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

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我们为何享受不到其硕果
【世界财经报道-讯】就在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府公布了其在2010年GDP数据，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总值总计为54742亿美元。

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全球排名落于第三，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名义GDP上的世界排名已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

同时也标志着日本自1968年从联邦德国成功夺取“世界第二”的头衔后，不得不在坚守了42年后将宝座拱手让给了中国。

但是，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GDP的不断粗放式增长，国人的幸福感指数却无法与GDP同步提升。

其实，真正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应该是人们是否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而这一点却随着中国GDP粗放式增长年复一年，而民众感受舒适生活体会却因物价、房价上涨，以及收入增长缓慢而越来越远。

中国人普遍焦虑感则在不断增加。

客观来讲，虽然中国的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但从人均GDP这个更具价值的指数来看，中国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

而日本排名世界第16位，人均GDP为39573美元，是中国的10倍还不止。

即使是按照世界人均GDP8000美元来评判，中国还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5%。

说穿了，中国还是完整意义上的贫穷国家，至今仍然有4000万人尚未脱贫。

即使拿中国2009年公布人均GDP3566美元来分析，中国的人均GDP还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存在严重的“被人均”的现象。

一、由于巨大的城乡差距原因，导致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业人群的收入远远低于人均GDP水平。

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153元，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比超过了3：1。

二、存在严重的行业收入差距。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正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是证券业是全国平均职工收入的6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已经扩大到11：1。

而这种差距约有1/3是垄断因素造成。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远远大于民营制造业职工。

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至2009年的超过0.5以上。

按国际通常标准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就表明财富过度的紧中，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这一数据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这种贫富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中国10%的富裕家庭拥有城市民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由于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中国人的人均GDP排名可能远在世界150名之后了。

四、区域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由上世纪末的6430元，扩大到2005年的13230元，增加了1倍多。

由于东西部经济发
展和城乡发展不均衡，使得每年春节大量的民工返乡大潮由东部转向西部回家过年，铁路运力不堪重负。

除了人均GDP之外，GDP的增长结构也不合理，去年中国GDP总量近40万亿，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达27万亿，投资/GDP比高达70%，政府和国有企业把持着绝大部分资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主体。

而另一方面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却十分低迷，通过实业振兴中国的信心消失殆尽，国进民退趋势日益严重。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银行系统的信贷泛滥、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的“汗马之功”，中国经济绝不可能在短期内超过日本。

GDP增长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赶超日本或者美国，而是要提高广大民众的福旨和生活质量，只有国人的幸福感指数提高了，这样的GDP增长才是受欢迎的，才是具着一定含金量的。

对于决策层而言，要让社会每一份子都能分享到中国GDP 增长所带来的硕果，而不是沉浸在GDP排名世界老二的虚幻氛围中，何况中国GDP靠政府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这种粗犷增长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现在正在处于“控通胀，调房价”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对GDP超日的现象保持一份清醒的认知。

对中国GDP总值排名世界第二的思考
中国的名义GDP总量终于超过了日本，使其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二季度产出约为1.337万亿美元，日本约为1.288万亿美元（一季度日本的总产出更大；为了便于比较，美国二季度的名义产出值为3.522万亿美元）。

这一排位的变化必定受到广泛讨论和误解。

这里要提及几个关键点。

第一，虽然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引人注目，但快速赶超日本经济同时也反映出多年来日本经济增长让人失望。

跃居第二彰显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但更多的却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艰难与阵痛（以及其他经济体陷入日式滞涨的风险）
第二，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仍然是非常贫穷的国家。

中国用比美国多三倍的人力生产了不到美国一半的产出。

这是很大的误读---中国城市的产出并不与美国相差很多，但它被中国上百万的农村穷人有限的增长贡献所抵消了。

而且，观察人士过多地使用总产值来夸大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

第三，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甚为艰巨。

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前IMF经济学家艾斯瓦·普拉萨德所说：
”实际上，过去没有哪个有如此之大且居于领先水平的绝对产出的国家，却在人均收入和其他发展指标上远远落后于就其他国家。

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按目前的增长轨迹，中国还需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发达经济体当前的发展水平。

“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使数亿人脱离极端贫困，这也是值得庆贺的原因。

但转变的过程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而言，仍然艰辛。

中国GDP超日本成全球第二人均仅为其1/10
日本内阁府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2880亿，环比增长0．1％，按年率计算增长0．4％，弱于预期。

而中国之前已经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为13390亿，日本经济总量已经落后于中国。

按季度计算，中国的GDP规模其实去年第四季度曾经超过日本，但由于当时已经是年末，而且经济过热，有季节性的因素。

因此，整个2009年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到5万亿美元，而日本则刚刚超过5万亿美元。

