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 阮旨遥深 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魏晋是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其文学创作因个人意识的觉醒而更多地表现为作者有意识的创作。阮籍，正是这一时期的觉醒者，他的《咏怀诗》，以八十首五言及十三首四言前无古人的组诗形式抒写怀抱。吟咏性情，启发了多少后来之士，关于阮《咏怀诗》前人多有赞美，如“《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但每逢诗家意欲探究其确切意旨时，又总感隐晦曲折。含蓄蕴藉，真如评家所言，“阮旨遥深”、“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反复零乱，兴寄无端”等等。本文旨在从阮诗创作艺术特色入手，分析“阮旨遥深”的形成原因与产生如此艺术效果的创作方式。

一

“知人论世

阮籍生活的正始时期，朝代酝酿着更替的巨变，及司马氏篡权之后，政治上极其严酷。传统的儒教一方面成为当权者借以“传家”的T具，另一方面变为杀人的武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同时，知识分子个性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鄙弃传统的束缚人性自由的儒家道德规范，拒绝与世俗社会合作，纷纷做出了种种退守自我的姿态。与陶渊明退避山林不同，阮籍从来都将自己置身于朝市之中，以最接近于权贵的生活方式而存活，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与当权者有着诸多瓜葛，受到庇护的同时威逼也最为深重。这样，福祸交至的莫大恐惧和进退难舍的两难生活使阮籍的生命形态，在一种极端压抑的环境中被扭曲，对此，我们可以在史书记载及其《咏怀诗》中求得证明。

司马氏曾求婚于籍，籍无有拖词。只能大醉六十日得免，阮的耽溺于饮酒，是其远灾避祸的保护伞，沉醉是其扭曲人格的外在表现，其内心何等清醒：籍见礼法之士以白眼对之，见任情之士则以青眼，但其另一个侧面却为“阮嗣宗口不论人过”欲加害阮籍的钟会“数以时事问之”。而籍绝口不臧否人物，“皆以酣醉获免”。爱憎分明的本质与任达放诞的性情，被委曲求全的苦心努力遮掩；籍作《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猛烈地抨击高官厚禄者的虚伪性、残酷性。他鄙视司马氏政权，以期求与无为“老”“庄”为伍，却又万般无奈地被卷入司马氏废除齐王芳的篡夺活动，封为关内侯，数月之后，才求为东平相。离开此是非之地，乞求高昂的清高雅韵与俯首低就世俗等而下之的污秽行为，如此矛盾地共存于阮籍的一身。以上种种前后不一的表现，向我们展示了阮籍复杂的性格中表与里的严重分裂。他的身上，表面的“伪”越大，内里的“真”也就越真切地为之痛苦，这种扭曲与分裂，最终不断地锻造了阮籍那颗痛苦不堪、伤痕累累、充满矛盾的心灵。

因为处境的艰难，他只能用隐蔽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于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及人生问题的思考。《咏怀诗》(三十一)这样写道“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挠。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诗中，阮籍为自己画出了一幅“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的自画像。生活在血雨腥风，机变百出的乱世，祸灾随时而至，在目睹当时名士如何晏、夏侯玄，尤其是好友稽康等被残酷诛杀后，明智保身的困惑与摒弃世俗的本性矛盾地在阮籍内心消长沉浮，在文学的表达方式上，他不得不选择含蓄、蕴藉、迂回、吞吐中渲泄自己

分明的爱憎和激烈的情感方式。他的《咏怀诗》，正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平生遭际折射于文学中真实而必然的反映。

二

阮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难解之迷。其难解放然与作者复杂的情感渊源有关。

在诗歌的品

客观物象经过作者思想感情化合、点

往往成为其托寓思想感情的工具，同时也使作品的抒发具有了含蓄、深刻的情感内质，故研究阮诗中意象的含义，为我们破译阮诗提供了重要方法。

著名学者袁行霈曾把意象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如地理、动物、植物等；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如建筑物、器物、服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民、冥界等。”通观阮《咏怀诗》，竟然发现这五类意象在阮诗中皆有运用，或皋兰野草，或出门临路，或挥袂抚琴，或仙人妃子，它们或独自成为具足的情感象征，或相近、相异、相反地组合成彼此关联的意象群，共同建构出复杂多变的语境内涵。如此繁多、复杂的意象交织在一起，使诗篇呈现出含蓄蕴藉的风格，并为诗歌作品的解读带来朦胧感和不确定性。

自然界类意象中飞鸟意象是阮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种类最复杂的意象，如象征高洁不群的贤士的“孤鸿号外野”、“孤鸟西北飞”、“云间有玄鹤”、“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等等，它们往往与象征乌合之众的在位小人的“朔鸟鸣北林”、“岂与鹁鹦游”、“鸟鸢作息害”并列使用，通过两种意象的强烈对比，充分表现了诗人超凡脱俗的情怀，以及不愿与流俗妥协的决心，但这仅仅是他思想感情和人生态度的一个侧面，阮籍还从庄子《逍遥游》中宁做大鹏的逍遥思想中看到反之亦然的东西。“宁做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鷽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在遁世避祸的路途中，与象征苟且偷安之人的黄雀齐飞，却不愿与象征高飞远举之士的黄鹄比翼堪为保身之策，在强大、严酷的现实面前，诗人宁愿退缩自守以换取人生安全，进退的思考取舍中洞见出作家其思想内层的矛盾性及脆弱性。

史书记载阮常任意出游，“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故在阮诗文中，社会生活类中“失路”与“登高”意象也成为阮诗中不断出现的象征。如“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开轩临四野，北望表山阿”，“失路”既是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中的迷路，又是形而上的人生之路的迷失，生活中的迷路带来茫然无措的困惑，而人生之路的迷失则因不可再得蕴含着悔之晚矣的巨大悲哀。“登高”之时，既可于祸患丛生的现实，暂作轻松的呼吸，又可于云间高处重新审视现实，或洞察现实的阴暗、混浊，或在审视的愁苦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生活在魏晋黑暗、衰乱的时代之中，人生充其量只是日暮途穷、无路可走，阮诗中屡屡再现的“登高”、“失路”意象，以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寄托了人生强大的孤独感、压迫感和幻灭感。这种个体的困惑，实在是现实无奈的注脚。

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曾对阮籍《咏怀诗》(其一)有过这样的评价：“起何彷徨，结何寥落，诗之致在意象而已。”此评可谓一语中的，阮诗委折深隐的形成的确与诗中意象的表达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