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版高一历史必修1_历史人物：冯桂芬生平及思想介绍

冯桂芬生平及思想介绍

冯桂芬，字林一，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对洋务运动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他是林则徐的学生，曾仔细研读过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1853年在苏州时以在籍京官身份奉诏举办团练自保。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他逃到上海。由于长期在东南沿海生活，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有直接的体会，一度赞成“借兵助剿”，认为“用夷固非常道”，但“不失为权宜之计”，所以主张由英、法军队代守上海，筹划并积极参与江浙官绅与洋人一起镇压太平军的“中外会防”。

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学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狭义的“文化”）是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本质特点，是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一个“新动向”，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近代化实际以此为开端。冯桂芬是这一运动最早、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兴办洋务的基本思想，这些文章可说是他多年对古今中外治国方案研究的心得，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社会观点，后来汇编成书，名为《校邠庐抗议》。之所以命名为“抗议”，他在自序中说是“位卑言高之意”。

在《校邠庐抗议》中，冯桂芬从诸多方面对当时政治的腐败作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揭露。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政治上依旧因循守旧，毫无生气；贪污贿赂公行无忌，官名几为市肆之名；官为富豪犬马，而鱼肉百姓；经济上千疮百孔，横征暴敛，结果是民受饥苦、蠹国病商；军事上防同虚设，不堪一击……确如大厦将倾。

中国为西方列强欺凌，他感到“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深为国忧。他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险恶局面，呼吁上下如不振奋精神、奋起变革，“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鱼肉，何以堪之！”所以他疾呼：“自强之道，不可须臾缓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他进一步说，“人实不如”并非说人的天赋不如，而是“人自不如”，就是后天不努力、不长进。天的自然条件不如人是可耻的，但无法改变；而“人自不如”，更加可耻，因为“人自不如”是自己不努力才不如人的，但只要知耻后勇，洗心革面，这种“不如人”是可以改变的。怎样才可以自强，他认真研究了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先进之处，比较中西现状，提出了几个在当时振聋发聩的“不如夷”：在社会政治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在军事方面，“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说中国“不如夷”应向西方学习却被视为“非圣人之法”的异端。恪守封建冥灵的顽固势力拒绝一切新事物、攻击学习西方是“以夷变夏”，虽然痛遭西方列强欺凌依然不思振作，继续做“天朝上国”的迷梦。顽固派拒不向先进学习的昏聩无知恰是近代中国一直落后的重要原因。对他们的陈词滥调，冯桂芬义正辞严地驳斥说，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这是必然的。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夏、商、周时代，强敌破门而入的现实使中国不得不变。拘泥成法、因循苟且，就会自承其弊，任人宰割。所以“法”如果不合形势，虽先古圣人遗留也要抛弃；如果能使国家强盛，就是“蛮夷”之法也要学习。针对中国弱点，他提出了广泛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广译西书、采用西方机器和新式农具、变通科举来培养西学人才等一系列主张。这样，中国对西方“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虽然他这样热情地主张学习西方，但还是将这种学习限定在科学技术的范围内，非常小心地将根本制度“礼”排除于外：“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他对自己思想的总结是：“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一简单概括后来成为洋务派基本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

冯桂芬的思想是与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但又突破了林、魏“师长”仅限于坚船利炮局限，而是由“技”深入到“学”、进入科学学理的层次。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提出的问题其实是后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起始，的确如一些学者所言，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阶段性进展。他的思想承前启后，为后来的洋务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成为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嚆矢。

冯桂芬被李鸿章延揽幕下，深得其器重。李鸿章在江苏的许多举措如复书院、兴试院、设立广方言馆等，常常委冯筹划办理，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活动更是随处可见冯的身影。曾国藩在《复冯官允书》中亦盛赞《校邠庐抗议》“足

以通难解之法，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旦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1874年冯桂芬病逝后，李鸿章为其亲撰墓志铭，并奏请建“专祠”。《校邠庐抗议》以后被频繁刻印、广为刊布，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光绪皇帝曾下谕旨印刷一千部颁发各衙门，作为变法的重要参考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