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传教士与汉籍外译
明末清初汉籍西译及中学西传
明末 清 初 汉 籍 西 译 及 中 学 西 传
王 佳 娣
（ 湖南师范大 学 外 国语学 院， 湖南 长沙 ４００ ） １０８
摘
要 ：明末清初时期汉籍外译的主要 特点是西译的汉籍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 译本的选择随意性强、
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 翻译形式多样化 。西译的汉籍可分为古典哲学、 文学、 史、 历 自然科学等几类。此
时传入西方 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对西方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 词 ：汉籍 ； 西译 ； 点 ； 特 文化 交流
中图分类号 ：Ｈ ５ １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７ — １１ ２０ ）２ ０ ６ ０ ６ １ １８ （０６ ０ — ０ ２— ３ 意性。如法国传教士马若瑟 ， 曾在 中国居留过 ， 虽 但 对 中国古典文学并无研究 ， 他选 择《 氏孤 儿》 而 赵 ， 未选择有名 的关汉卿 的《 窦娥冤 》 等元代 四大著名 悲剧 ， 则纯属偶然 ， 虽然他说译此剧的 目的， 是希望 欧洲人 通过 它来 观察 中 国文 明 的程 度和 中 国人 的道 德观念， 这显然不是从文学 角度来译介 的。同样 ，
６ ３
《 、春秋》 易》 《 五部儒家经典 ， 始称于汉武帝时。《 四 书》 五经》 《 之译成西方语言， 于明清之际来 中国 始 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 １９ 年利玛窦奉范利安之命开始把 《 ５１ 四书》 翻
译成拉丁文， １９ 到 ５４年 （ 明万 历二 十二年 ） 成。 完 把《 四书》 译成拉丁文而又 出版 的是意大利耶稣会 士殷铎泽和葡萄牙 耶稣会士 郭纳 爵。他们 合译 了 《 大学》 取名《 ， 中国的智慧》 。殷铎 泽又将《 中庸》 译 出， 取名《 中国政治伦理学》 论语》 。《 的最早译本 也 出于这两人之手 。１８ ６７年， 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 理在巴黎印行 了二人所译 的《 大学》 《 、 中庸 》 《 、 论 语》 的拉丁 文译 本。《 中庸》 的意 大 利译 文 ， 于 见 １８ ６７年出版的意大利文《 中国札记》 为该书 的附 ， 录 。此 书为奥 地利 传教士 白乃 心所作 。 《 四书》 的全译 本 （ 际上并无 《 实 孟子》 ， 比 ）是 利时传教士卫方济按照直译方法翻成拉 丁文 的， 例 如《 大学》 他译 为《 ， 成年人 之学》 《 ， 中庸》 为《 则 不 变之中道》 。他还译过《 经》 幼 学》 五经》 孝 和《 。《
中国文学走出去——汉籍英译模式探究
相 比之 下 ，前三 种 模 式 的译 著在 国 际 图书市 场 上 比 较 受欢迎 ，而后两种 模式在 国内图书市场 比较 畅销 。杨 宪
９ ）。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 当时 益夫妇翻译 了大量作 品，在 国际市场 上并没有 取得理想 效
编 辑 西 方 编辑
西 方编 辑 西 方 编辑 中 国编 辑 中国 编辑
出版 社 西 方 出版
西方 出版 西 方 出版 中 国出版 中 国 出版
这些模式 以译者的影响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这些译 者的翻译生涯基本结束 。 以上 五种模式 中，毋庸讳言 ，第一种模式在西方影 响最大 、人数最多 。因为几百年 来，汉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一直是汉 籍外译的主力。翟理斯 （ Ｇ ｉ ｌ ｅ ｓ ）、理雅各 （ Ｌ ｅ ｇ ｇ ｅ ）、韦利 （ Ｗ ａ ｌ ｅ ｙ ）等人的译作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引用和参考。在 中国， 目前 以霍克斯 （ Ｄ ａ ｖ ｉ ｄ Ｈ ａ ｗ ｋ ｅ ｓ ）的影响最大。但 是，辜鸿铭对这些汉学家的译作并不满意，认 为他们的 “ 文学训练 还很不足 ，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 力”，不但误解 了中国文化，而且导致 西方人对 中国人和中国文 明产生种种偏见 （ 辜鸿铭 ，１ ９ ９ ６ ：３ ４ ５ ）。为了消 除这些偏 见，辜鸿铭决定 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中国人 自己翻译 典籍 的历史。他
翻译 。早在 １ ９ ７ ４ 年 ，余光 中 （ ２ ０ ０ ０ ：８ １ ）就呼吁 ： “ 汉 学英 译，英美学者 已经贡献不 少，该是 中国学者 自扬汉声 的时候 了。 １ ９ ９ ０ 年１ ２ 月第一届全 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 出 “ 重视汉译外 ，此其时矣” （ 贺崇寅 ，１ ９ ９ １ ：ｌ ～２ ）。２ ０ ０ ３ 年 ，笔者曾批评 国内对中 国文学英译 “ 关注不够，缺乏主动 ” （ 李平 ，２ ０ ０ ３ ：１ ７ １ ）。如今 ，正如汪榕培所 言，中国的典籍 英译事业 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 时期 后，２ ０ ０ ４ 年开始 “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２ ０ ０ ８ 年开始 “ 国剧海外传播工程 ”，２ ０ ０ ９ 年 国家全面推行 “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 ２ ０ １ ０ 年 国家社科基金设立 中华 学术外译项 目，以更大规模 、更多投入，在更广领域支持 中国图书 ‘ 走出去”，继续加大对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
|
30
左 上 角 写 有“mense Novembri anno 1591” ，即 “1591 年 11 月” ；在《论语》手稿第 135 页末尾 处写有“Laus Deo Virginique matri Mariae ac Beato Laurentio cuius die impositus est finis huic opera”， 即 “赞美主和童贞圣母玛丽亚，圣老楞佐 (3) 日完成 这部作品” ；在《诸家名言集》开篇写有“mense Novembri anno 1593” ， 即 1593 年 11 月； “Die 20 mensis Novembris 1592 in Vesperis Presentationis Beatiss[im]ae Virginis traductio huius libelli fuit absoluta per me Michaelem de Ruggeris”，即“笔者 罗明坚于 1592 年 11 月 20 日晚完成这本书，并将 此奉献给万福童贞玛丽亚” ，鉴于此处 1592 有重 描的痕迹，因此不排除开篇 1593 年有罗明坚写错 的嫌疑。 根据前文对这部手稿页码的描写， 《大学》 《中庸》 《论语》这三部分为连续编码，应该写于 1591 年 11 月， 完 成 于 1592 年 8 月， 《诸家名言 集》完成于 1592 年 11 月， 《孟 子》写作时间不 详。整部手稿写作时间开始于 1591 年 11 月，完 成时间不早于 1593 年。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
—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
□ 王慧宇
