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药文化概览论文

从“中医是否科学”之争看中医药未来的发展

科目: 中国传统医药文化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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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0年的中医界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这场争论源自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题为“变亦变，不变亦变，——论中医学发展大势”，发表于1999年最后一期《上海中医药杂志》的“世纪论坛”专栏，为开卷第一篇。这篇文章首先大肆指责中医“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提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然后，作者提议科学化中医就是要使之“西医化”，因为“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现代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最后，作者建议“要对现有理论体系做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文末作者再次大声疾呼：“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作者蔡定芳，中医学博士，现在上海着名西医院华山医院工作。

这篇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很快，一系列的回应文章就出现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并绵延了整个2000年。其中一篇由三位知名老中医联名而作，对蔡文逐字逐句进行了批驳。该文开篇即言，蔡文令他们“不寒而栗”。三人明确表示，“中医要发展，要现代化，但中医的“质”不能变，中医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发展”。尽管对蔡的批判言辞犀利，作者们也同意科学化是必要的，承认“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来发展中医药”，“在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科学化、现代化”。看来学者们真正的争执是在中医“怎样”科学化；没有一方质疑“科学化”这个概念本身。

“科学化”也是参与争论的其他文章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另一篇文章明确写道：“中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中医现代科学化’”，而“实现中医现代化是新世纪中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乃至全球的“大政方针”，在这里的出现不仅是对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发展话语的挪用，同时也暗示着长期以来萦绕着中医界的“生存”问题。换句话说，这种对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强调凸显了一个由体制所建构的现实，即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差距”。

于是对中医界而言，问题看来确实在于“怎样”科学化。在西医与现代科学具有共同的认识论的前提下，可以说蔡定芳的观点有他实在的一面：如果中医学术界严格对待科学化，已经体制化的中医似乎理所当然地会变“质”。正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所指出，就目前状况而言，属于现代科学范畴和规范的医学体系只有现代西医，而不可能是别的。请大家设想一下，采用同一个方法（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人体），符合同一个规范（现代科学规范），却要做出不同的结论、建立一种不同于现代西医的医学体系，这可能吗？因而所谓的“中医现代科学化”实质上就是“中医的西医化”。

不过，张在这里表达的是不安而绝不是拥护这种可以预见的中医“西医化”。在他看来，所谓科学化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事实上不是在维持中医，而恰恰是消灭“中医”。这样的发展方式，张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即努力科学化的同时却要保留中医“特色”（即身份认同）。这个“悖论”的提出，其隐含的前提是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这也是其他形式的传统知识在面临现代科学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简言之，是否有一天中医会因了科学化工程而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上“科学”似乎并非与“中医”不可通约。其实早在1936年已经有一位学成归来的西医大夫宣称，“所谓‘科学化中医’实际就是用科学来废止中医”。但直至今日，中医也未如他所言因科学化而“丧命”。甚而言之，尽管那舶来的“科学化”话语席卷全国，其间充斥着权力纷争，它对中医并不一定是坏事；西医大夫那样的挑衅反而促进了中医体制的形成。也许可以说，目前自觉受到威胁的这个中医界，其自身的存在还多亏了过去“科学化”的压力。具体来说，1931年成立的国医馆即是“科学化”话语的直接产物。当然，自彼时起，在与中医的关系中，科学的角色一直在变。正如我在后文将要展示的，20世纪早期的“科学”对中医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意味是不同于西医所理解的“科学”的，尤其是那些参与了体制中医的话语形成的中医大夫们。换句话说，对中医业者来说，“科学”或者“中

医”也好，都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范畴。同时，在全球霸权的单一（西方）科学话语之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医业者关于科学概念的解释总是具有异质多样性(heterogeneous)。但也可以看到，如上文所示，60多年后张其成和三位中医老前辈依然真切地感受着中医被科学毁灭的警告或威胁。要言之，争论再激烈，中医科学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而对科学化的质也始终伴随左右。科学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长久以来，这个困惑似乎已成为中医知识界的中心问题

