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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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克福 学派形成 了 自身 归约和单一化 的文化批 判路径 。 法兰克福学派从 2 0 世纪 3 O 一5 0年代发展 了文化产业 的研究模型 ,但此后 由于种种原 因就再 没有发展 、更
新 自己的文化研究 。
伯 明翰 学派代表人物如 雷蒙德 ・ 威廉斯 、伊格 尔顿 、 霍 尔 、霍加特等人 ,继 承 了英 国本土 “ 甜美 的文化”
第 2 9卷
第 5 期
天 中 学 刊
J o u r n a l o f T i a n z h o n g
、 , 0l _ 2 9 N O.5
0c t . 2 Ol 4
2 0 1 4年 1 0月
法 兰克福学派与伯 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 比较研究
杨 兰
(东莞 职业技 术 学 院 ,广 东 东莞 5 2 3 8 0 8 )


怀 旧的精英情怀 与革命 的大众文化观念
和低俗 大众 文化之间 的高低级别 之分 ,把那些被法 兰
克福学 派文化研究剔除在文 化之外的 电影 、电视 和流 的社会 学性质更加浓厚 。
法 兰克 福 学派 的 许多 成员 往 往通 过 对各 种 现代 行音乐 等重新确定为文 化的类 型和风格 ,使文化研 究 主义高雅 艺术 的怀 旧、依恋来 审视大众文化 ,这种 特 殊 的文化 倾向意味着 ,他们轻视 工人阶级 的通俗文 化 及其 阐释活动 ,在大众文 化问题 上表现 出一种文 化悲 法兰克福学 派对大众 文化 的批判态度 ,源于他们 的 “ 文化怀 旧”和精英 情结 。在法兰克福 学派看来 , “ 文化工业 ”生产 出来 的大众文化构成 了对 高雅文化
会带来 巨大 的经 济 回报 ,这是大众文 化挤 占高雅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观念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观念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观念比较研究高源;陈雪;李雪韵【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均奉献了各自独特的理论视角,在大众文化研究史上举足轻重.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控制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霍加特对大众文化持平衡"怀旧"与"现实"的原则;而霍尔认为受众可以能动的选择大众文化.因此产生了反对、中立、支持的三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三种观点,是因为阿多诺、霍加特、霍尔分别对大众文化观念在内涵理解、产生基础、研究方法和受众观上存在差异,比较分析其差异有利于文化研究理论的批判或创新,对目前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期刊名称】《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0)004【总页数】6页(P54-59)【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阿多诺;霍加特;霍尔;大众文化【作者】高源;陈雪;李雪韵【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032;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032;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0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04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在西方文化研究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前者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后者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先河。

当下国内学界单独对法兰克福学派或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较为普遍,但对二者大众文化的比较研究略显单一,尤其是从人物观点的视角出发进行比较研究的极少。

20世纪中叶,自美国大众文化风靡世界各地以来,文化研究一直处于社会研究的前列位置,但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远比其实际发展落后。

本文从各学派代表人物出发,比较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分别对大众文化观念的理解,秉持两种分析社会表象的视角,寻找适合大众文化与社会相辅相成的发展道路,为大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些许理论思考。

一、规模化商品与日常生活文化的概念广泛而富有深意,其多样性不言而喻,因此不应说文化是什么,而是要问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时要去做什么。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