摘要：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存放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FG[3314]1185 的“四书”手稿。这 份手稿是已知最早的中学经典拉丁译本。通过分析手稿的写作时间及其中《中庸》翻译特点、思想倾向， 推断其作者为罗明坚。通过对《中庸》手稿中对儒学核心概念的解释和转述，浅析罗明坚在译介儒学经典诠释方面所呈现出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罗明坚 利玛窦 《中庸》 跨文化经典解释 中图分类号：K207.8 doi:10.19326/ki.2095-9257.2016.04.006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19世纪末，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宣传基督教。
其中一些传教士将自己翻译的儿童文学带到中国，并在当地进行传播。
这些儿童文学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
他们从英语、法语等原版文献着手，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进行适应当地文化背景的修改。
这些传教士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译介到中国既是为了推广基督教信仰，也是为了改变中国儿童教育的现状。
他们深知儿童文学对于培养儿童良好品德、丰富想象力、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将一些优秀的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儿童提供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
这些传教士所译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童话、寓言、儿歌、诗歌等。
其中，童话作品如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儿童。
这些传教士还通过译著对这些作品进行注释和解读，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教士还积极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他们结合当地文化和中国儿童的生活经验，改编一些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更符合中国儿童的认知和审美需求。
他们以涂鸦绘本、流行歌曲等形式，创作了一批广受欢迎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来华传教士的儿童文学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儿童的阅读资源。
同时，他们也将西方的儿童文学理念和审美观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儿童的教育和成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总之，近代来华传教士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儿童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不仅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为中国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这些传教士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儿童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
234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刘冬蕾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林乐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后的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在华传教士，于晚清之际踏入中国，凭借西学翻译思想和特有策略使中国逐渐了解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
同时，这一举措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研究西方在华传教士之翻译思想及策略时，林乐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传教士译家。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一、引言从1829年美国在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194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南京回国这百余年间，美国在华传教士达3000人，专注于文字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没有那么多。
美国自由派传教士林乐知凭借自身翻译成就被后人所颂。
特别是其西学译著，因涉及范围之广，被后人称其为“翻译大杂家”。
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对外部来说，为近当代研究西方传教士的学者们提供了便利；对自身来说，《万国公报》使他被人称颂为“或许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传教士编辑”。
《万国公报》不仅“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并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
林乐知的西学翻译思想为西方美国新教文化在华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在晚清动荡之际，其翻译思想使康有为、梁启超等杰出变革人物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谓是近代基督文化和汉传统文化的火花碰撞。
林乐知翻译生涯：林乐知的翻译活动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经16年，即1867年到1883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便达13种。
产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有梁启超所著书《西学书目表》中的《列国岁政计要》、《东方交涉记》等。
第二阶段历经20年，即1887年到1907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广学会翻译编译书籍达10多种，像《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等。
论林乐知真正翻译生涯是第二次去广方言馆做教习的时期，即1867年。
林乐知被邀请前去江南制造局所筹建的翻译馆进行翻译政史、科技等方面的书。
正是翻译馆的存在为林乐知从事翻译提供了舞台，对他日后传教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
