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导读

《诗经》导读

六经中的《诗》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我国的诗歌文学当以此书为鼻祖。诗歌之兴，不但早于散文，而且远在文字以前。这句话，乍听到时未免有些诧异，仔细一想却也会于情理。《世本》说伏羲作瑟、女捐作笙黄，《风俗通》说神农作瑟。我国的文字创于黄帝时，可见乐器的发明远在创造文字之前了。乐，所以和歌，那时虽尚无文字，已有口头唱的诗歌了，所以用乐来伴奏的。《吕氏春秋》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虽然没有记下那时的歌辞，已可证明其有诗歌了。《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载匈奴民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虽是译文，但必匈奴本有此歌，方可译成汉文。匈奴是无文字的民族，也可有他们的讴歌，不是我国未有文字时已有歌谣的旁证吗？没有入学的孩子们有他们的儿歌，没有识字的乡民们有他们的山歌，这又是一个旁证。我国的诗歌文学兴起既早，古代的诗歌当然很多，但是散见各书的，如《断竹歌》（见《吴越春秋》）、《市壤歌》（见《帝王世记》）、《康衡谣（见伪《列子》）、《卿云歌》（见《尚书大传》）、《南风歌》（见《尸子》）、《五子之歌》（见伪古文《尚书》）等，多出后人依托；如《汤盘铭》（见《礼记·大学》）、箕子《麦秀诗》）、伯夷《来薇歌》（见《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伯夷列传》等，又都是吉光片羽，一鳞半爪。集古代的诗歌蔚为大观，且信而有征的，终首推这一部《诗经》。

这部《诗》一共有三百十一篇，内有六篇有目无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均在《小雅》中），除了这六篇尚有三百零五篇，举其成数，故曰“《诗》三百”。这三百零五篇诗，分编做三部分：

（－）风分十五国编纂：1．《周南》2．《召南》3．《邶风》 4．《鄘风》5．《卫风》6．《王风》7.《郑风》8．《齐风》9．《魏风》 10.《唐风》 11.《秦风》12《陈风》 13.《桧风》 14.《曹风》 15．《豳风》。

（二）雅分二部：1．《小雅》 2．《大雅》

（三）颂分三部：1．《周颂》 2．《商颂》 3．《鲁颂》

风的第一篇是《周南》的《关睢》，《小雅》的第一篇是《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是《文王》，颂的第一篇是《周颂》的《清庙》，这叫做“四始”。为什么叫做“风”、“雅”、“颂”呢？据《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放曰风。……雅者，正也，宣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为“风”是由各国采集的民歌，是民间文学，足以借此考见各地方的风俗，各地方的风俗是由于在上者化民成俗的治教的影响，而各地方的人民对于在上者的政治的感想、讥刺或赞美，都可以用风喻的诗歌表达出来。所以这一个“风”字，含有“风俗”、“风化”、“风喻”三种意义。“雅”是士大夫文学，是文人们美刺朝政之作。“政者，正也”（见《论语》），“雅者，正也”，故名为“雅”。至于以政之小大别雅之小大，则读遍了《小雅》、《大雅》也找不出证据来。“颂”是庙堂文学，是用以歌颂功德的，大概是用于郊祀及祭先王、先公时。周是当时的王室，商是周的前一代，鲁虽仅是一个诸侯国，因为周公旦辅相成王，曾有大功德于王室，所以也有颂。

风、雅、颂之外，尚有所谓“赋”、“比”、“兴”，合起来叫做“六义”。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作法上的分类。《诗序》于赋、比、兴未加解释，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范处义《诗令补传》云：“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日人儿岛献吉郎《毛

诗考》云：“赋是纯叙述法，比是纯比喻法，兴是半比半赋之法，前半用比、后半用赋。”总之，“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例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诗，以河洲上睢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嘉偶，便是“兴”的作法。其实，就我国数千年来的诗歌综合分析起来，其体类也不外乎“民间文学”（风）、“士大夫文学”（雅）、“庙堂文学”（颂）三种，其作法也不外乎“直抒情事”（赋）、“借物比喻”（比）、“托物起兴”（兴）三种而已。

前人论《诗》于“风”、“雅”二类中，又有“正风”和“变风”、“正雅”和“变雅”之别。“正风”措《周南》、《召南》（从《关难》至《驺虞》）二十五篇，“变风”指《邶风》至《豳风》（《柏舟》至《狼跋》）的一百三十五篇；“正雅”指《小雅》中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中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变雅”指《小雅》中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大雅》中自《民劳》至《召旻》二十三篇。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谓，由于王道始衰，政教始失，故有变风、变雅之作。我觉得这话未必可靠。因为《豳民》中的《七月》是《诗经》中最早的诗，《鸱鸮》、《东山》、《破斧》诸篇又是关于周公的，总不应说是王室既衰、政教既失后的作品。其实，这种“正”、“变”的区别，根本是不必要的。

古有行人乘【车酋】轩，振木铎，以采诗而献之太师，陈于天子制。此事散见于各古书者甚多，不仅《汉书·艺文志》有此说而已。（按《汉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亦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之语。《诗》中的“风”，就是由各地方采集而来的。既采集了，仍分国编辑，其区域尚可考见。如《豳风》、《秦风》的地域约当今之陕西，《唐风》的地域约当今之山西，《邶风》《鄘风》、《魏风》、《王风》、《卫风》、《郑风》、《陈风》、《桧风》约当今之河南，《齐风》、《曹风》约当分之山东，二《南》中的《江汉》等篇约当今之湖北的北部，总之是我国黄河流域，那时文化中心的作品。

至于诗的时代，也可以从它的本身推断得之。三《颂》中的《商颂》，一说是周代宋国的诗，所以颂宋襄公的，但《国语·晋语》中载公孙固对宋襄公已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二句，可见在宋襄公之前已有《商颂》了。《国语·鲁语》记闽马父之言云：“当正考父校商之名颁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众）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现存《诗经》中的《商颂》恰好是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五篇颂，大概是留传下来的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的宋国还沿用着的吧！可是《豳风》中的《七月》却比《商领》还早，观其所歌，似系周太王自豳迁歧以前的作品，而且篇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所用皆为夏正，故近人梁启超认为是夏代的作品。或者商既代夏，改了正朔，而民间尚仍其旧习，沿用夏历（这和民国元年已改用阳历而民间尚沿用阴历一样），但极迟当在商代。《秦风·渭阳》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说者以为是秦康公送晋文公之诗（穆公之夫人、康公之母为晋献公之女、文公之姊）。《陈风·株林》曰：“胡为乎株林？从夏南。”说者以为是刺陈灵公见夏姬的。二事都在春秋中世，但是“舅氏”何以知其必为秦康公之舅？“夏南”何以知其必指夏姬？仍找不出实在的证据来。只有《鲁颂·閟宫》中明说“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确是指鲁僖公的。我国文化至周而始完全发达，平王东迁前后又是政治、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的诗最多。那么，何以春秋中世以后的诗，不被辑人《诗经》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所谓“王者之迹熄”者，系指春秋中世，周室衰而采诗之制废，故不复能采各国的风诗，而雅、颂亦不复有人收辑，故曰“《诗》亡”。所以《诗经》所收之诗，至春秋初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