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

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

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

[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

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

”[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

“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

文化研究概说

文化研究概说

斯图亚特·霍尔是出生在牙买加的非洲黑 人后裔,英国战后的第一代移民。他是著名 杂志《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任主编,1966年 加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三年后 正式接替霍加特,成为中心的第二任主任。 在他十数年的主政时期,伯明翰中心的理论 基础和广泛影响,用登峰造极一语来形容, 也不为过分。
同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 体现人文关怀,后来叫做 文化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不同, 霍尔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化研究 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转向。 自此以还, 结构主义和流行媒体研究, 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阵地。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以及葛兰西的 霸权理论,都是最终在霍尔 督阵下,确定它们在文化研究中 举足轻重的理论地位。 由此欧洲大陆理论 得以全面登陆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
这意味着文化将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 的专利。威廉斯承认利维斯称许多“传统中最精致、 最容易毁灭的部分”都包含在文学与语言之中,是 言之成理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历史、建筑、 绘画、音乐、哲学、神学、政治和社会理论、物理 和自然科学,以及人类学。同样还可以借鉴以其他 方式记录下来的经验如习惯、礼仪、风俗和家族回 忆等等。 威廉斯甚至愿意承认文学具有特殊重要性,但 问题在于,让文学的批评来独自承担个人和社会经 验的全部责任,它承担得起吗?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思想 是中心的灵魂。威廉斯本人写过小说和剧本, 在剑桥大学他的教职,也是戏剧教授。他的 文学批评可以发现利维斯的影子,然而旨趣 终而是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分道扬镳。威廉 斯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化与社 会》和《漫长的革命》。这两本书毋庸置疑 是早期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所在。 威廉斯的文化思想,其纲领一言以蔽之: 文化是普通平凡的(culture is ordinary)。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单向度倾向与二元对立格局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例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单向度倾向与二元对立格局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例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单向度倾向与二元对立格局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例王晓岗【摘要】The opinion on the theory of mass culture stud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Birmingham School.The former holds that mass culture is a commercial, consumer and mass production culture, which is not aesthetic value and profound thinking, and it is a cultural industry.The latter holds that the mass culture is truly able to expr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culture and the public's own rational spirit to promote.The current popular culture forms the normal development trend.The British Birmingham School and Frankfurt School of German popular culture research show a clear one-way tendency and duality of the opposition structure, likely to cause theorists to understand the plight of popular culture.Therefore, it is a prerequisite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the mass cultur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one-dimensional tendency and the dualistic structure of the popular culture theory.%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截然相反.前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性、消费性、批量生产的文化,不具有审美价值和深刻思想,是一种文化工业;后者认为大众文化是真正能够表现大众特征的文化,大众自身的理性精神促使当前的大众文化形成正常发展趋势.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这种现象容易造成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理解的困境.因此,改变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当中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大众文化的前提.【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16)004【总页数】5页(P72-76)【关键词】大众文化理论;单向度倾向;二元对立格局;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作者】王晓岗【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 12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0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一种囊括一切的世界性文化潮流。

伯明翰学派的主要观点

伯明翰学派的主要观点

3、拉扎斯菲尔德 美国社会学家,以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
学研究所为基地,成为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的 创立者。研究范围从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扩 展到对政治影响的研究。
《人民的选择》
《传播研究》
《个人的影响力: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
传播学发展中的关键性的人物 四大先驱
社会学家 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
• 经典著作选读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加】麦克卢 汉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
《媒介事件》,【美】戴杨、卡茨著,北京广播 学院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作为话语的新闻》,【荷】凡迪克著,华夏出 版社2003年中文版
• 批判学派选读
《哈贝马斯论交往》,陈学明、吴松、远东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为数不多的译本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大陆传播学寂寥的夜空。
日益规范的各届研讨会
1982年,在社科院新闻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参加人数和提 交论文都非常少。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后来的传 播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16字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会议还将开展传播学教育、研究提到议事日程,对后来一系列相关工作的开展 起到了动员和组织作用。
二、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
➢ 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 、 “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自身的特点。“信 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等一系列 概念的引入,给新闻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新 闻”→“新闻传播学”;
➢ 对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 ➢ 促使实现由传者向受者本位的艰难转变(受众理论影响);
受众分析、效果分析
(四)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

传播学理论第十五讲大众文化的是与非测试题与答案

传播学理论第十五讲大众文化的是与非测试题与答案

流传学理论第十五讲大众文化的是与非测试题与答案总计: 3 大题, 46 小题,共 100 分答题时间 :120 一、单项选择题(该大题共20小题,每题分。

)1.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情况,态度比较()。

A.消极B.乐观C.中立D.无所谓2.“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谁提出的?()A.阿尔都塞B.葛兰西C.卢卡奇D.齐泽克3.()创始了受众研究的传统。

A.霍尔B.阿多诺C.霍加特D.威廉斯4.“美国大众流传内容系统的三个范围”是谁提出的?()A.德弗勒B.德勒兹C.德加D.德约科维奇5.“刻板印象”的看法是谁提出的?()A.李普曼B.李维斯C.李幼蒸D.李泽厚6.《今夜八零后》这个电视节目属于哪一个种类?()A.脱口秀B.真人秀C.歌唱竞赛节目D.知识问答节目7.“受众的三种解读方式”是谁提出的?()A .斯图亚特·霍尔B.大卫·莫利C.洪美恩D.约翰·费斯克8.批评学派以()为中心。

A.美国B.西欧C.东亚D.中亚9.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指称()。

A.流行文化B.平常文化C.大众文化D.商业文化10.以下()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理论。

A.编码与解码B.文化工业C.两重花费D.抗争式解读11.从种类上来说,以下哪本杂志与《ELLE 》最为近似?()A.《芭莎》B.《周刊少年 Jump》C.《经济学人》D.《家与庭院》12.文化研究学派发源于英国,以1964 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为核心。