2020·6（上）35科学普及实践基金项目：2017年空军工程大学《中西翻译史》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石雯君，副教授，空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研究方向为军事翻译和翻译史。
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行为看我国对外话语传播石雯君摘 要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圣经》翻译揭示了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权力等因素，而今天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仍需警惕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通过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保持文化自觉在国际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 话语权；国家语言能力；文化自觉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0）260-0035-02清末，本来自居文化中心的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竞争体系，并吃了败仗，由此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从而开始了对泰西之学的疯狂追捧。
而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语言文化巨大变革的浪潮中，起到了明显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教士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尊重中国的独特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影响具有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从而提高《圣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与语言，使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改造并在这一旗帜下得到统一。
这一段历史对于对外话语传播体系的构建有着借鉴意义。
1 西方传教士翻译行为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自明末清初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到19世纪以新教传教士为主流，在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二者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所采取的策略却并不相同。
最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景仰并采取了依儒的翻译策略，然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言语和文化是持贬斥态度。
1.1 权力关系的转变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布迪厄的三大资本论将语言学研究带入了社会学领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具有标示、分类和规范的作用；语言不但在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冲突和争斗中被定义、被塑形，而且也在确认使用者在等级制度中的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定位[1]。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翻译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翻译
赵文利
【期刊名称】《中国科技翻译》
【年(卷),期】1998()4
【摘要】本文概述了发生于１７—１８世纪期间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与西学东渐的历史事件，代表性人物，在华活动，以及对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翻译发展起到的作用。
【总页数】2页(P36-37)
【关键词】翻译史;传教士;明清
【作者】赵文利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8.3
【相关文献】
1.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气象史实的文化解读 [J], 吴春彦
2.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J], 王佳娣
3.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 [J], 孟杰
4.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J], 崔西平
5.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及索隐派的汉学研究 [J], 王佳娣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
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晚清时期国内新教传教士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持续增多，这一重要课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影响。
晚清时期，众多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希望通过传播福音和翻译圣经等宗教文献来推广基督教。
这些传教士们在进行传教工作的同时，也不断进行翻译活动，将各类宗教文献、文化著作、科学知识等翻译成中文，以满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需求，并为本地教育做出贡献。
首先，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将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政治等知识引入中国，使当时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和思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
这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不仅翻译了许多基督教经典作品，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典籍，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蒙克的绘画理论等。
