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国家经济状况

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者：贺水金(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4 22:48:05发布)一般认为，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而事实上，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所坦言："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辑，第91页。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北洋政府时期。

无怪乎当时外人在对中国的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注：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

今人要想从当时的紊乱中理出一个头绪，绝非易事。

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尽可能就当时货币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出归纳性的描述，以企对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状况获得一整体性认识。

一、货币紊乱的特征所谓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

而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每一种货币都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还有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既无本位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货币制度。

而一个没有本位和制度的货币状况，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

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

货币的演变是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铸币的纸币，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

称量货币主要是以本身的重量即作为商品的价值，其铸造是由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完成的，是小生产方式的产物。

铸币则与近代先进的工业生产相联系，机器的铸造保证了铸币无论是器形还是成色重量，都规整统一，符号性大大加强。

银元是从称量货币发展为符号货币的关键环节。

可兑现纸币和不可兑现纸币都是一种符号货币，区别只是前者还没有彻底割断与金属货币的联系，而后者则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和自身的信用。

很显然，称量货币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传统性货币，而铸币和纸币都是与近代社会相联系的近代性货币。

近代中国在1933年前除了不可兑现纸币尚未出现外，前三种形态的货币都同时流通。

近代中国的称量货币是银两。

银两虽然不同于银块，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如元宝形、圆形、腰形等，上面还刻有铭文，但它器形多样，成色和重量根本无法整齐划一，因此符号性还很弱，主要还是一种称量货币。

银两又称银锭，俗称元宝，由各地银炉铸造。

1920年，上海有银炉24家。

银炉的组织形式，都是家庭手工业性质，区别只是规模或大或小。

为了防止银炉滥设多开，上海新设炉户，必须殷实商号10家联保，并向公估局核准后方可开业。

公估局是一个地方负责对银炉熔铸的银两进行鉴定衡量的权威机构，由当地颇具影响、经验丰富的银钱业人士组成，并需得到当地银钱公会的认可和当地政府的批准。

银炉铸出的银锭必须送到公估局批定重量和成色，达到或超过最低标准者方可进入流通领域，不达标准者则不批退回，重新熔铸。

公估局是近代才出现的新机构，是适应近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银两这种传统货币在近代出现的一种进化，但其又强化了地区标准，造成各地区之间的标准的多样化。

银元是近代中国流通的主要金属铸币。

中国人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使用的银元都是外国银元。

咸丰以前，流入最多、使用最广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本洋。

外国银元因形制、重量、成色都有精确规定，不象中国银锭那样充满了随机性，因此在早期对外贸易中被中外商人一致约定为记价标准和流通手段。

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往往不惜以远高于本洋实际价值的价格获得后储蓄起来，虽然丝茶出口特别旺盛，白银大量流入，市面上的通货反而紧张，本洋价格"竟较前涨高八成"，为了摆脱通货严重不足的困境，中外商人议定以规元为记帐单位，"本洋之市价步涨，适与上海规元价值相等，故帐册上只需易数字单位名称，而数字可仍其旧"（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

这一创举改变了对外贸易使用银元的传统，而从此以银两为记帐单位和支付手段，而且，在银两与银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可兑换关系，上海出现"洋厘"行市，银两与银元的并用成为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头脑清醒的官绅逐渐抛弃禁止洋钱流通的僵化观点，而认识到银元的优点，主张购买机器，自铸银元。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开设造币厂铸造银元，所铸银元与外国银元一并行用，正式开始了中国官铸银元的历史。

银元上因有龙的图案，习称"龙洋"。

后来各厂在铸造银元的同时又铸造铜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遂由过去主要使用银两、制钱变为主要使用银元、铜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但近代新式纸币却首先是由外资在华银行发行的。

第一个正式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是185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资麦加利银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资在华银行不断增加，其大都倚仗治外法权在中国大量发行纸币，主要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以后者居多。

由于纸币具有印制方便、识别简单、支付便利等优点，又可以自由兑换，信用较好，因此发行后在市场上广泛流通。

在外资银行的刺激下，中国人也开始筹办新式银行，发行纸币。

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

1904年和1907年，清政府先后设立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纸币。

民国建立后，国家银行实力增强，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大量建立，纸币的发行更为广泛。

