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研究的重要收获_读廖立先生的_岑嘉州诗笺注_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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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立先生是我大学时的老师,而且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之一。说影响大,并非他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恩惠或关照,而是说他的精神。从我所接触到的,一是他为人正直。上世纪40年代他在河南大学读书,正值胡宗南军队进入延安、国民党政府宣称不日就彻底消灭“共匪”的时候,他却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其人格之一斑。二是他治学严谨。我们刚上大一时,廖老师给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稍后又讲鲁迅研究专题,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他上课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轻松幽默。后来才听说他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先后开过八门课,其中还包括苏联文学。他的鲁迅研究讲义虽未出版,但是李何林先生似乎看过,认为有相当深度。
使我感触尤深的是,大约在大三的时候,廖先生准备发表一篇关于《狂人日记》的论文,召集若干师生开了一次讨论会。为了参加这次讨论会,我认真地翻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发言稿,在会上以少年的无知和无忌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而且恰和廖先生论文的观点相反。我发言以后,冷场了片刻,主持讨论会的教师刘济献(我的学兄,当时已留校任教)连说“不错”;廖先生不但没有批评我无知妄说,反微笑着说:“他也能自圆其说,能自圆其说。”这给我印象很深,足见他对学术问题的“勿固,勿我”精神。也许正是这一次的经历,埋下了我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种子。
正因为廖先生有如此大跨度的知识结构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调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主攻岑参,埋头几年,便取得了巨大成果——说“巨大”,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出版,2004,列入国学基本丛书),上、下两册,近六十万字,完全可以列为岑参研究的巨著!《岑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0),《岑参事迹著作考》(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两书,可以称为《笺注》的两翼。这三本书对岑参研究、以至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共同构成了当代岑参研究的一个重镇,受到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好评。有的学者称《笺注》一书是世纪之交我国岑参作品整理的最大成果(史国强《近十年岑参研究综述》,《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9.1)。可以想见,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研究唐代文学的“华丽转身”,在于他早年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一直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
廖先生这三部书出版时,都曾签名赠给朋友,也包括几个像我这类的学生。惭愧的是,我对于岑参研究完全外行,所以接受了廖先生的赠书之后,并不能认真研读,更无法将其成就与古今研究者进行比较,只能将自己阅读中的点滴直感写下来,以回答廖先生的厚意。
披读廖先生的岑参研究著作,使我感触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一、求真的精神
岑参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期间研究其生平和诗文著作者不计其数。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战乱对史料的毁灭,在岑参研究方面还是留下了许多空白或者异说。对这些历史公案,一般研究者可能沿袭旧说,或者罗列异闻;而一些心气浮躁的研究者更会凭空臆说,“标新立异”。廖先生却不同。读他的书,你会惊异于他不仅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进一步沉潜于浩繁的典籍史料,爬梳考证,从唐代的政治变迁、军事外交、社会风尚、典章制度、掌故名物、文人交往等等方面确定岑参的生活环境、人生际遇、创作心态。更可贵的是,对于某些旧说,他并不像一般研究者满足于案头的功夫,还要不辞辛苦地走出去,沿着岑参的足迹亲自作“田野考察”,从而纠正了前人的错讹,澄清了一些聚讼多年
岑参研究的重要收获
——读廖立先生的《岑嘉州诗笺注》及其他
文/贾玉民
在世纪之交,廖立先生陆续推出了《岑参评传》、《岑参事迹著作考》、《岑嘉州诗笺注》
等著作,对岑参研究、以至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廖立先生的岑参
研究,既发扬了国学研究的传统学风,又以社会学、历史学、美学等新的理论诠释,表现
出了鲜明的特点在:求真的精神,历史的高度,审美的境界。
的分歧、矛盾。
比如,唐人有一首《南溪别业》五
言律诗,抒写隐居南溪一带山中的生
活,原署蒋冽,而到宋代周弼《三体唐
诗》却开始署岑参,《全唐诗》从之,但
仍并见蒋冽集。古代学者之所以将此诗
列入岑参作品,大约是根据《水经注》
和一些地方志记载,少室山南麓有一南
溪,为颍水左源,而岑参青年时曾先后
隐居于太室和少室山,留有一首五言古
诗《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也是抒发隐居少室山中的情感。“南溪
别业”和“少室居止”方位都在少室山
南麓,研究者也就将两者当做一回事,
将《南溪别业》一诗算作岑参之作了。
一直到现当代,像闻一多的《岑嘉州系
年考证》,近年出版的《高适岑参诗选
译》(谢楚发译注)、《岑参集校注》(陈
铁民、侯忠义校注)、《高适岑参诗选》(吴相洲选注)等,都沿袭此说。其实这样的论断,是失于认真考察的。闻一多之所以断定“南溪别业”即“少室居止”,认为《还少室居止》诗中的“火点伊阳村” 的“伊阳”是唐朝时的“伊阳县”,其主要根据是地图:“按舆图,少室距登封(嵩阳)与其距伊阳道里略相等,故自此凭眺,东望嵩角,则暮烟深处,时闻远钟,南瞻伊阳,则数星村火,隐约可辨。”然而他只看地图得出的结论却是靠不住的。
廖先生则不然,他通过细读《南溪别业》与《还少室居止》,发现二诗所描写的四近景物是有很大差异的。经过他自己在少室山区爬山涉水实地观察,根据《南溪别业》所写 “结宇依青障,开轩对翠畴。树交花两色,溪合水重流”的景观,认为“南溪别业”只能在少室南溪的上游,揆度地势,当在牛家河村与三王村之间某处。然而,从这里要向南远眺“伊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
“唐伊阳县在今嵩县西南,其东北尚有陆浑县,再北又有伊阙县,再东又有颍阳县,再东才是少室山。少室距伊阳
二百余里,中隔三县,不要说看不见伊阳县村舍灯火,就是
大片山火也难得看见。再者,颍水西南有东西长百余里之
耿山横亘,山高近千米,距少室仅三十余里。居于少室山下
低处,遥望南天,青山逶迤,此外一无所见。伊阳境内之山
尽被遮没,更何言什么村火?”