A.今世文化研究中心D.东西方研究中心13.“单向度的人”是谁提出的?()A.马尔库塞14.大众媒介的“两重经济”理论是谁提出的?()A.德赛都B.德勒兹C.德弗勒D.德·索拉·普尔15.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洪美恩(Ien Ang)对肥皂剧()进行的民族志研究。

A.《达拉斯》B.《浪漫满屋》C.《步步惊心》D.《盼望》16.“霸权”(hegemony)是谁提出的?()A.葛兰西B.阿尔都塞C.德勒兹D.福柯17.“艺术的机械复制时代”是谁提出的?()A.本雅明18.()是霍尔所提出的理论。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特点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特点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特点摘要:一、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概念与背景二、批判学派的主要特点1.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2.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集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3.方法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三、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与流派1.法兰克福学派2.伯明翰学派3.文化研究四、批判学派的影响与不足正文: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特点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一支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形成的传播学研究学派。

这个学派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传播制度持批判立场。

批判学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者群体,其内部又分为各种流派。

批判学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美国传播研究的缺点,而且能从另一个角度对复杂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

但其观点也经常有失偏颇,他们的研究容易走向头重脚轻”的极端。

批判学派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1.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

批判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过度商业化、追求利润、忽视人文精神等,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异化和个体的疏离。

因此,批判学派主张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2.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集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

批判学派认为,传播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紧密相关的。

因此,他们在研究传播现象时,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将传播现象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3.方法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

批判学派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忽视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因此,他们主张采用思辨的方法,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流派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和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主要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等。

他们以新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秉持批判的、思辨的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带来的大众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

论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水”与“火”之异

论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水”与“火”之异

论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水”与“火”之异作者:王亚玲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2013年第08期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作为大众文化艺术理论中的两大代表学派,前者烈如“火”,后者柔若“水”。

法兰克福学派坚持文化高雅和通俗的绝对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的学术立场,认为大众文化艺术不同于纯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对现实批判的特权归属于高雅文化,认为大众文化艺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剥夺大众创造性思考的后果。

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则把文化的内涵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落脚点上,并抹掉精英偶像的光环,把文化主体拓展到更为“低级”的人群。

在他们的主张中,文化不再仅是“经典”,更是来自普通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文化研究大众文化艺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20世纪的学术界,有两股社会思潮颇引人注目,一是横贯整个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是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并一直勃兴至今的英国文化研究。

两者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者对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后者对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和旗帜性的学科奠基和学术建设的作用。

在两股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学派为理论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作用,它们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形成的一个学术观点大致相同的学术流派。

由于他们标榜社会批判,以社会批判作为立所宣言,所以该派又称为“社会批判理论”。

该派学派成员包括第一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及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和施密特等。

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个以成立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个旨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文化研究中心为阵地的左翼学术流派。

学派成员包括: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逊、斯图亚特·霍尔和费斯克。

天津理工大学《大众文化专题研究》2019-2020第一学期期末试卷

天津理工大学《大众文化专题研究》2019-2020第一学期期末试卷

天津理工大学《大众文化专题研究》2019-2020第一学期期末试卷课程代码:试卷编号:考试日期:年月日答题时限:120分钟考试形式:闭卷笔试得分统计表:题号得分一二三四五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30分)1.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群众文化状况,态度比拟()A.悲观B.乐观C.中立D.无所谓2.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谁提出的?()A.阿尔都塞B.葛兰西C.卢卡奇D.齐泽克3.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作了重要的补充,指出传播具有第四种功能,即()A.议穆设置功能B.授予地位功能C.娱乐功能D.监测环境功能4.在大众传播的多种功能中最为显露的功能是()A.环境监测功能B.社会协调功能得分评卷人C.文件传递功能D.娱乐功能5.刻板印象的概念是谁提出的?()A.李普曼B.李维斯C.李幼蒸D.李泽厚6.今晚80后这个电视节目属于哪一个类型?()A.脱口秀B.真人秀C.歌唱比赛节目D.知识问答节目7.以下观点不属于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是()A.国家利益高于一切B.天赋人权C.权力是衡量真理的尺度D.政府有权控制信息的流通8.下列不属于麦克卢汉提出的理论的是()A.地球村理论B.媒介即信息C.人体延伸论D.潜网理论9.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指称()A.流行文化B.通俗文化C.群众文化D.商业文化10.以下()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理论。