银两、银元、纸币，处在货币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货币形态，却同时流通于近代中国，而且，每一种形态都种类繁多，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此地与彼地、本国与外国，并行混杂，紊乱不堪，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状况也并无改变，实在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观。

（二）中央、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与非官方发行的货币并存。

银两主要由民间私设的银炉铸造发行，但海关、常关、京师和各省官钱银号等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设炉铸造。

民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银两的铸造发行，但历史上各类官炉铸造的银两仍然留在了流通领域。

银元（或者说铸币，还包括铜元）开始是地方政府铸造，190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造币总厂，中央政府始加入银元铸造行列。

民国建立后，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继续采用总厂和分厂的办法，铸发银元。

因新国币系采用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头币"。

对晚清各省铸造的银元，则由国币兑换收回改铸。

但由于原来龙洋数目太多，回收工作又不很有力，结果就形成了历史上各地方政府铸发的银币和当今中央政府铸发的银币同时流通的局面。

1931年，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银币总数为1707225 千元（注：《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1933年1月26日。

）。

在清末，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各省官钱银号）与非官方发行的纸币（中国通商银行），三者同时流通。

民国建立后，这种局面更大为发展。

国家银行既有从清政府继承下来的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名）和交通银行，又有1928年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央银行。

各省的官钱银号大都改为地方银行，由省、市地方政府主办，基本上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银行，地方银行一般都发行纸币。

一般而言，每个地方银行每年的发行额大约在200 万元上下。

1934年，全国地方省、市银行共发行7086万元，而这一年三家国家银行共发行40327万元，前者只是后者的17.57％，也仅为中国银行一家20471万元的发行额的三分之一强。

除了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外，一般的华资商业银行也发行纸币。

这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官商合办的特种银行，如农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等，一般发行几十万至几百万不等的纸币。

另一类是比较纯粹的商业银行，占一般华资商业银行的绝大多数。

1935年，全国华资银行共164家，商业银行80家，占43.8％，特种银行47家，占28.6％。

后一类商业银行只有少数从国民政府那里取得了发行权。

1935年法币改革前，享有纸币发行权的商业银行主要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

上述两类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要比地方银行多出许多，1934年，前者为14837万元，而后者仅为7086万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

（注：1936年《全国银行年鉴》第十九章"银行统计"，第85-90页。

）（三）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

本国货币已如上述。

外国货币则主要包括从国外输入的银元和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纸币两类。

外国银元先后在中国流行的主要有本洋、鹰洋、人洋等。

上海改用规元记帐后，本洋被废弃不用，代之而起的是鹰洋。

鹰洋在1854年开始进入广州流通，1856年进入上海，不久势力由上海延及长江流域。

1905年，墨西哥改用金本位制，鹰洋停铸，势力始有所衰退。

1895年，英国在印度设造币厂铸造银元，俗称人洋或站洋。

广东一带颇为流行，1900年后，北方地区也广泛使用，京津地区尤受欢迎，但上海基本不见使用。

由于资料限制，外国银元历年流入中国的数字无从稽考，据魏建猷估计，1911年，仅鹰洋一种在全国流通和储藏的数量就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注：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08页。

），而1931 年《银行周报》估计外国银币当时在中国的流通数量为8000万元。

近代中国发行纸币的外资银行主要有英国的麦加利、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德国的德华，比利时的华比，荷兰的荷兰，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道胜等银行。

上述银行除了俄华道胜银行1926年倒闭，其发行的纸币变为废纸不再流通外，1935年法币改革前都一直发行纸币，有的在法币改革后仍然继续发行纸币。

外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发行纸币的总数，缺乏全面的统计，比较普遍的估算是清末为1 亿元以上，1921年为2亿元以上，（注：《资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发行和流通的货币》，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20世纪20年代前，其发行额要比华资银行高出许多，30年代则要比华资银行少不少。

（四）货币流通的区域性与区域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并存。

近代中国货币发行权分散，其结果造成每一种货币形态在全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种类，甚至一地之内就有好几个种类，甲地流通的货币不能流通于乙地，乙地流通的货币也不能流通于甲地，货币流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