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语文二轮复习专项训练：论述类文本阅读(2个练习,含答案)-

论述类文本阅读（1）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在传统中国曾存在两种不同的帝国模式，各自起源、发育于中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以及位于它以西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前者是以秦—汉—隋—唐—宋—明等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后者则是崛起于汉族帝国边疆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近现代中国版图，就是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参与的国家建构过程所型塑的。

汉唐帝国模式的国家建构到唐代形成一个巅峰，它的疆域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但唐初维持此等规模的版图实际上只有四十年左右，它中后期的版图就大不一样了。从10世纪以后，采纳汉唐帝国模式的王朝国家更是没有能力把广阔的西部中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唐的疆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部分，即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唐代的羁縻体制为后来诸王朝所继承和发展，被置于这一控制体系下的地区和人群，可能遵循两条非常不同的路径演变：一是经由土官、土司、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的过程而逐渐内地化，并最终被纳入国家版图；二是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关系长期停滞在羁縻、册封体制下，则可能最终转化为对等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西部中国的广大幅员变成中国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恰恰就是因为有崛起于中国内亚的边疆帝国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的缘故。这一类型的帝国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成熟于清。它在治理汉地方面基本上包纳了汉唐帝国治理模式，而它多于汉唐帝国模式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贯彻国家主权、实施国家治理的一套制度体系，在清代以理藩院为其执行机构。理藩院所管，涉及设官、户口、耕牧、赋税、兵刑、交通、朝贡、贸易、宗教等各方面的当地事务。这些都是汉唐式帝国在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利。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雍正帝，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

中国的内亚帝国模式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标，与汉唐帝国模式也大不相同。后者一直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整个地覆盖全部国家版图作为远期目标。而前者则试图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宜的不同管治体制。清代官方颁布的包含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

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

（节选自《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作者姚大力）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唐王朝的疆域分为府县建制地区和羁縻地区两个不同部分，羁縻体制一直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B.羁縻地区有的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国家版图，有的长期停滞在羁縻、册封体制下，最终转化为对等国家。

C.汉族帝国和边疆帝国同时产生并共同参与国家建构，近现代中国版图就是由这两种帝国模式共同型塑的。

D.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若干个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数十个这样的历史家园构成了中国的疆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先概括地交代两种帝国模式的概况，然后分述两种模式的发展及特征，最后阐述其历史意义。

B.第2段述及唐代疆域之大，意在强调广大西部地区早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C.第3段引雍正帝的话，是为了说明汉唐式帝国在府县建制之外的地区从未履行过的国家职能及权利。

D.第4段引清王朝颁布词典事，意在说明帝国内部所保持的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管治体制。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秦—汉—隋—唐—宋—明等六朝帝国为典型的汉族帝国模式，在中国东部的雨养农业区域诞生并成熟。

B.宋、明两朝的版图整合所到达的最大范围就是府县建制地区，不包括中国西部居住的各大型少数民族。

C.边疆帝国采用汉唐帝国的模式对中国的整个内陆亚洲部分实施有效管理，以此参与中国国家建构活动。

D.清王朝颁布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在帝国内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样性特征，实行不同管治体制。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军师吴用和梁山聚义

作为军师，吴用最显著的政治事功首先体现为“智取生辰纲”“劫法场”“智取大名府”等武力行为的事先谋划，这彰显出吴用有兵家的气质。除此而外，他使用言辞创造和扭转政治局势的能力则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调停刘唐、雷横之争，鼓励阮氏三兄弟入伙，激发林冲火并王伦等事件中，吴用的表现都让人联想到战国的纵横策士。无论是兵家还是纵横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战国气”。“战国气”不同于“春秋气”，对大义和仁德缺少本质的体认。

吴用式的人物在中国政治史上比比皆是。如果将《水浒传》中的江湖视为整个中国政治史的缩影，那么吴用也就成了中国知识人政治家的缩影。在这之前，《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则是这方面的代表。吴用外号“加亮”则反映出《水浒传》作者希望用吴用这一角色与诸葛亮进行对比。

诸葛亮的重要形象，本质上是由历史所赋予的。早在唐肃宗元年，姜子牙被追封为武成王，以张良、孙武、吴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绩等人配享①，这确立了日后“演义”作者对“军师”进行想象的历史谱系。诸葛亮被层累的官方奉祀和民间叙事逐渐确定为中国智慧德性的集中象征，是臣道、师道和通天智慧的代名词，“军师”因他而成为历朝小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相比之下，比起高尚忠义的“神人”诸葛亮，一边教书一边在墙上挂着铜链的江湖好汉吴用，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人。在吴用那里并没有江湖政治目标之外的更高追求，比起诸葛亮来说，他更加是后世因命运而身处险恶江湖的知识人最宜师法的对象。

虽然和诸葛亮同是文士形象，但吴用手里持的是铜链而非鹅毛扇。吴用的许多行为都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如为赚朱仝上山而令李逵杀死小衙内之类的事情，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道德形象的诸葛亮绝对做不出来。如果不对吴用的残酷手段进行掩饰，那么《水浒传》当中蕴藏的政治现实主义将会对公众造成负面影响。《水浒传》的确是要道说江湖的险恶残酷，同时传授相关的可怕政治经验。但是，后世对其进行评点和戏曲影视改编的艺术家，则必然会出于道德动机对这些经验进行美化处理。这也凸显了历代民间知识人扬美隐恶的敏感意识。对权谋家进行道德化、主流化的包装，这样一种图像的叙事伦理会减小吴用这一类人物事迹上可能带来的道德破坏性，反过来刺激广大群众对这种美好政治的向往，并刻意提示江湖当中的“军师”身份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政治人格的可能联系。由《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