但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经过宏观调控之后已经主动回落，而且从季度上超过日本出现在比较早的二季度，全年超越日本已成定局。

不过即便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离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还有很大距离，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在15万亿美元左右，是中国的3倍。

中国即使能按现在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也需要10年左右才能赶上美国，何况现在的速度是否能持续还是个大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说：“这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一个里程碑，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在一个对于很多国家而言相当困难的时候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之快让人感到意外，大约1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2007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今年则超越日本。

在日本东京，普通民众都能直接感受到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

一些出租车司机称他们经常能够拉到一些中国游客，而日本人因为经济不好乘出租车越来越少。

当然，经济体排名的标准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按美元折算中国经济规模今年会超过日本，但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早就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而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却只有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而总量才刚刚超过。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不容忽视。

在GDP跃迁之后，中国应如何自我定位？高增长的奇迹如何可持续？为探讨相关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野村证券亚洲经济部门副主管木下智夫、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83期。

GDP反超后的中日比照
《21世纪》：以GDP总量来衡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何评价近年来中日两国经济的表现？
汤敏：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没有多么值得庆祝。

我们的人口比日本多11倍，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大，关键要看人均GDP，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仅为日本的1/10；其次还要看整个经济结构，包括社会发展、人文、文化等。

我曾举过一个例子，据统计1893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但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被打败了，1860、1900年我们又被打败了，世界第一的时候尚且如此，第二又算得了什么？因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目前我们的GDP总量较大，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贫富悬殊、地区差距越拉越大，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造成内需不足，需要依靠出口；其次，社会发展方面有很多欠缺，不仅是经济，我们的社会、文化、人文方面还存在很多欠缺；再次，我们为如此高的GDP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最后，经济增长关键要看未来的潜力，目前我们的教育、科技、自主创新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因此，我们不值得过于骄傲，反而应该趁着GDP排名世界第二的东风，好好地反思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木下智夫：从日本方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日本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也不能说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去年日本的GDP增速达到了3.9%，是比较好的增长，危机之前的2003年-2007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也达到了2%以上，当然和中国的高增速相比，这样的增速显得有些低了，但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万美元，在这样的阶段，日本不可能有5%、6%的高增速，所以近年来日本经济的表现没有那么糟糕。

从中国来看，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GDP超越日本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有益，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都在不断增多，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中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邻国和经济伙伴，它的经济繁荣将会帮助日本经济有更好的表现。

所以，日本的民众对中国GDP超日本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李克：GDP只能够粗略估计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增长水平，但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品质和软实力。

虽然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但从人均来讲，还只有日本的1/10，差距仍比较大。

我们应尽快放下“GDP情结”，改变90年代中期以来所形成的“世界工厂”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品质来讲，国民生产总值GNP比GDP更有意义。

GNP包括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收益，目前日本光在东南亚就有近三万亿美金的海外资产，日本海外资产的总额约占日本整个GDP的1.1倍，这相当于在海外还有一个日本。

比如，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它的收益是算在中国的GDP里的，但从GNP的角度来说却是日本的。

所以从GNP角度来讲，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更加明显。

我们现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些
中国企业开始做海外并购项目，但做得不很理想。

比如我们也买了不少外国债券，但这和有品质的海外资产不太一样，海外资产的实力更多的应是反映在企业资产的质量上。

索尼、丰田这样的海外工厂，它们能够立足、发展，和它们的品质和品牌有很大关系。

所以，应当把GNP和GDP综合起来考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品质和国际影响力。

转型突围与增长前景
《21世纪》：中国产业结构目前面临怎样的发展瓶颈？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土地、资金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如何保持？产业结构如何调整？
李克：中国要转化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把“世界工厂”和“GDP情结”尽快转化过来，把经济增长落实到经济品质的提高和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

从GDP增长来说，中国目前主要是靠投资和外贸，依靠低成本和低要素价格；日本则主要靠内需，内需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

因为内需比重很大，同时日本国内市场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比较高，这就逼迫厂商必须不断提高质量，同时关注对环境的影响。

所以，日本企业对研发投入非常重视，并且保持动态增长。

中国目前仍然只在谈论“产业集群”的概念，但实际上国际上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产业集群加产业网络的层面，而且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产业网络的内涵是我们除了制造环节外，还要考虑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控制和相关的研发投入、以及对市场的控制和其它配套服务。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投入都被挤压在制造环节这一块，对产业发展趋势和高端研发控制不住，对市场也控制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品牌和海外市场网络，这样最后得到的利润就很薄，变成给别人打工的状态。

