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多元性

略论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多元性作者：汪妮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9期摘要：辽代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地域，处在南北两大文化圈之间，形成了反映南北两大文化圈要素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辽之前，兴中府地区是中原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尤以契丹族的交界带；是农牧经济过渡带；也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

在此背景下，其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多种历史文化继承；民族融合下的多民族文化兼容并蓄。

关键词：兴中府地区；地域文化；多元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13-04兴中府地区（今朝阳地区）可谓历史悠久，殷时属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所占，两汉则属辽西郡，三燕时在此建龙城县始定都于此。

后隋文帝平定高保宁之乱在此设州即营州，唐沿隋制设营州都督府。

直至辽耶律阿保机时，命韩知古修葺柳城，将所俘奚人和燕人安置于此，后于重熙十年（1041）升为兴中府，成为有辽一代重要城镇之一。

探讨、分析辽朝兴中府地区地域文化概况，不仅可以充实辽宁地方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也有利于对辽朝兴中府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一、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形成背景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多种条件长期综合的结果，现主要从民族分布、经济分布和交通条件三个方面论述。

从民族分布看，其所在地自古至辽皆是极为特殊。

隋唐以前是中原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尤以契丹族的交界带。

《新唐书·契丹传》在描述契丹的地理位置时“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靺鞨、室韦。

”《隋书·契丹传》也有记载：“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檦河。

”《魏书·库莫奚传》、《魏书·契丹传》、《北史·契丹传》均有相关记载。

由此可知，直至辽太祖时期将营州地区划归辽朝版图内，其一直都是濒临中原汉政权，甚至在唐时营州地区就居住有契丹、奚、靺鞨、渤海等少数民族。

从经济分布看，兴中府地区是农牧经济过渡带。

据《辽史·地理志》载：“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

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

南控黄龙（今朝阳），北带潢水（今西拉沐沦河），冷陉（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高原上的坝后）屏右，辽河（辽河中下游南流河段）堑左。

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

”可见，历史时期，此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森林茂盛，适宜农耕与畜牧业。

远至唐朝，此地已经是农牧经济过渡带，“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已经是农耕地区；燕山以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是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北界不能距离燕山过远，再北当为游牧地区”[1]。

兴中府地区自隋唐时期至辽就居住着契丹、奚、渤海等游牧民族，且据有关学者估计唐时营州地区所居汉人少于少数民族，其地区的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碰撞必不可免。

在幽云地区纳入板块之前，霸州是其南面的防御中心，是东北通往中原的要地，也是辽东京辽阳府至中京大定府的重要栈驿，是辽帝东巡路线所经地方之一，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转站。

并且这一时期大凌河航运有所改善，促进了兴中府地区发展。

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兴中府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其地域文化的形成、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结构的形态。

此种形态主要表现为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以及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

二、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历史文化继承（一）墓葬形制以往学者对辽代墓葬形制已有较多论述，如董新林根据建筑材料、方式、形制、结构将其分为类屋式墓、类椁式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四类，在类屋式墓分圆形或椭圆形墓、方形或长方形墓、多角形墓。

杨晶的两类五形说：两类是指砖（石）室墓、土圹墓；五形即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

另外，李逸友、刘末、张国庆等学者对辽代墓葬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因此本文认为暂可以将辽代的墓葬形式分为五类：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

而朝阳地区的辽代纪年墓葬主要出现在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中。

与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相比，辽时既对前朝继承，又呈现出特色。

辽代早、中期多以圆形或方形墓为主，中期开始出现多角形墓，晚期以多角形墓为主，且不见隋唐时期的梯形墓。

兴中府发现的最早的辽代纪年墓为耿崇美墓，其为方形双室石筑墓。

目前其家族墓葬形式均是方形双室石筑墓，双室应该是其贵族身份的表现。

这种方形墓主要是出现在辽代的早期，中期也有所发现。

此种形制的方形墓在这一地区有一定的历史传统。

最早可以追溯至北魏，此后历朝基本都有继承。

隋唐时期这一地区已发现的隋唐时期方形墓葬共有42座，占墓葬总数的五分之一，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墓葬形式[2]。

可见兴中府地区的墓葬形制对前朝的墓葬形制是有所继承的。

正如向井佑介所说，辽代初期契丹人墓中，方形墓墓室比圆形墓室可能占上位，这与唐代大型墓中流行方形墓室有关；并且，辽代汉人墓中流行圆形墓室的原因之一也是受唐代墓制的影响[3]。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其墓葬形制逐渐成熟、独具特色。

圆形墓主要出现在辽代中期。

根据程功的研究，这种圆形墓多出现在唐代晚期，且营州地区出土的圆形墓占据总数的一半。

至于为何早期没有继承圆形的特点，或与唐末、五代时期地处战争前沿有关，大量汉人因避战乱逐渐南迁。

这一时期兴中府为奚族所占，直至太祖时此地才为辽所有。

从兴中府所置州县可知，基本上是以所迁幽燕汉人而置，对故地丧葬传统的继承不可避免。

辽代后期以多角形墓为主，此种墓葬形制见于兴中府地区。

不仅此地的汉人有所发现，契丹人也采用此制且规模极其奢侈，因而这种墓葬形制的出现应与民族没有太大关联。

许多学者认为多角形墓室的广泛出现及以八角形主室为主要形式的演变过程，或与辽代中晚期佛教兴盛有关；八角表示八个方位，即四方四隅，亦即《大日经》疏五记述之“八方天”[4]。