所以,廖先生认定,“南溪别业”与“少室居止”并非同一处,能从少室山区远眺的“伊阳”也不是指唐朝的“伊阳县”,而应是少室山之西的伊河支流狂水(今名白降河)以北之地。“狂水源出今登封县君召乡北山下之陈家沟村,南流经黄城、陈家窑、君召、胥店等地之东,再折而向西,流经颍阳乡(唐颍阳县,实不临颍水)之南,纳南北两山间众多小水流,向西流至伊川,入
于伊河。君召、颍阳均在狂水之北,居伊
水支流之阳,诗称伊阳,当因此故。……”
“别业”若在南溪沿岸,则无论在下
游还是上游,均不能望见君召乡一带灯
火。因为南溪与狂水之间均有高山阻挡。
廖先生实地考察认为:住在少室南原的
人要想看到伊河支流狂水一带的村舍灯
火,只有于少室山南麓挡阳山南冈上“凭
眺”方可。此冈自挡阳山而南为颍水中源
与狂水分水岭,全较平坦,低于挡阳山南
冈约二百米,站在此冈向西“凭眺”,不
仅可见狂水之阳君召乡以东村舍,且可
见其以南、以西。所以岑参诗言“火点伊
阳村”并非想象,堪称写实。
而今此挡阳山南冈下有“栗树扒、陈
家窑二村,有小水泉溢流而南,绿树扶
疏,鸡犬相闻。两村西冈之上,北对挡阳
山,西望十里外君召乡附近村庄,历历可辨。岑参之‘少室居止’须在此一带,方可有‘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之句。
至于“嵩角钟”声,现在虽然不能断定唐时其地有何寺庙,但在栗树扒村东北十余里,有一清凉寺,建于五代时,其先或有唐寺旧址。十里之遥,有山谷回响,钟声也可隐约得闻。或者挡阳山东侧唐时原有寺院,则距栗树扒甚近。
经过如此精细的“田野调查”,联系唐代史料,廖先生不仅使我们如真实地置身于岑参当年活动的环境,领略他隐居于少室山水的心境,且可认定“南溪别业”与“少室居止”并非一处,《南溪别业》一诗并非岑参之作。廖先生将这考察结论凝结入《岑嘉州诗笺注》中,他直接将《南溪别业》列入附录二“窜入诗及误署诗”,并加以说明。
廖先生不仅于内地之少室山亲自观察体验,还步岑参足迹远赴其边塞诗作的主要背景地——甘肃、新疆实地考察,走遍了天山南北,以考察所得与历史文献互相参照,对岑参诗中的地名、风物一一辨析。因而,廖先生的这些判断,虽不能肯定地说是对聚讼多年的岑诗公案的最后结论,但是他这种坚坚实实探索求真的治学精神,却是体现了我国历代学问家的优良传统。
二、历史的高度
岑参诗歌最具特色的是其边塞诗。这些诗歌多描写唐朝西部边境地区环境的壮丽与严酷,将士作战的英勇与功勋。但是,在同时期的诗人杜甫笔下一些战争却被写得凄凄惨惨,如著名的《兵车行》就批评唐朝当权者穷兵黩武,后来司马光也持此态度。
唐朝进行的这些边塞战争,今天看来有的属于和邻国的战争,有的属于我国境内各民族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战争。因此,研究岑参的边塞诗,
就不能回避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