我们现在谈鼓励企业走出去，思路一定要清楚。

中国企业不缺乏制造能力，缺乏的是研发和市场方面的控制力和能力。

企业走向海外，也是打通这条通路的一种短期的权宜方式，但提升经济发展品质的根本方式还是靠自主研发、自我能力的提高。

中国一是应当有意识地通过海外并购来让国内企业接触到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和产品，解决在研发和技术方面提升的问题，或市场通路的问题；二是可以通过引进人才，原来是招商引资，现在要把这个“资”换成“智”，要引“智”。

可以把国外退休的专家或没有退休的骨干，通过一些优厚的待遇吸引进来。

他们能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海外的一些人脉；三是在引“智”上，我们自己也要输出去，要有意识地组织一些企业家、官员、社会高端人士，到海外接受一些比较高端的培训，在智力方面双向流动起来。

木下智夫：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未来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经济政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有益的角色，去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也明确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目标，即从外需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地区的外贸企业因为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面临很大的经营困难，未来这些企业可以向内地转移。

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从人口结构来说，人口红利确实是中国高增长的重要构成因素，但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却不止于此。

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的投入等，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养老和医疗给财政带来非常大的负担，政府很难应对。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在2014-2015年达到峰值，人口红利的消失会给中国带来挑战，但只要提
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高增长。

当然，这里的高增长并不是说中国未来会保持10%以上的GDP增速，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的年均增长率会在7-8%。

未来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就是产业升级。

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相较发达国家还是相对便宜，仍有竞争力。

但未来工资仍将持续上涨，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将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计划，在产业升级方面应该会有更多的动作。

中国角色再定位
《21世纪》：日本经济从战后的高速增长，到90年代泡沫破灭，再到后来长期的经济低迷，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阶段，会否重复日本的道路？
汤敏：日本的教训主要有两个：一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崩盘以后，对日本金融业、制造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

二是日本目前较低迷的增长，与它的老龄化速度加快和创新能力减弱有关。

当然，中国现在和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人口，不能说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确实需要吸取他们的教训。

从日本社会看，如果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的活力就会减少；中国很快就要进入老龄化，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退休政策使老龄化速度更快，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未富先老。

李克：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增长的驱动力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靠市场化，中国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就是这种模式；第二个阶段靠要素的投入的增加，如农民工进城，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增加来驱动；第三个阶段靠资产价格的提高，如现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增长，到后期还会有一个资产与要素价格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如现在北京、上海的房价可以和东京、香港相比；劳动力工资方面，在香港和上海的收入差距慢慢缩小。

所以，我不太同意中国经济未来会有一个低增长的阶段，至少10到15年内不会发生。

这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推动因素：一是资产价格的商业化过程在中国远未结束，中国还有65%左右的土地没有市场价格。

土地、林地这些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在不断市场化过程中，就会对中国的GDP经济增长至少贡献1.5%-2%。

当然这里所讲的不是房地产公司，而是包含了上下游相关联的行业包括建材、电力、交通等。

二是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也依然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在19世纪初GDP就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现在却只占全球的8%左右，如果单从GDP发展空间来讲，我们的潜力还非常之大。

因为，GDP 的总量从大历史周期来看，是和人口规模有很高的相关度的。

《21世纪》：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日两国将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木下智夫：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地加深，同时在面对国际市场时，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里，中日企业也会发生竞争。

竞争不是坏事，有助于两国的企业提高科技含量和生产率。

在政府层面，中日两国应致力于放宽相互之间进行贸易、投资的各种限制，促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

如果东亚各国政府能够合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一体化
的进程，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就会持续，将成为未来全球的增长中心。

李克：从经济和产业层面来讲，东亚一体化过程并没有任何大的障碍，总的趋势还是在往一体化的方向走。

比如，最近两年我们在日本开始做了很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帮助日本中小企业和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直接对接，帮助中国的产业升级。

当前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大家考虑问题越来越理性，中日的共同利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文化、意识形态、国别方面的差异逐渐被放在一些次要的位置上，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最主要的发展基础。

因为东亚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政治联盟或文化联盟，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共同的经济利益。

当然，未来中日之间还会不断出现各种插曲，但大家不要过度介意和看待这些负面因素。

东亚一体化需要一个过渡期，中日双方都需要在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国际视野。

从整个东亚发展来讲，中日关系和合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强调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我个人不主张过度渲染“中日友好”的概念，因为中日关系双方对友好的理解和内涵定义是有差异的，友谊谈论得越多，有时候反而使得双边关系更加脆弱。

我主张将中日关系界定为“利益共同体”，这个定位将更加准确，也更加理性，不要谈论太多务虚的东西，把它落到实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