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关键词：现代性；乌托邦；理性；解放bo－－－

一、理性的自负：人类历史进步的现代性谋划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相信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体系，世界万物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发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现代社会，借助于科学与启蒙，人类实现了世界的理性化以及世界的祛魅，塑造了人们的理性意识，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使人代替上帝成为历史的主体，并产生了在人间建立天国的期望。运用理性设计理想未来，这是启蒙的基本法则。

在启蒙主义者的历史进步观中，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在普遍理性引导下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统一的合目的过程。在启蒙运动中，被誉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为

法国启蒙哲学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而孔多塞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哲学家。法国启蒙学者们把“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作为历史进步观的奠基者，启蒙学者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和人类理性在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历史并不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英雄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他们虔诚地相信“理性的进步将与人的美德和幸福同步”，并对“人的解放”和“人的成熟状态”做了详尽的描述。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一部有关历史进步观的经典。在书中，孔多塞描绘了一幅阶梯式的、按照理性的法则来摆脱束缚和获致解放的“历史图表”，该图表对唯理主义元叙事及其“解放逻辑”做了最直观的描述。孔多塞以理性为主题，重新叙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孔多塞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十个历史时代或历史阶段，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前面九个历史阶段，都是通向最后阶段的桥梁，人类在第十个阶段将实现完全的自由和幸福。孔多塞认为，历史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第一步是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是从历史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整个历史呈现为一个不断通向进步的、

最终达到终极完善结局的目的论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与成熟的历史。理性成为上帝的代名词，“人类在摆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对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实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人类将最终达到这样一个时刻：“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

在孔多塞眼里，人具有无限的追求完美的能力，除非自然给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地球以灭顶之灾，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类的自我进步。孔多塞由此完成了进步观的本质转移：从早期的自然领域中的科学知识进步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及人本身的道德理智进步；从以往人们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到追求人性自我完善；从原来的有限的可能的进步追求转变为坚信人类一切领域的不可逆转的不断完美。这种乐观自信第一次使进步上升为一个主导性的和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公理和信条，使欧洲历史哲学彻底结束了循环论逻辑统治时代。但由此埋下了将历史进步过程直线化的简单化的隐患。

孔多塞充满唯理主义色彩的解放叙事，生动呈现了“现代性筹划”及其深层逻辑。这一理想建立在由科学和理性所催生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信仰之上。按照这种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种由先验的“理性”力量所主导和决定的进化过

程，理性作为永恒的原则支配着历史，并以“理性统治世界”为至善结局

这种理性主义对理性的力量毫不怀疑，它把理性看成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无历史的理性，一种理性乌托邦。这一乌托邦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精神源泉，并为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一种新论证、新框架。然而，现代性的“解放逻辑”真能如人所愿吗?

二、现代性的困境：理性的僭越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自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文明乐观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更使得人们相信文明进步就是越来越好。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世纪，启蒙作为进步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批判。世纪资本主义的文明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就的，而世纪的人类历史更是以“触目惊心”留下令人战栗的记忆。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所言：“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司空见惯的残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杀人是用大规模生产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的。美好的科学潜力和实际已发生的政治罪恶之间的对照，令人震惊。像这样全球性的无处不在的屠杀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死了这么多人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于这般狂妄的非理性的目的，持续不断地集中精力从事肉体消灭，更是旷古未闻。”

问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尸炉冒出的浓烟足以浇灭任何理性所带来的欢欣。启蒙的“解放神话”并未能使人类“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了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启蒙观念从神话中走出又走入了新的神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理性化没有呈现出孔多塞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式的美妙景象，而是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物役化。工具理性为认识和控制自然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人类在自然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但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以及对久已渴望的东西的满足，却没有增加人类的自由度和幸福感，反而使得生活意义消失，终极价值隐退，启蒙理性所承诺的自由与解放的前景日益暗淡。“以‘解放’的诉求为始，却以‘压迫’的悲剧为终，以‘解放’的追求为开端，却以‘毁灭’的代价为结果，这就是现代性‘元叙事’及其‘解放逻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悖论。”

对于上述悖论，马克斯·韦伯早有察觉，韦伯曾经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合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划分出两种合理性行动类型。韦伯指出，理性既可以用于事务的计算，又可以用于价值方面，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和实合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意味着可算计性、效率和非人性，即合理性还原为它的抽象的、工具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的行动被称为目的合理性的；实质的合理性即行动不只是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它还包含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