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弃疾词中的竹意象

论辛弃疾词中的竹意象论辛弃疾词中的竹意象前言辛弃疾生于1140年，卒于1207年。

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他一生力主抗金。

因此其词多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另外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社其词作的最大特色。

辛词在宋词乃至整个词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拥有最深远的影响。

[1]一、古典文学中竹意象简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竹作为自然物以其特有的“中空外直，挺拔秀丽，凌霜傲雪，翠色长存”的客观形貌和风姿品性，占据了古代文人审美视野及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位置，在历代诗人词家的主观情感中，被文人阶层的雅文化所认同、传播，赋予了多种多样的象征意味。

竹意象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意象之一，它集中代表着中国文人尤其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精神，因而在古典文学中，它常被用来表现文人的情感寄托和价值取向。

白居易《养竹记》中将竹性概括为“性直”、“本固”、“心空”、“节贞”，这就与文人所崇尚的“高直”、“忠义”、“虚心”、“抱节”的群体伦理观联系起来。

一方面，由于竹子具有“高直”、“本固”的特点，因而竹意象突出表现了文人那种伟岸高拔、清尚不变的气节和仪态风范。

如刘孝先的《赋竹》云：“竹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

”[2]高直代表着性格的刚毅、骨气的坚贞和志向的远大。

另一方面，宋代的文人注重个人道德涵养，因此，他们对于竹的这种“心空、节贞”的品格也就更加推崇。

如黄庭坚非常爱竹，他在《画墨竹赞》中云：“人有岁寒心，乃有岁寒节。

何能貌不枯，虚心听霜雪。

”[3]坚守节操，无论贫贵，都能泰然处之，这是竹的个性，也是文人酷爱竹的原因。

再有，竹子有“疏萧”、“不俗”的特性，因此他也常被文人用来寄托自己出尘脱俗的审美理想。

如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4]幽静繁密的竹林，和诗人高雅闲适、怡然自得的自我形象融为一体，衬托出王维淡泊、恬静的心态。

而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5]由此可见，竹子已经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植竹、赏竹、咏竹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宋代文人的一种人格精神的折射。

一、稼轩词中竹意象分析“稼轩词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意象的大量运用，如稼轩词中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意象，如刀、枪、弓、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

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接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

”[6]然而，浏览辛词，我们不难发现辛词中也有着大量的自然意象，如：松、竹、梅、兰等。

品读这些词，其自然意象有着鲜明的人文色彩和象征意味，与辛弃疾的人格交相呼应，集中体现了辛弃疾高洁、坚贞的个性特征。

（一）报效国家的情感寄托辛弃疾思想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其鲜明的爱国思想。

和陆游一样，他是南渡后坚决主张北伐恢复的代表人物。

他的爱国思想具体体现在其《美芹十论》之中，例如他主张“藏战于守”，“寓胜于战”〔《美芹十论·察今》〕，并大胆指出：“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其一》〕辛弃疾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并也从事于诗文歌词创作活动的年代，是从公元一一六一到一二〇七这四十六年，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南方的汉族人民与其文化如何得免于女真铁骑的蹂躏、摧残乃至毁灭，以及北方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贵族的压榨奴役之下逃脱出来的问题。

[7]在这一时期内，辛弃疾作为一个有着浓烈的报国之心的青年，他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实践着自己的爱国之理想。

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无数爱国佳作，抒发了自己深切的爱国之情。

如《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留守致道）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

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

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

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

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

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这首词，大约作于辛弃疾三十岁时，当时他在建康府任通判。

通观此词，词的上阙，辛弃疾用粗重的笔墨勾勒了登亭所见之景，也细致地描绘了“斜阳”、“归鸟”“晚风”，这些景物触发了其留守的现实，意识到所面临的危机，让自己深深陷入了浓烈的悲凉之感中。

“一声谁喷霜竹”一句，让词自然而然地过渡，拓开了整首词的意境。

这一句，辛弃疾化用了黄庭坚《念奴娇》：“孙朗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8]一声响亮的笛声，将作者从悲凉之感中拉出来，词的下阙，辛弃疾感念古人故事，更对现在和未来寄予了深切的希望。

然而，现实是残忍的，“宝镜难寻，碧云将暮”，作者那种炽热的报国之情与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矛盾冲突，愈发凸显了辛弃疾爱国的赤子之心。

又如《浪淘沙》（赋虞美人草）：不肯过江东。

玉帐匆匆。

至今草木忆英雄。

唱著虞兮当日曲，便舞春风。

儿女此情同。

往事朦胧。

湘娥竹上泪痕浓。

舜盖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

人说草木有自己单纯的美丽，何必将人情强加与它们。

但虞美人本来不是草，是美人。

不明白的是女子都未免有轮回，缅怀千年。

虞美人草，湘妃竹。

英雄的故事都斩截，他们的故事都完了，她们才走到舞台中心。

一生的爱是不够的，生命，来生，永世。

斩截的辛弃疾写这两首温柔的词，并不是气质不类。

为他识得了这精诚苦，这花何妨说是他的花？细品，其中隐约流露出辛弃疾理想落空的失落和谁能解我心懂我意的隐衷。

虞美人是辛弃疾自我形象的投射，带出作者怀才不遇之憾与无人能解的生命慨叹。

这类词作是和他的爱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词人爱国之情的另一种表现。

（二）超凡脱俗的人格追求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家文化重政务实与文人入世观念的执着，使文学作品往往作为主体现实遭遇中出处进退的晴雨表。