A.编码与解码B.文化工业C.双重消费D.对抗式解读11.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主要来自()A.大众传播B.人际传播C.群体传播D.组织传播12.因出版《世界天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而被后人称为“宣传研究之父”的是()A.李普曼B.拉斯韦尔C.霍夫兰D.施拉姆13.单向度的人是谁提出的?()A.马尔库塞B.本雅明C.阿多诺D.霍克海默14.群众媒介的双重经济理论是谁提出的?()A.德赛都B.德勒兹C.德弗勒D.德索拉普尔15.格伯纳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会不安全感程度的增强主要源于()A.性别的差异B.年龄的差异V.知识的差异D.电视媒介的接触量二、填空题(每空2分,共20分)1.狭义的批判理论是指,尤其是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

大众文化与政治实践: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比较

大众文化与政治实践: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比较

作者: 欧阳谦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出版物刊名: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页码: 104-112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4期
主题词: 大众文化;政治实践;文化工业;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审美政治
摘要: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就是找到一种符合时代发展逻辑的社会变革途径,以求保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政治实践品格。

对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大众文化”无疑就是现时代最为彰显的一个政治实践空间。

文化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观念反映和精神活动问题,而是变成了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问题。

因此,批判和研究“大众文化”,决不是在逃避现实的问题而是在寻求理论的创新。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文化”理论,正是对文化问题展开了别具一格的探讨。

两个学派都信奉“文化主义”及其审美政治的理论实践原则,但他们对“大众文化”又抱有各自不同的理论评判和价值取向,因而形成了两种似乎对立的文化理论。

本文将通过比较分析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由此来深化我们对于当代“大众文化”及其政治实践的认识。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伯明翰和法兰克福城市之间一直存在许多文化上的差异,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而这两种路径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效果上都有所不同。

本文将就两个城市的研究路径进行详细探讨。

一、研究方法的不同伯明翰城市的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以大量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统计和分析数据中的规律性和趋势性。

例如在经济繁荣程度的衡量上,伯明翰的研究者通常会用GDP、就业率等定量指标来描述一个城市的经济状况。

而法兰克福则更注重社会计划和案例研究。

法兰克福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分析以及对人物的深入采访,来了解城市中不同的文化现象,以此得出对于文化现象的规律性把握。

二、研究对象的不同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研究对象的不同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更注重数字的分析,而法兰克福更注重社会生活和经验的实证研究。

伯明翰的文化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的经济状况和市场趋势,以此来推测文化现象或者市民文化需求。

法兰克福则更注重人文因素,例如对于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对于移民文化的包容。

法兰克福研究者注重对文化的研究和对于文化政策的规划,以便为当地人民提供更好的文化生活。

三、研究效果的不同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也反映在研究成果上。

作为一个以数字结果为导向的城市,伯明翰经常会使用不同的指标来分析和比较伯明翰和其他城市在不同方面的排名。

而法兰克福则更注重社会的哲学思考,以文化价值观为指导和纽带,所做出来的成果更偏向确定文化的条例并推动制定法规。

最后就文化研究而言,无论是哪种方式,均得以了解人类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并从中汲取经验。

伯明翰的方式更加重视使用科技、经济和运算,但是这同样也可能会丢失细节。

法兰克福更注重人文因素,但是也可能会丢失数据的建立,尤其是当社会层面的研究存在时,这可能导致数据不够精确。

综上所述,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

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

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内容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电视批评理论的两个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

前者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解剖电视的一把利刃,对我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者则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引入电视研究,看到了电视传播背后的市场这支“无形的手”的作用,从而更深刻地“读”懂了电视。

对于电视批评而言,这种经济学视角具有特别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电视批评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必须考察电视传播、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关系。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包括电视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才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进步与完善的根本原因。

本文提出,处于被肯定和被批判这种“双重视域”中的中国电视,面临产业化与商业化的碰撞与紧张等四个悖论。

【关键词】电视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追溯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时,我们不能不长久地徜徉在法兰克福学派和起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西方文化研究思潮面前。

我们在思索: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近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理论是怎样与时俱进的?他们的深刻之处和偏颇之处何在?这里有哪些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今天急于要做大做强的中国电视有哪些可借鉴之处?本文将带着这些疑问做一次并不轻松的理论跋涉。

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法兰克福学派标榜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曾有学者形象地描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成因:“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

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曾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

这些主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多位社会学开创者的着作中。

在马克思,那是异化;在涂尔干,那是失范;在韦伯,那是魔咒的解除。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萧瑟的风景已经变成梦魇: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不断喂饱它自己的成员,且不断操纵与吸收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摘要】本文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研究路径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在文化特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具有多元文化和悠久历史,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而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中心,注重哲学和文学研究。

比较分析显示,两种文化路径在文化传承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在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终,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文化研究路径的异同探讨,提出了研究启示和未来展望,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关键词:伯明翰、法兰克福、文化研究、异同比较、特点分析、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启示、未来展望1. 引言1.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它们的文化研究路径和特点,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本研究也旨在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

