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

简介：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作者:(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Innis)

译者:何道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06月

写在前面的话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是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和历史经济学家。他的理论代表作《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被喻为西方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当我第一遍读《传播的偏向》时，老实说，能读懂的没有多少，脑子里留下印象的也就是“苇管笔、莎草纸”。那一个个字我都认识，可是当他们组合在一起时，却变得那么陌生。不过，没过了多久，我看到了加拿大的另外一位传播学泰斗麦克卢汉①为《传播的偏向》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要花掉不少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②

顿时，我觉得来了点精神鼓励，甚至觉得读懂了伊尼斯，就等于读懂了传播文明。也许这么说有些极端，不过我想那么在如今这个媒介、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尝试着用伊尼斯的历史哲学维度去理解媒介的属性以及媒介在各种文明中对社会的作用无疑已经是一种新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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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尼斯的书中，传播媒介更新都是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于衰落。或者再说的透彻些，媒介就是伊尼斯的文明的灵魂，他所划分的文明都是以不同的媒介作为分界点的。这不禁让我想到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文化”的观点，事实上，麦克卢汉也正是传承了伊尼斯关于“媒介与文明”见解的精髓。伊尼斯将传播媒介与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试图告诉我们媒介对社会政治、文化有

着深刻的影响。从埃及文明的石刻到西方文明的羊草纸再到现代文明的电报、广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以及传播媒介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对社会的影响方式。

那么媒介本身的属性是什么呢？它不可能是客观中性的。

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③通俗点来说，即媒介性质出现“时间性偏向”与“空间性偏向”。

倚重时间的媒介，例如石头、黏土、羊皮纸等，由于其耐久、易保存的性质，因此它在文明中的诉求是把握对时间跨度的控制，以达到传承宗教、建立国家威严及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举例来说，埃及文明中，石刻与金字塔传递的是绝对的王权以及宗教中对于永生的信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森严的等级制度越加确保王权崇拜。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卡洛琳王朝的兴起标志着西方采用羊皮纸取代了莎草纸，由于羊皮纸耐久以及适合非集中化农业经济的特性，原本依靠莎草纸抄写的材料，全部用羊皮纸重新抄写一遍。这就使得基督教的著作大大压倒了异教的著作而形成了一种知识垄断。西方教会的地位与权力也因此被确立。然而，石刻、羊皮纸等这类“偏向时间的媒介”也由于其忽略了对空间媒体的重视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任何一种文明中，绝对的王权以及知识垄断都将伴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阻碍了政治组织的发展，也因此招致了新力量来打破这样的垄断。埃及文明最终屈服于宗教，以及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都是最好的例证。

伊尼斯所说的另外一种媒介是倚重空间的媒介，比如莎草纸、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等。他们轻便，容易流通，但是难以保存，因此它对于空间跨度的控制要好得多。人们借助这样的媒介，通常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以及领土的扩张。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时间性媒介”在国家开疆辟土中可能产生的阻碍，然而，正如伊尼斯所说，“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展，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④这是西方文明对于当下的执着，但是这样的执着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空间的平衡，使得国家失去对时间的兴趣，情愿诉诸于战争以实现眼前的利益。这一诉求最终导致了国家难以维持长久的稳定。

读到这里，我想已经不难理解传播媒介在时间与空间上达到一种平衡的文明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伊尼斯认为，希腊帝国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他在“挑剔的批评”这一章节中毫不掩饰对于希腊口头传统的偏爱⑤，他认为这样的口头传播与冷酷的机械转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较好的解决了时空偏向的尴尬.然而，公元5世纪后半叶，希腊人使自己的文字传统以及个人主义地位上升，压倒了口头传统，最终毁了希腊文化。

有学者认为，伊尼斯是拥有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深刻的指出了现代媒介的“双刃剑”功能：现代政治与经济因为高度依赖现代媒介而变得异常的敏感于脆弱，比如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既可以迅速的传递经济资讯，也可以快速的传播经济恐慌。⑥在传播的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著名的那个悲剧莫过于希特勒借助广播将德意志的民族情绪煽动到了近乎癫狂的境地而最终毁了一个民族。

时间的脚步迈进了21世纪，有人说互联网的产生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伊尼斯对于传播媒介悲观而又忧虑的态度。因为互联网在空间偏向上将整个“地球村”联系在了一起，又能够在时间偏向上打破传统的线性规范使得在虚拟社区中的人能够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口头传统。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期许。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仍然逃脱不了“双刃剑”的命运，它可能克服了传统传播中信息不对称的缺点，改变了以往封闭性及单向性的传播方式，使每一个受者更加平等的享有知情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无政府主义的、无中心结构的互联网使得原子化的个体连结成了一个虚拟的群体，在无过滤的信息面前成为了不明真相的“乌合之众”。正如勒庞说说，在群体中，从教育等方式获得的有意识人格被情感等无意识人格所取代，思想情感容易受到暗示，并且立刻将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消极的“群体极化”。追求正义的豪情因此而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似乎与伊尼斯的媒介哲学中最富有洞察力的观点不谋而合：“传播的突飞猛进常常导致野蛮行径的突然爆发。”

很难想象，伊尼斯会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是弊端，甚至是灾难。不过我认为，他真正担心的应该是西方文明不可逾越的且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这种文明关注的是机器工业和专业化，然而“专门化总是过（份）的。”这种过分的专注使得平衡的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越发变得不可能。那么换句话来说，伊尼斯真正忧虑的是被西方文明深刻影响着的现代文明的不平衡性和不可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