（二）出土器物今朝阳地区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壁画等，经分析发现这些器物显现出对魏晋文化、唐和五代文化、宋文化、西域文化等多种历史文化的继承。

1.燕、魏晋文化今朝阳地区出土的带有燕、魏晋文化特征的器物不多，但侧面也能反映出这一地区在辽时依然受魏晋遗风影响。

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出土了一个木表，与一般辽墓所用的石质墓志有所不同。

木表是用墨书于木板上，呈圭形，是魏晋遗风的产物[5]。

这种器物在朝阳地区极为罕见，却为研究辽代墓志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另外，在沟门子辽墓中出土了一件具有鲜卑风格的陶罐。

这种形制较早具有鲜卑族风格的陶罐在辽代之前的此地鲜卑族墓里比较常见[6]。

此种类型的器物在朝阳地区出土较少，说明其对兴中府社会文化影响并不如唐宋深远，但仍能见其痕迹。

2.唐、五代文化东周至隋唐时期，俑在陪葬品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朝阳地区不仅唐墓出土了大量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俑，辽墓也有所发现，如朝阳市林四家子辽墓M2、M4出土的泥俑彩绘马、牵马俑、甲骑具装俑等。

这种现象被认为在辽代即使是在汉人墓葬也是少见，应该是唐代汉地葬俗的延续。

此外在朝阳地区的其它辽墓中也有出现石俑，但其否是受唐代汉文化影响仍需进一步考证。

墓葬壁画是受唐、五代文化影响最为明显。

朝阳前窗户村辽墓石棺的形制和浮雕四神、鎏金戏童大带的形制和衬底的缠枝花纹等等，都继承了唐和五代的作风[7]。

朝阳林四家子辽墓M1东壁绘两名女侍，有唐代仕女之风，应是受唐代画风影响[8]。

北票季杖子辽代壁画墓墓门两侧壁和前室左右两侧所绘人物在造型用线看，受唐文化影响颇深[9]。

在朝阳地区的朝阳前窗户墓、建平张家营子、叶柏寿车站墓发现在唐五代时期很常见的盏托，所以作者认为该种盏托应是延续了晚唐以来盏托的形制[10]。

齐伟以辽宁省博物馆馆内展出的三件辽代摩竭形器物（均是朝阳地区出土）和各地摩竭器物资料为基础，认为契丹民族将游牧民族的草原风格与自唐承袭而来的摩竭佛教文化和鱼龙变化相结合，创造出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摩竭文化[11]。

此外，在朝阳地区辽墓中多次发现木制小帐，这种木制小帐散见于辽代耿延毅、耿知新墓和辽宁北票泉巨涌辽墓中，而木制小帐出现在墓葬中源于唐代。

由上可知，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离不开对唐、五代文化的继承和借鉴。

3.宋代文化宋代文化特征的器物，以出土瓷器为主。

辽代耿氏家族墓出土了北宋越窑青瓷器注壶；前窗户村出土了宋景德镇窑烧制的一套非常精致的温酒器即瓜棱注子、莲瓣碗；西上台辽墓出土北宋产品最为丰盛，共出土瓷器19件，景德镇影青瓷十六件、定窑3件。

其次，能够体现宋瓷文化对兴中府地域文化的影响还主要表现在墓葬中多发现辽仿宋窑瓷器，类型多以生活器物为主。

如季杖子辽代壁画墓多为辽仿宋定窑白瓷，类型包括盘、碗、罐、碟；还有一些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应是中原北宋产品；沟门子辽墓出土8件，器类有盘、碗、钵、盏托等；杜杖子辽墓也发现有漆器残片。

以上宋文化特征器物的大量出土，揭示出时兴中府地域文化对宋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同时也可以反映出以兴中府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4.西域文化在朝阳地区发现较多西域器物，说明辽时有西域商人在兴中府地区停留甚至生活，反映了中西方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流、传播。

如马文宽详细分析了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有瓶、把杯、执壶、盘和高颈瓶，其中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出土一件I式把杯，是伊斯兰早期极为流行的式样；北塔出土的执壶则产自伊朗[12]。

张桂霞在研究朝阳地区出土瓷器时，探讨了朝阳北塔出土的波斯玻璃瓶、蜻蜓眼、琉璃珠等物，都是来自西域[13]。

辽宁喀左北岭辽墓出土的六曲银碗具有明显的粟特银器做法。

虽然没有直接文献记载兴中府地区有西域商人居住，但从丝绸之路北段经河西走廊北上到宁夏、大同再奔朝阳，沿线均有粟特人的移民聚落[14]。

这些西域文化器物主要发现于寺塔或者贵族墓中，说明时中西文化交流主要伴随着经济活动或者朝贡贸易进行。

总之，辽代兴中府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大量的魏晋文化、唐和五代文化、宋和西域文化等。

三、民族融合下的多民族文化隋唐以前，今朝阳地区一直是东北重镇，契丹、奚等族多聚其中。

辽时，统治者为安置汉族、奚族、渤海族在兴中府地区设置许多州县，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同时，使本地区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性。

（一）渤海族兴中府所建州县其中黔州和其下辖县即主要是以渤海人所建。

“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

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

统县一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15]另外，渤海人高嵩的儿子高元做过黔州刺史，可见在辽代此地主要是渤海人的聚居地。

兴中府其他地区也应有渤海人的足迹。

如渤海人大公鼎，其父信，是兴中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