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四阶段

资本主义的四阶段：反映在投资管理论文上

只有当社会现象完全成熟关于他的详细的法律学说才会出现。以此为前提，最近出现的关于专业投资管理的论文，一个由Tamar Frankel 写成，另一个由Harvey E Bines写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金融中介时代——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确实，一个论文最迷人的特点很简单，就是他们存在，并且乞求着被运用到他们的时代中去。但是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多数投资机构的评论员都没有意识到或至少没有讨论过——任何清晰的、长期的关于我们的私有经济资本的聚集和分流在制度上的安排的模式上的改变。我相信存在这样一种模式上的改变，而且它是值得去识别和分析的。这篇评论的第一部分介绍资本主义的解释——或者更好，关于资本主义的金融一面——关于变化原因的推测，描述其与最主要的法律政策变化的联系；第二部分评论了Tamar Frankel和Harvey E Bines写的两篇论文，不仅是为了潜在的使用者提供指导这一通常的目标，而且也为了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法律学说表达上的二重性。

I

美国过去两百年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可以被有意义的划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之间的进步展示了一个双重主题，揭示了有一些重要的基础的进步仍然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作用。此外，每一个阶段被一系列与众不同的问题所区别。这些问题法律体系尽可能的通过采用适合该阶段的调整的策略去回应。最后，阶段性的政府的回应不仅表现在政府活动的输出端，即是说，政府的行为直接的设计去调整私营部门的活动，同时也体现在输入端，即是说，政府的税收政策影响着资本的功能

A.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就像四代人。他们互相重叠——事实上，没有死去的，所有都可能永远继续——但是每个阶段都依次有它们快速成长的时间。每一个阶段有它典型的商业实体和角色，这些阶段间存在着清晰的总体的转变倾向。第一阶段是企业家时代，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法人形式设立的大规模的商业组织——虚构的促进投资管理者。他主要是19世纪的一种现象。他的行为客观上关系到法人作为商业组织的一种形式出现了。它的法律产物是普通公司法规和“授权的”法律的颁布增长。

第二阶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达到了成熟阶段，是职业商业管理者时代。他出现在企业家分成所有和经营两个功能之后。在Berle和Means的经典作品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里做出了发展预示.这一时期机构的特点是现代公共所有企业。第二阶段需要法律体系去发展在职业管理者和大众投资者之间的稳定的关系，表面上是为了使前者对后者负责，但也是为了把所有的企业决策控制权放在管理者手中。一个主要的法律产物是大萧条时期联邦证券法的出台。第二阶段的学术创新是现代公司法的概念，主要是公司和他们的受托人对公共证券所有者的关系。它的黄金时代开始于Louis loss在Securities Regulation 的一篇杰出论文。

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开始发展，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早期成熟阶段。这一时代是投资组合时代，它的典型机构是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或金融中介组织。正如第二阶段将资本家的权利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并且使后者职业化，所以第三阶段将所有权又分为资本供应权和投资权，并且使投资职业化。职业投资管理现象的发展被识别被重视和被研究在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 monumental Institutional Inventor Study，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受到Bines，Clark，Frankel，和Pozen的法律分析。

关于如何投资从决策到为投资供应资本的决策分歧的增加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显著的机构的发展。自从1900，通过金融中介的储蓄流的比例稳定增长，一美元里大约有八十美分通过

一些中介机构存储。附随的，在主要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的角色也增加了。考虑到所有的金融索取（股票、债券和别的债权凭证）都反对最终的资本基金（政府、公司、家庭购买者）所有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投资者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索取的比例明显下降，由金融中介（银行，储蓄机构，保险公司，退休金计划，投资公司）所有的索取的比例增加。在金融债权的交易相关量上个人和机构几乎一致，甚至个人有更强的趋势。美国主要证券交易的制度化只是这一现象的一部分；在别的主要类型的金融市场里，机构的投资者扮演了同等重要的大角色——那些为了企业债券、各种类型的政府债券和住房抵押——金融中介在资本世界的其他地方发展。

第四个阶段能够被预言吗？是的，因为它的婴儿时代已经可以被识别到了。一个恰当的标签的摸索，但它也可能被叫做储蓄规划时代。就像第三阶段将资本所有权分为供应资本决策权和积极的投资管理权，并且使后者职业化。所以第四阶段似乎决定将资本供应权分为收益请求所有权和储蓄决定权，并且使储蓄决策权职业化。现在，关于是否储蓄和储蓄多少的决定正在更多的被代表一大群人的团体险代理人做出，而不是由每个现在的消费被未来的消费所推迟的个人做出。这个改变客观的表明了团体超过个人在健康和人寿保险政策上稳定增长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职工退休金计划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与不景气的个人养老金产业对比时。如今，储蓄决定权只是间接地被从这些计划（已经不再能够准确的说是“边缘”利益）中受益的许多员工所控制，就像投资决策尤其是金融索取仅仅很少地被控制在资本的公共供应商和金融中介。这些新的职业的储蓄计划者——比如说，大公司的退休金计划的主办者和管理者——很少表现积极的投资功能。大多数退休金计划的主办者和管理者会和外面的银行信托部门，保险公司，和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投资咨询公司订立合同。

第四阶段的典型的角色是公司职员和在雇员福利计划中讨价还价的工会代表。但是那些销售福利待遇计划的金融中介员工（不同于金融中介的证券投资组合管理者）和那些塑造着社会安全政策和给私有的雇员福利计划设计法律津贴的政府决策制定者也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集体储蓄决策现象在1935年的社会安全法案得到预示，它的更大的视野已经被Peter Drucker 在他的富有洞察力的书The Unseen Revolution：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中鉴定和分析过了（然而socialism这个有偏向的词是值得被质疑的）

就像Figure I举例的那样，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有两个主要标志：劳动分割的增加和资本主义企业收益参与的增加。每一个后来的阶段都分离并且职业化一个特定的明确的资本主义动态进程，并且创造出一系列的制度上的准备使得资本收入显著地更大人口比例的分享。如果“capitalists”我们只是用来表示那些在资本收入上有直接或间接索求的人，那么在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者是一个非常小的精英富人群体。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者包含了一个更大的但是仍然是明显的上层群体，公共证券所有者群体：虽然他们是，或者是，在美国的大约两千五百万个人股东，超过一半的公司股票和债券被个人持有，或者信托，房地产等等被这些投资者的前1%所有。第三阶段的资本家包括所有的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存款人和保险机构的投保人，这么大的群体中的很多人却只拥有很少的索求。第四阶段的资本家包括雇员福利计划的所有参与者和受益人。他们现在占据了人口的很明显的一大部分，他们的投资索求也是大量的。

资本主义企业的受益共享或者说潜在的共享，伴随着比以往更大的重要的由职业的管理者和团体代表人享有的任意的权力的集合。在权利上增加的收益共享和减少的收益共享：一个人想知道是否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早期的评论员，从Adam Smith 到Karl Marx，能够正确的预料到这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化方式。

什么导致了双重倾向？几个观察报告可能是投机的。总之，任意的权利分割和集中的增加反映了角色专门化的优势，资本收入参与度的增加反映了财富的普遍上涨。这些进程的特征互相协调并不意外；如果没有大数量的将储蓄用于投资的低收入者，那么为大数量的小储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