这些翻译作品丰富了中国的教育资源，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传教士们还开办了许多学校，培养了无数中国人才，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矗此外，晚清时期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在文学领域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许多传教士将中国文学经典如《红楼梦》、《西游记》等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些翻译作品增加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打开了一扇窗户。
然而，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价值观，使翻译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其次，由于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传教士们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差或误解。
综上所述，国内晚清在华新教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其翻译活动的综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和文学的影响。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1.跨越时间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
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兴起原因世界: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中国: 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
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
衰落原因根据孙立忠的总结(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
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
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
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
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作者：刘冬蕾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4期摘要：林乐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后的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在华传教士，于晚清之际踏入中国，凭借西学翻译思想和特有策略使中国逐渐了解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
同时，这一举措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研究西方在华传教士之翻译思想及策略时，林乐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传教士译家。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一、引言从1829年美国在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194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南京回国这百余年间，美国在华传教士达3000人，专注于文字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没有那么多。
美国自由派传教士林乐知凭借自身翻译成就被后人所颂。
特别是其西学译著，因涉及范围之广，被后人称其为“翻译大杂家”。
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对外部来说，为近当代研究西方传教士的学者们提供了便利；对自身来说，《万国公报》使他被人称颂为“或许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传教士编辑”。
《万国公报》不仅“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并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
林乐知的西学翻译思想为西方美国新教文化在华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在晚清动荡之际，其翻译思想使康有为、梁启超等杰出变革人物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谓是近代基督文化和汉传统文化的火花碰撞。
林乐知翻译生涯：林乐知的翻译活动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经16年，即1867年到1883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便达13种。
产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有梁启超所著书《西学书目表》中的《列国岁政计要》、《东方交涉记》等。
第二阶段历经20年，即1887年到1907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广学会翻译编译书籍达10多种，像《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等。
论林乐知真正翻译生涯是第二次去广方言馆做教习的时期，即1867年。
林乐知被邀请前去江南制造局所筹建的翻译馆进行翻译政史、科技等方面的书。
正是翻译馆的存在为林乐知从事翻译提供了舞台，对他日后传教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
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传教士时期的主要代表翻译家传教士翻译时期，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翻译高潮。
这次翻译多采用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翻译的形式，即先由外国人（传教士）口译或者初译，再由中国人笔受或者润色。
外方有名的翻译代表有利玛窦等，中方有名的译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魏象乾。
本时期的翻译跳出了宗教翻译的藩篱，以科技翻译为主，将翻译与爱国主义紧紧结合了起来。