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路径的分析,可以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可以深化人们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研究,推动文化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2 研究背景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是两个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城市,它们分别代表了英国与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对于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的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这两座城市的文化路径,探究它们在历史、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联系,进而深入了解它们的文化特点与价值。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从工业革命时期起,伯明翰就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工匠精神和制造业传统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马驰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等领域,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

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

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作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

“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
较研究
马驰
【期刊名称】《黑龙江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0(000)002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路径各不相同,在对两者的研究方面,分析、论述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其实,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证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在研究路径上的共同点更值得关注.
【总页数】5页(P58-62)
【作者】马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上海,2000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
【相关文献】
1.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J], 杨兰
2.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社会和理论生成语境比较研究 [J], 高源
3.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观念比较研究 [J], 高源;陈雪;李雪韵
4.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社会和理论生成语境比较研究 [J], 高源;
5.论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水”与“火”之异——以多部作品为例 [J], 王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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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

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

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

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

[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

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

”[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

“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

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

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

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

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

……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

[3]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以工具理想论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为理论基础;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

而伯明翰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论证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伯明翰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审美批评深入到了政治实践。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做过总结,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他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

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

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

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

他们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

”[4]二、受众分析态度上的对立受众研究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

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上。

受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

但是纵观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历程,不同学派站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不同的研究式,其结果也各不相同。

研究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

传统的经验学派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式的支配。

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

[5]结果将受众看作是无知的“傻瓜”、被动的“靶子”,媒介一击即到。

这种刺激—反应的模式,简化了传播的复杂性,早已被研究者抛弃。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

受众是铁板一块的,被动的客体。

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描述大众传播的受众:“资本主义的生产用灵和肉紧紧地控制住他们,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地享受为他们提供的东西”,[6]“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

”[7]大众传播的“消费者可以随便地把他的冲动、欲望投射到摆在他面前的商品上面。

观赏、聆听、阅读一个形象的主体将会忘乎所以、无所谓、幻灭于其中,直到全面被控制的地步’。

[8]这样,受众便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察和对现存制度的怀疑,他们被“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9]促进变革的“痛苦意识”己被虚假的“幸福意识”所取代,他们沉沦俗世、其乐。

大众传播受众所遭受的,是身心两方面的全面被控,他们的生活行为风格、消费习惯甚至在需求和心愿望,全部受到大众传播的控制。

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它的消费者不是上帝,而是奴隶,虽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10]作为麻木不仁、心满意足的奴隶,大众传播受众目光短浅、软弱无力,既不会发现、更不会反抗严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不公,对于现实的政治关怀己经转变为彻底的“明哲保身主义”。

[11]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播的受众基木上持一种批判的、悲观的态度,这种思想是和他们对“晚期资木主义”社会可能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失望相一致的。

在他们看来,“晚期资木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

[12]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的现实主体已经丧失,在马尔库塞那里,解放的希望只能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审美乌托邦”。

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

他们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协商而产生的;充分肯定受众在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地位。

“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是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说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

[13]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的接收的结果。

相反,他们吸收了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

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霍尔在新的研究模式融入符号学的方法,认为媒介传递的信息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在由受众收到后来进行解码。

媒介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阅读方式不止一个,受众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

后两种立场充分体现了受众的主体性。

在霍尔提出三种解读方式以后,莫利开创性的把民族志的方法引入到传媒研究中去,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

揭示了受众接受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受众研究。

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

三、研究方法的差异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学派,都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其他学科里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他们都坚持认为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都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在具体分析媒介文化现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

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研究运用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民族志+符号学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德国,继承了精于理论思维,长于逻辑分析以及抽象概括的欧洲传统,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增加了浓重的思辨色彩。

德国学者们常对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普遍推崇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提出质疑,对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各种价值观念提出怀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成为批判学派的武器。

他们从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入手,揭示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工具性,并指出媒介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的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立场是一致的。

伯明翰学派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媒介文化现象。

威廉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来研究亚文化群体,霍尔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介讯息的编码和解码。

莫利把社会学、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

民族志是源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深入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之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部,来说明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

从某种角度上讲,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亚文化。

作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最传统的形式,民族志是编译其他文化社会生活描述的重要工具。

它需要对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并且有可能的话,民族志学者需要亲身参与到所要研究的文化中去,并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下他们所目睹的东西。

有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详细描述之后,就可以对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形成关于文化如何运作的假设。

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

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天地。

总之,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视角和旨趣上、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两者研究的重心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围绕着对媒介权力“异化”的批判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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