在专制制度下，当文人自我追求无法实现时，他们往往“外求不得反求诸身”，以“内圣”自高，追求个体节操的伦理价值。

[9]辛弃疾一生经历三起三落，那种希望与失望的落差感强烈的刺激了他。

因而，稼轩词中多通过竹意象来寄予自己超尘脱俗的人格追求。

如《点绛唇》（身后功名）：身后功名，古来不换生前醉。

青鞋自喜，不踏长安市。

竹外僧归，路指霜钟寺。

孤鸿起。

丹青手里。

剪破松江水。

这首词集中体现了辛弃疾傲视权贵的思想。

词上片主要表达自己不汲汲于功名富贵，洁身自好的追求，而下篇通过写自己的交游，“竹外僧归”，与僧人交友，并且僧人居住在具有幽静的竹林之外，更加衬托出自己超尘绝俗的品质。

又如《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本篇写于作者人生的罢居带湖时期。

词的上片描写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

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

下两句“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

这里借延伸入云的葱茏松竹，表现其居处的清净无尘，同时也意在表明自己脱俗的人生理想。

此外，还有“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饭饱对花竹，可是便忘忧”〔《水调歌头》〕，“静扫瓢泉竹树阴，且恁随缘过。

”〔《卜算子》〕，这些词句都托物言志，意在表明自己高洁、出世的人生理想。

（三）沉郁不平之气的抒发稼轩词中的竹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既有保持高节、清介不俗的一方面，同时又有稼轩沉郁悲怆的个性特征。

辛弃疾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同时又寓以竹意象新的内涵，借竹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惆怅，寄予竹意象一种沉郁不平之气。

如《卜算子》(寻春作)：修竹翠罗寒，迟日江山暮。

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知无数。

只共梅花语，懒逐游丝去。

著意寻春不肯香，香在无寻处。

词表面写日暮时分，一个孤独的佳人，独倚修竹，这时候修竹已经成为孤独、寂寞的象征，这里辛弃疾借佳人寄托自己“幽约怨悱”的痛苦的心思。

又如《水调歌头》(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因再和之)：寄我五云字，恰向酒边来。

东风过尽归雁，不见客星回。

闻道琐窗风月，更著诗翁杖屦，合作雪堂猜。

岁旱莫留客，霖雨要渠来。

短檠灯，长剑铗，欲生苔。

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

多病关心药裹，小摘亲鉏菜甲，老子正须哀。

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

此篇属于一篇唱和之作，但是与他其它的唱和之作不同，在文中，辛弃疾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于老友的殷勤盼望之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下片表达了自己的壮志难酬、忧谗畏讥的忧愤寂寞的心情。

[10]文章的最后，“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载”，特写自己当春逢春雨，而思栽竹，看似词人的自我解脱，更重要是托竹表明自己无法实现自己抱负的沉郁心情，政治上的失意，只有借思栽竹，聊以自我排遣。

辛弃疾的一生是机遇、希望与失望、惆怅交织的一生，是“愁”的一生，他的愁积压而成为一种沉郁不平之气，他把压抑在心里的愁写出来或暗示出来，作为一种心灵上的排遣，心灵上的净化，心灵上的自我安慰。

他的愁是一种公愁，是为国家而愁，为民族而愁，为壮志难申而愁，曲折地表达出他深挚的爱国情怀。

三、超凡脱俗与沉郁不平的矛盾透过竹意象，我们领略了辛词豪放悲壮的主导风格。

豪放，是因为词人具有炽烈的爱国激情；悲壮，是因为词中所反映的时代是悲剧时代，词人的思想性格中有孤凄沉郁之情与超凡脱俗之情的矛盾冲突。

这种矛盾冲突是有文化源头的。

一方面，源于词人身上所承载的道德文化。

辛弃疾具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所造就的人格。

首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对金朝统治者的痛恨，是构成他人格的基础。

他秉承祖训，未敢忘忧国，将抗金收复河山、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

有功于民族、有功于人民的思想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

《满江红》( 鹏翼垂空)中的“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尽抒自己补天之志；《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中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已将爱国之情幻化为梦。

这些传统文化造就了他的人格，他的理性思维。

其次，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他百折不挠、高洁傲岸精神的源泉。

他兼善军政，具有儒家的仁爱之心，还具有道家的得道忘言、无为，都是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果的继承和创造。

他屡遭迁调仍矢志不渝，这就是源于他骨子里潜存的那股刚毅豪迈之气。

他在中晚期归隐之时的词作中大量运用《庄子》典故，表现了超逸脱俗之情。

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统计，共用典105次，用典之词68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