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传教士与汉籍外译

在华传教士与汉籍外译

参考文献:

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 《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段怀清，“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王辉，“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儒学和基督教两大文明开始对话和碰撞,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开始通过翻译被介绍至欧洲，并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一定影响。19世纪重新入华的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中有一部分继承前人衣钵，从事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如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等，其中贡献最大、最有影响的人物要属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译者、译本简介

理雅各1815年生于苏格兰, 自幼喜爱文学。学生时代成绩优异，曾获英国皇家学院奖学金。1837年起在希格伯利神学院攻读神学，翌年加入伦敦会。1839年被派至马六甲布道，任英华书院院长，兼管教会出版事务。1843年6月，英华书院迁至香港，理雅各随续担任院长。从任英华书院院长开始，理雅各就把研究和英译中国经典作为其重要工作。他计划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其他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英文，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以〈中国经典〉为名出版一部7卷本译著（后来只出了五卷）。翻译工作开始于1848年。1861年，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印刷出版：同年,《孟子》译本作为第二卷出版；1865年,包括《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第三卷分为两册出版；1871年《诗经》译本作为第四卷出版,本卷也分为两册；1872年,内含《春秋》、《左传》的第五卷分两册出版。1873年理雅各离港返英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他所翻译的《尚书》、《易经》、《礼记》、《孝经》以及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和《太上感应篇》，连同按照宗教因素重新编排的《书经》和《诗经》节译，被收入英国比较宗教学家穆勒主编的

《东方圣典丛书》之《中国圣典》。至此，理雅各完成了《四书》、《五经》的翻译工作，使得儒家主要经典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英译本。译本影响

《中国经典》陆续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轰动。据费乐仁（Lauren Pfister）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统计，《中国经典》牛津大学修订版至少有9次重印，〈四书》和《论语》以单行本付印也各有11次和6次。欧美人士由此获得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本凭借，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同年，牛津大学聘任理雅各为首任汉学教授，继续宣讲、注释儒学，直至其去世。前后二十余年，他培养了一批儒学研究者和传播者，为儒学在西方的进一步传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理雅各译本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理雅各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太原府大学堂、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继理雅各之后主持牛津大学汉学教席的苏慧廉，是《论语》另一英译本的译者，其译本兼收理雅各、晁德莅（Zottoli Ange，1826-1902，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后于徐家汇传教)和辜鸿铭等的译文之所长。他在译本序言中这样说道:“理雅各博士在中国典籍方面所作的里程碑式的工作太著名了，不需要再说了；他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阅读他的译作，每每为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忠实严谨的译笔、令人叹为观止的探索和明白清晰的表达所折服。”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说道,“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洽（广博），奉为南针。”

著名汉学家翟理思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他曾与理雅各进行过长期的论战，但他也为理雅各的勤勉与精确而折服。他说:“理雅各的译作是迄今为止对汉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必将为后世人所铭记、研究。” 翟理思之子、汉学家翟林奈也称赞理雅各的译本，认为“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理雅各之后，中外《论语》英译新本不断问世,迄今已有30多个。这些译本各具千秋,但就广度和深度而言,尚无人能超过理雅各的译本,而从后世的每一个译本中,我们都不难找到理雅各的影子。

译本优点

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时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作为英国传教士，面对复杂程度远较其他语言为甚的汉语，尤其是古代

汉语，要熟练掌握实在不容易。特别是《论语》这样的经典，其思想的深邃和语言的复杂更是难以形容。加以当时的经典只有简单的句读，没有现代标点，无疑也增加了解读的困难。另外，经书真伪难辨，官方正统的诠释又日渐受到考证、校勘等近代学术的挑战,使得译者无所适从。最后，西方近代汉学刚刚起步，缺乏必要的工具书以及可资参考的资料，既有译本又不可取。这一切都使得理雅各的译经过程艰辛备至,同时也使得他的工作因此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理雅各所译经典其他译本比较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旁引博涉，对原文的理解深入透彻。经无达诂，这是注家的共识，但构成文本意义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有其确诂的，至少有其相对确定的解读和诠释边界，注家的训诂诠释受此边界的制约，不能太率性随意。要了解构成文本意义的基本要素及其解读和诠释的边界,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训练。理雅各早年曾受到良好的语言教育，后来在神学院学习时,又曾在《圣经》的释读上受到严格的训练,对《圣经》的释读方法有系统的了解。所有这一切都为他解读诠释儒家经典提供了必要且难得的学术准备。同时，为了翻译中国经典,他还下功夫对中国注家的成果加以钻研，广泛参考他们的观点，为其准确理解和把握文本打下坚实的基础。理雅各治经，既能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又克服了当时欧洲汉学好作比附假说、轻视中国经学传统的偏见。他每治一经,必先广泛搜集历代评注，详加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理雅各最得力的助手王韬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中也说：“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覆（考察审查），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亟器通，大抵取材于孔（汉经学家孔安国）郑（汉经学家郑玄）而折中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王韬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辞。据费乐仁教授统计，理雅各在五卷本的《中国经典》里列出的参考书目达250种，中文183种，字典工具书17 种，英文译著22种，法文13种，拉丁文7种，俄文1种，可谓学贯中西。理雅各于群经皆有着力，故能互文见义，触类旁通，对儒家思想有整体全面的把握。

二、理雅各译本紧扣原文，采用了语义翻译的方法。纽马克认为，翻译权威作品和哲学著作应采用语义翻译法,以不失原著的特色。语义翻译是指“在译入语语义和语法结构允许的前题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为体现原作思维过程的语言形式和句法都是“神圣”的，所以语义翻译采用较小的翻译单位，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译者首先要尊重作者，其次要尊重原语，最后才去考虑读者。理雅各是将语义翻译和详尽注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原文意思的传达，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