然而,中医药学虽然近百年来受尽了打击与摧残，至今仍矗立于21世纪世界医学之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效力。中医药的未来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加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命运。

“五四”运动时期，中医学也曾被作为“旧文化”而遭受抨击，鲁迅、郭沫若就是中医学的反对者。

鲁、郭都在日本接受过西医的正规教育，却并未深入探讨过中医，他们把中医作为“旧医术”而加以摒弃，是出于自己的成见。这从鲁迅早期文章中可以明确感受到。当然，鲁迅后来也对自己的偏颇观点有所修正，他曾开出“乌鸡白凤丸”处方给萧红，因此治好了萧的妇科疾病。郭沫若亦是如此，直至1944年10月，他还在《新华日报》著文提出他的“中医科学化”的观点。他认为中医不科学，需要“科学化”，而且是“不化则已，化须彻底”。首先是对中医大夫进行“再教育”，需学习全部的西医教程方准行医。关于中医学(郭沫若称之为“旧医术”)可作为历史研究而加以整理。这“只是文献上的问题，与行医无关，在医学院里不作为必修科目，只须有志者作为研究问题。”言下之意，中医理论只能束之高阁作为文献研究，不能用来指导临床。郭沫若认为“关于中国药最值得研究。中国药多是草根、树皮、果仁、果壳之类富于维他命的东西，对于我们吃白米的人，尤其常吃脂肪油大的有钱人，倒是补充维他命的一个来源。中国大夫之所以能够维持其信仰者，就因为有这种万应灵丹的效用。”郭沫若还嘲讽说：“人体本来是有自然抗病力的，些微的病症或外伤，自己就可以医好，无须乎仰仗医药。俗语说‘不吃药为中医’(中等医师之意)，也就是明白了这一点。不吃药本来可以好的病，吃了些草根、树皮、果仁、果壳又增加了些维他命，同时或许还忌油荤，使肠胃减少负担，那当然是很好的，因此中药也就显得特别有效，而中医大夫有的也就灵验非常……然而说穿了，却只有那么一回事。”郭沫若重弹当时流传“废医存药”的老调：“不过中国民间或许有些奇效灵验的秘方流传，倒不妨由国家出重价来收集，考验它是否真有效……然后加以提炼。”郭沫若提出：“最要紧的是要多设科学化的近代医院……医师如中国人不称职，不妨以重金聘外国学者。” 最后郭沫若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对“中医科学化”的议论，理所当然受到了当时中医界人士的强烈批评。当年10月，有一位叫颜公辰的医师发表了“读《中医科学化的拟议》后的商讨”一文。颜公辰学贯中西，“研究医学是不分中西的”，他提出：“医学在中国未必分中西，一部中国的内科学应该中西治疗并列起来，中药能治愈的病，何必一定要抛弃中药而采用西药呢？我平日临诊大半用中药，效果很好。”他举了临床的病例：“我在两年前认为中医治阿米巴痢疾无效……后来我看到聂云台先生用中药苦栋子与阿魏制成的丸剂治愈阿米巴痢疾的报告，我不禁高兴起来，又照聂先生原方配制丸剂在临床上试治了几个阿米巴痢患者，均告痊愈。其中一位本身是西医，他为证实此丸的效用，特意由医院检验证明无阿米巴痢存在，这使我对此丸的治疗信心益坚。以后我也治好多人，成绩都很好的。此丸不但治阿米巴的确有特效，凡是普通由肠炎引起的赤白痢也能治愈，得这个例子可以知道中药还是有许多新效用没有发觉，正待我们去研究。”颜医师还举例用发汗法加《伤寒论》中的抵当汤加味，治好了3位当时西医极难治疗的伤寒。他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为枉死城里的伤寒鬼向西医大声疾呼，中医治伤寒的方法，应该引起全世界极大的注意和研究，不要自私和偏狭，以为国医只能治愈自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