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在中国的种植历史

小麦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四）

作者：曾雄生来源：GLULU清真美食文化版权声明

小麦

古来引进中国的物种很多。但麦子是最成功的一个，这不单是指麦子的种植面积大，食用人数多，而且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从麦子和其他几种外来的作物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一般认为，大豆原产于中国东北，对于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来说也是一种外来作物，最初称为“戎菽”。戎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其中一支叫山戎，相传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把大豆引种到了内地。战国时，菽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取代了黍的地位，菽粟并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同一时期的典籍也常常是将菽粟相提并论。一些地方，如七雄之一的韩国，“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然而，从汉代开始大豆的地位就开始让位于麦了，它只是作为一种救荒作物来种植和提倡。

高粱

高梁原产地在非洲，三世纪前即经由印度传入中国西部的四川，称为蜀黍。虽然高梁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但十三世纪以前，并无大的发展，十三世纪后也主要在北方地区种植，且被视为“粗稼”（粗粮）。这与高粱所扮演的角色有关。高粱虽然也充当口粮，但主要用于救荒，其次就是制糖酿酒做苕帚。

明代中后期，原产美洲等地的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新作物引进中国，并且以其极强的适应性和极高的产量，迅速在中国得到传播，对于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这些新作物都没有取得象麦子一样的地位，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植稻麦的“高山海泊”之地作见缝插针式的种植，并成为这些地方人们的主食，对于大多数明清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还主要是靠稻麦养活。

小麦

麦作虽然是外来（后来）农作物最成功的一个，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诗经》中有一首周人赞美他们祖先的诗篇，篇中提到了麦，可知关中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已有麦子的传入，而千年之后的汉武帝末年，关中地区仍然没有形成种麦的习惯，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建议时就提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又是过了百年之后，到西汉末年的成帝时，关中地区的麦作才在有名的农学家氾胜之的推广之下得以普及。

麦作在江南的推广更为缓慢。三国时，吴国的孙权曾用面招待蜀国的使者，这是江南面食的最早记载，但江南种麦的最早记载却出现在永嘉南渡（317年后）之后的第二年，即东晋元帝大（太）兴元年（318年），而更大的发展却是在两宋之交（1127年后），出现了“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此后江南的麦作还是时起时落，并没有稳定下来。这与另一种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入江南的旱地作物棉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棉花

江南在南宋末年尚无植棉，时人谢枋得（1226至1289）在一首诗中提到当时江东地区还没有棉花，可是时隔不久，江南就开了植棉并且很快得到发展，到谢枋得死的那年，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元朝政府在江东等地设置子木绵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棉布十万匹。到明代，江南松江府一带，便发展成了全国棉花生产中心。麦作在江南的用了近900年的时间，还不没有真正普及开来，而棉作只用了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就使江南成为一个生产中心。

麦是外来作物中本土化最成功的一种，但麦子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在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是以粟居首位。政府税收收的是粟，只有不出产粟的地方，才准许交纳稻子和麦子，麦被称为“杂种”或“杂稼”。政府的粮仓中贮藏的也大半是粟。唐代文献中提到粟的次数也多于麦。唐宋以后，虽然麦取代了粟的地位，但粟黍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仍然是以其顽强的适应性生长在北方的大地上。明代末年，虽然麦子在北方的主食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但并没有一统天下，黍、稷、稻、粱等粮食作物仍然占据相当的份额来瓜分。中国南方自古迄今，麦从来都没有撼动过水稻的首要地位。明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南方人种植麦子，面粉只用作副食。

面粉

麦子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有其自身的原因，即麦的栽培和食用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涝北旱都有于麦作不利的一面，同时也与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备荒救灾的经验有关。传统农业强调“杂植”，即尽可能地种植多种作物，以防备水旱灾害。这样的经验使麦也能够成为杂种参植中的一员，但又使它不能取代其他的粮食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