一、外国方面利玛窦（1552--1610）1、个人简介：意大利传教士2、主要翻译作品：（和中国人合作翻译）《天主实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等3、翻译思想：论述了翻译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减色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龌龊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他与徐光启合作时“反复辗转，求合书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利类思在为其所译的《超性学要》的序文中说：“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新语，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
”其中，“文以地殊，言以数限”阐述了不仅文字因国家地区不同而相异，而且相关概念用语也因思想相异而不同。
“反复商求”，其间必有华士参与；“加增新语”则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少的。
二、中国方面徐光启（1562--1633）1、个人简介：明末清初著名的大翻译家，在西学翻译、历法改革、农田水利、练兵制器等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以及文学等扩大到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杰出的爱国科学家、科学文化运动的领导者2、主要翻译作品：《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3、翻译思想：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
他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方对中国最初的了解,源于西人早期来华游记中或是荒诞夸张或是语焉不详的记载。
真正可视为信实记载的源头,始于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报道和著述,他们亦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西译的主要承担者。
他们所塑造的中国成为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眼中的典范,这与19世纪欧洲文化优越视角下全然失魅的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进入20世纪,中国译者与西方汉学家共同成为典籍西译主体的新局面,既为中国文化西传赢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导向性,亦带来诸多亟须反思的问题。
16世纪到18世纪的三百年间,中国人在典籍西译的历史上是失语的缺席者。
明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作为当时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主力军,经由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译介,他们在书信、年报中对当时中国国情和社会民生的介绍以及来华各个修会围绕“中国礼仪之争”发给教廷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和报告,他们塑造出一个拥有强大理性文明的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国力雄厚、富庶优雅以及完善的政治管理制度而备受艳羡。
当时的主要译介成果体现为1662-1711年间的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个“四书”拉丁语译本:1662年在江西建昌用中拉双语对照刻印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书中刊载了首部拉丁文孔子传、《大学》的全译本并节译《论语》前十章的内容。
1667、1669年,在广州、果阿合刻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是为第一个《中庸》中拉双语对照全译本。
1687年借助法王路易十四的资助,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作为对欧洲启蒙思想家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学译述,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译文、当时内容最为翔实的拉丁文孔子传并附孔子像、《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及中国地图等内容。
该书出版后不久,随即出现多部法语、英语转译本,在当时欧洲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学者杂志》(Le Jour-nal des Scavans)、《博学通报》 (Acta Eruditorum)、《文坛新志》(Nou-velles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等学术刊物上亦涌现多篇评论性文章,充分说明了该书在欧洲的受关注程度。
[讲解]传教士在中国
![[讲解]传教士在中国](https://img.taocdn.com/s3/m/a875a61a854769eae009581b6bd97f192279bfec.png)
聖經翻譯的把關人富善
富善夫婦及兒女
富善牧師夫婦於1865年1月24日由紐約啟程,繞行大半個地球歷時六個月,才到達目的地中國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後再經天津抵達北京長駐,由差會安排宣教任務。
宣教士離鄉別井來到完全陌生的異文化地域,展開宣教聖工之前,當務之急,首重學習當地語文,否則一籌莫展。富善在求學期間已顯出對語文甚有深厚天賦恩賜之神速,實在令人驚異。初抵北京,為了與中國人打成一片,秉承入鄉隨俗;留長辮、穿長衫、予人有親切感。此舉除方便宣教外,對於學習中國語文亦產生事半功倍之效。1891年富善累積了豐富中文知識,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內裏包括10,400個漢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話特性研究》,更包
外出宣教
乡村小学
圣经翻译委员会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圣经》汉译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by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 高黎平
作者机构：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院英语系,福建宁德351200
出版物刊名：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3-107页
主题词：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圣经》汉译
摘要：西方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在清末民初中国翻译史的第三次高潮期达到顶峰，而晚清姗姗来迟的一群在华美国传教士在所有西方教士中后来居上，他们以独特的翻译手段中西合壁地演绎了西方经典之作《圣经》，其《圣经》汉译的成就无不让他们的外国同行叹为观止，望其项背。
古代来华的西域各国译人译籍知多少
古代来华的西域各国译人译籍知多少
宽忍
【期刊名称】《五台山研究》
【年(卷),期】1989(000)003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一次是古代西域佛教的输入,一次是近代的西学东渐。
