。他批判的第二方面是,将划界问题与意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3]他认为,形而上学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指导。在批判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用“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3]他认为,虽然人们不能用经验证实或确证理论,但却可以用经验来否证它。因为只需要有一个经验事实与被检验的理论发生矛盾就行了。而且一个科学理论即使已经受住了大量经验事实的严峻检验,也不能说它被证实或确证了,因为这种“证实”或“确证”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不能保证今后该理论能经受住更多的检验。所以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可否证性,而不是可“证实”或“确证”性。按照波普尔的这个标准,凡逻辑上有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如各门经验科学;反之凡逻辑上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就都是非科学的,如宗教、神话、占星术,包括形而上学和数学、逻辑学等等。

①该标准已经放弃了早期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所要求的经验的直接当下性可能带来的局限。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参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