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贸易保护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贸易保护

摘要

自有国际贸易以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争就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的过程之中。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理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赞同自由贸易的推行，但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是纯粹的自由贸易政策，它或多或少会体现出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可以说保护贸易的发展得益于贸易保护理论的不断发展。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为分界线，贸易保护理论分为旧贸易保护理论和新贸易保护理论。

关键字：美国贸易逆差新贸易保护理论

70 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世界经济结构面临重新调整，为了恢复国内经济增长，解决失业率过高的问题，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其中又以美国的贸易保护程度最为突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就几乎一直以逆差结束,在1971-2006的36年间,美国的货物贸易只在1973年和1975年出现过少许的顺差,而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总贸易甚至只有1975年出现过规模不大的顺差,除此以外的所有年份,全部都是以逆差结束,也就是说,在1975年以后的30余年间,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常态。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在进入21世纪之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变动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增速相对缓慢。二是贸易逆差的变动具有较大的起伏。然而,自2001年小布什执掌美国政府以来,美国经济外部失衡严重并且不断恶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贸易逆差急剧膨胀。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数据,200年即第一任布什政府的头一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4272亿美元,然后就接连跳过5000、6000、7000和8000亿美元,在2006年即第二任布什政府的第二年达到8361亿美元,年均增量超过8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4.37%,远远快于同期美国经济年均不到3%的增速,间隔短短5年就翻了一番还多,是美国历史上增速最快的时期。就总贸易而言,2001年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为3628亿美元,然后接连越过4000、5000、6000和7000亿美元,到2006年达到接近8000

亿美元的7827亿美元,也翻了一番多,而且增幅比货物贸易逆差更大,增速比货物贸易逆差更快。总之,不论是货物贸易逆差还是总贸易逆差,布什总统都在不断创造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之最” (见图1)①。在布什政府治理下的美国,贸易逆差不仅增速比以前大幅提高,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而是一路直线增长,对比克林顿政府时期的8年和布什已经执政的6年,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出这些变化:1993-2000年两任克林顿政府的8年里,美国的年均货物贸易逆差是2340亿美元,年均总贸易逆差是1610亿美元,2001-2006年的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年均货物贸易逆差达到6240亿美元,差不多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3倍,年均总贸易逆差超过5620亿美元,几乎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4倍。

2008年后：(1)美国的消费长期依靠居民对金融机构的负债来支撑。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都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必然整体收缩信贷规模，消费信贷的收缩首当其冲。由于没有信贷支持，美国的私人部门消费必然萎缩，对进口品的消费需求随之下降；(2)美国的消费需求也依于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收入预期．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上升，实际收人水平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收入预期也会逐步下调。美国人必然紧缩现实消费，从而抑制进口的消费需求；(3)美国的进口消费需求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低收入阶层．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将强化风险管理，提高消费信贷门槛，低收入阶层将被排斥出信贷行列，从而抑制低收入阶层的进口需求；(4)美国的消费进口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财富效应．即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增值。金融危机后，股市暴跌．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也剧烈动荡．财富效应大打折扣，进而会对消费进口需求产生长期的抑制作用。2009年之后，逆差开始增加，此后逆差一直是维持在3000亿到5000亿之间来回波动。但是总体来说比布什政府时逆差减少了很多。

贸易逆差是美国再次采取贸易保护的直接原因，（1）不同于旧的贸易保护理论，新贸易保护理论的研究更为实用，它注重对贸易保护政策的研究。（2）在贸易保护措施上，新贸易保护政策更加多样化。发达国家除了使用关税这一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更多的使用具有灵活性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如，进口配额制、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低汇率、出口补贴）的同时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降低进口，此外还采用高外汇储备政策来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3）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内，使用的贸易保护方式不同。

发展中国家主要保护国内幼稚产业，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则更多保护国内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如，钢铁、汽车行业等）。新贸易保护理论主要是为发达国家解决就业和国际收支等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为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在理论研究上其实没有更多的新思想，不过经济学家们对新贸易保护理论研究和阐述的角度各有不同。比如有以增进国民福利为目标的新福利经济学，有关注环保的环保主义保护理论，还有管理贸易论、地区主义经济论等等。

1974 年贸易改革法修正了美国贸易政策中的许多要素，其中包括：301

条款授予总统有对他国贸易行使报复的权力；341 条款规定美国可以根据自

己的判断而反对他国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公正行为；再次强调“免责条款”的重要

性等。

1985 年美国政府支持利用“301 条款”来迫使贸易伙伴开放

国内市场，以便使国际贸易的平台对美国企业来说更加公平。

《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为美国在全球强制推行公平贸易提供了

法律依据。美国单方面认为，美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是导致美国

贸易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美国企业在公平和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具有同外

国企业进行竞争的足够能力，因此，美国政府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维持国

际的公平贸易的环境。

2001-2008 年间，美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了公平贸易政策的发展。一方面

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取消所有制成品关税，要求各国进一步开

放农产品和服务市场，积极推动美国与他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另一方面，

美国积极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或者征收附加关税的办法阻止其他国家对美

国的进口。

“公平贸易”的实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公平贸易是一种基于权力俘获基础上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最终，公平贸易的道德是纯粹的现实政治。与此同时，“自由且公平贸易”使得美国贸易议题进一步扩大了，公平的内涵和外延均得以延伸。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有两个非贸易议题对贸易政策的形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是劳工标准；二是环境政策。近年来，劳工标准与公平贸易的关系成为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甚至承诺，如果伙伴国将劳工标准纳入与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将考虑给予签约国更大程度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降低和更大的市场准入作为补偿。由于劳工标准问题有可能演变成人权问题，从而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博弈和制衡的砝码。因此，劳工标准问题实际上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问题。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使用不违反 WTO 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来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一方面，美国倡导绿色经济，为其国内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全球议题中获得战略主动，使得对其他国家制造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冲击。美国正在实行更加隐蔽、更具战略性的贸易保护手段，例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