而使中国文化增添了异样光彩、其中能够提升和丰富我国民族学术、艺术和思想的首推佛教文化。
中
【总页数】6页(P15-20)
【作者】宽忍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
【相关文献】
1.“何以译诗”与“诗何以译”∗--以来华传教士的西诗译介为例 [J], 杨慧林
2.译人译事,译界异见——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 [J], 李波;杨岱若
3.道安的译缘人生与译思译想 [J], 沈凝芬
4.道安的译缘人生与译思译想 [J], 沈凝芬;
5.历代来华法国人的科学著译 [J], 佘协斌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在华传教士与汉籍外译参考文献: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 《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段怀清，“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辉，“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儒学和基督教两大文明开始对话和碰撞,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开始通过翻译被介绍至欧洲，并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19世纪重新入华的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中有一部分继承前人衣钵，从事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如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等，其中贡献最大、最有影响的人物要属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译者、译本简介理雅各1815年生于苏格兰, 自幼喜爱文学。
学生时代成绩优异，曾获英国皇家学院奖学金。
1837年起在希格伯利神学院攻读神学，翌年加入伦敦会。
1839年被派至马六甲布道，任英华书院院长，兼管教会出版事务。
1843年6月，英华书院迁至香港，理雅各随续担任院长。
从任英华书院院长开始，理雅各就把研究和英译中国经典作为其重要工作。
他计划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其他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英文，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以〈中国经典〉为名出版一部7卷本译著（后来只出了五卷）。
翻译工作开始于1848年。
1861年，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印刷出版：同年,《孟子》译本作为第二卷出版；1865年,包括《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第三卷分为两册出版；1871年《诗经》译本作为第四卷出版,本卷也分为两册；1872年,内含《春秋》、《左传》的第五卷分两册出版。
1873年理雅各离港返英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他所翻译的《尚书》、《易经》、《礼记》、《孝经》以及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和《太上感应篇》，连同按照宗教因素重新编排的《书经》和《诗经》节译，被收入英国比较宗教学家穆勒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之《中国圣典》。
至此，理雅各完成了《四书》、《五经》的翻译工作，使得儒家主要经典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英译本。
译本影响《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轰动。
据费乐仁（Lauren Pfister）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统计，《中国经典》牛津大学修订版至少有9次重印，〈四书》和《论语》以单行本付印也各有11次和6次。
欧美人士由此获得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本凭借，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
同年，牛津大学聘任理雅各为首任汉学教授，继续宣讲、注释儒学，直至其去世。
前后二十余年，他培养了一批儒学研究者和传播者，为儒学在西方的进一步传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理雅各译本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理雅各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太原府大学堂、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继理雅各之后主持牛津大学汉学教席的苏慧廉，是《论语》另一英译本的译者，其译本兼收理雅各、晁德莅（Zottoli Ange，1826-1902，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后于徐家汇传教)和辜鸿铭等的译文之所长。
他在译本序言中这样说道:“理雅各博士在中国典籍方面所作的里程碑式的工作太著名了，不需要再说了；他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
阅读他的译作，每每为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忠实严谨的译笔、令人叹为观止的探索和明白清晰的表达所折服。
”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说道,“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
书出，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洽（广博），奉为南针。
”著名汉学家翟理思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他曾与理雅各进行过长期的论战，但他也为理雅各的勤勉与精确而折服。
他说:“理雅各的译作是迄今为止对汉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必将为后世人所铭记、研究。
” 翟理思之子、汉学家翟林奈也称赞理雅各的译本，认为“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理雅各之后，中外《论语》英译新本不断问世,迄今已有30多个。
这些译本各具千秋,但就广度和深度而言,尚无人能超过理雅各的译本,而从后世的每一个译本中,我们都不难找到理雅各的影子。
译本优点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时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作为英国传教士，面对复杂程度远较其他语言为甚的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要熟练掌握实在不容易。
特别是《论语》这样的经典，其思想的深邃和语言的复杂更是难以形容。
加以当时的经典只有简单的句读，没有现代标点，无疑也增加了解读的困难。
另外，经书真伪难辨，官方正统的诠释又日渐受到考证、校勘等近代学术的挑战,使得译者无所适从。
最后，西方近代汉学刚刚起步，缺乏必要的工具书以及可资参考的资料，既有译本又不可取。
这一切都使得理雅各的译经过程艰辛备至,同时也使得他的工作因此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
理雅各所译经典其他译本比较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旁引博涉，对原文的理解深入透彻。
经无达诂，这是注家的共识，但构成文本意义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有其确诂的，至少有其相对确定的解读和诠释边界，注家的训诂诠释受此边界的制约，不能太率性随意。
要了解构成文本意义的基本要素及其解读和诠释的边界,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训练。
理雅各早年曾受到良好的语言教育，后来在神学院学习时,又曾在《圣经》的释读上受到严格的训练,对《圣经》的释读方法有系统的了解。
所有这一切都为他解读诠释儒家经典提供了必要且难得的学术准备。
同时，为了翻译中国经典,他还下功夫对中国注家的成果加以钻研，广泛参考他们的观点，为其准确理解和把握文本打下坚实的基础。
理雅各治经，既能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又克服了当时欧洲汉学好作比附假说、轻视中国经学传统的偏见。
他每治一经,必先广泛搜集历代评注，详加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理雅各最得力的助手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也说：“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覆（考察审查），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
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亟器通，大抵取材于孔（汉经学家孔安国）郑（汉经学家郑玄）而折中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
”王韬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辞。
据费乐仁教授统计，理雅各在五卷本的《中国经典》里列出的参考书目达250种，中文183种，字典工具书17 种，英文译著22种，法文13种，拉丁文7种，俄文1种，可谓学贯中西。
理雅各于群经皆有着力，故能互文见义，触类旁通，对儒家思想有整体全面的把握。
二、理雅各译本紧扣原文，采用了语义翻译的方法。
纽马克认为，翻译权威作品和哲学著作应采用语义翻译法,以不失原著的特色。
语义翻译是指“在译入语语义和语法结构允许的前题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
”因为体现原作思维过程的语言形式和句法都是“神圣”的，所以语义翻译采用较小的翻译单位，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译者首先要尊重作者，其次要尊重原语，最后才去考虑读者。
理雅各是将语义翻译和详尽注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原文意思的传达，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并通过脚注照顾到了读者的需求。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在各国经典的互译中是值得借鉴的。
三、理雅各译注结合，凸显了译本的学术性。
理雅各翻译《论语》，每章都附有详尽的脚注，脚注的篇幅甚至超过了译文本身，从而使得他的译本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
在这一点上，其它译本是无法与其相比的。
其脚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篇章主题。
给出各章主旨，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各章内容，便于读者从整体上理解把握各章的内涵。
这一点在每一章脚注的开头大写体部分都可以看得出来。
2、文字训诂。
经文中的关键词语、语法现象初次出现时均加以解释说明。
理雅各对词义的研究仔细认真。
他很清楚，中英两种语言的词汇都存在着一词多义的现象，对词义把握不准，将会导致对经义的误解。
另外，他根据汉字四声的特点，常注明汉字的发音，并与英语中的多个对应词比较，根据上下文选取对等词汇。
他有时甚至引经据典,从词源学的角度探求，以准确地把握词义。
3、注疏选译。
既可以作为翻译的依据，又可以提供其他注家的观点供读者审择。
4、文化背景。
将经文放回历史、社会、文化的境中还其本来面目。
经书中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习俗、制度均加以说明。
以《论语》为例，〈论语〉记录了2500多年以前孔子及其弟子对当时社会和人生各种问题的探讨和看法。
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中外在政治体制、历史沿革、习俗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各方面的差异，给外国读者理解《论语》造成了巨大障碍。
理雅各的脚注则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以便他们结合译文理解《论语》各章的内容，把握其内涵。
如《雍也》中有“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见南子，子路不高兴）。
外国读者仍然会感到纳闷：孔子见南子，子路为什么不高兴?因此，理雅各在脚注中对南子（卫灵公夫人，孔子粉丝）的生性淫荡加以说明，这样一来,读者的疑问也就释然了。
5、参照引用。
既可解释经书中引文的出处和义，又可引导读者对多次出现的同一主题或表达参照阅读，以达到互文见义，加深理解之目的。
6、发表己见。
理雅各研究翻译《论语》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西方文化概念，他经常在脚注中发表对孔子某些言行的不同看法。
如《雍也》中的“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喜欢夸耀自己。
败退的时候，他留在最后掩护全军。
快进城门的时候，他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得不快。
’”）孔子是在宣扬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美德，而从西方人的价值取向而言,这并不是美德,而是不够实事求是。
因此，理雅各在脚注中反问道: But where was his virtue in deviating from the truth? And how could Confucius commend him for doing so? 理雅各对中国人不喜张扬的处世之道提出了质疑，客观地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冲撞。
7、提供意译。
直译不可解时译者有时会提供浅白的释意。
理雅各的注释包罗万象，对正确、深入理解经文极为有利。
儒经言简意深，意义往往不在浅表。
注释的好处，正在于阐幽发微，弥补翻译的不足。
理氏译注俨然一部英文注疏，为读者理解经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其功用远非单纯的翻译所能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