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慥《类说》的史料价值与问题

第３０卷第４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Ｎｏ．４Ｖｏｌ．３０２　０　１　

２年７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ｕｌ．２　０　１　

２曾慥《类说》的史料价值与问题

薛琪薪１，金　坡２

（１．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上海２０１４１５；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曾慥的《类说》，是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类书，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笔记小说，可为古籍校勘、考证提供依据；

具知识性与艺术欣赏性，体现出丰富的史料价值。同时，《类说》也存在删削较多，文字零碎，不题作者；文字错讹脱衍、

引书错误；有目无文，体例不一等问题。关键词：曾慥；《类说》；笔记小说；史料价值；问题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７８－

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

０４作者简介：薛琪薪（１９８６－）

，男，四川达州人，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教师。 曾慥（？－１１５５），福建泉州人，字端伯，号至游子，又号至游居士，生活于两宋之交。他是北宋名臣曾公亮之四世孙，一生历任多职，著述丰富。罢任江西转运判官后，闲居银峰，著书立说，编成《类说》

一书。该书收书广博、条目精约、忠于原书、收书独到，反映了作者精于裁鉴的功力，是一部博而精要的重要类书。后代学者多有著录和征引，对本书颇为重视。

一、史料价值

《类说》是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笔记小说类书，其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且保存了许多独有之书及独有之条，涉及唐代及唐前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习俗逸闻等，可信度较高。在保存独有材料，补文献及史料之阙，正误辨遗，参校古籍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现略叙如下。

１．

保存独有材料、具有唯一性作为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笔记小说类书，《类说》在保存遗逸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于裁鉴，故

所甄录，

大都遗文僻典，可以禆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较，未尝改窜一词……即一字之际，犹详慎不苟如此。可见宋时风俗

近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而语矣。”［１］

“《类

说》所收诸书，业已失传者在半数以上，故其辑佚的价值很大，陈翰《异闻集》、张君房《丽情集》、无名氏《树萱录》、丁用晦《芝田录》、李畋《该闻录》等已佚

之作，此书皆保存了其主要部分。

”［２］

作为辑录前代文献典籍的重要书籍，《类说》与《太平广记》一样，收录了大量笔记小说，并保存了不少已佚之书。《类说》成书晚于《太平广记》，却收录了不少《

太平广记》未收之书。“《类说》取用的二百五十种书中，已佚而仅见于《类说》的约五十

种”

［３］２

，很是难得。《类说》独存的唐人笔记小说之书有《两京杂记》、《秦京杂记》两种，共十八则。独存的唐人笔记小说之条共计三十四种书，条目一百九十二则，如第三章所述。这些独存之书及独存之条，与正史及其他笔记小说的记载基本符合，有些记载《类说》的

条文更加详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可信程度，体现了《类说》存亡辑佚、保存史料等作用，是研究唐前和唐代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

２．可供考校辑佚，具有工具性

《类说》除了保存唐人著作的独存之书和独存之条外，还有很多条目与现存书记载不同，这些互异之处，在正误辨遗、参校古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名的《木兰诗》全文，后人只知它载于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而《类说》收录已佚的唐吴兢编的《古乐府》二十九则，其中有些诗全文不少字句与《乐府诗集》所录不同，应该说，它更接近于原诗面目，有很大的资料价值。”［３］２

《类说》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中，很多书现在都有单行本，或被其他丛书、类书收录。《类说》收录该书条文与现存书对比，仍是详略互见，有些书甚至是以《类说》为底本转录。如《类说》卷２１《明皇十七事》，本自《次柳氏旧闻》，比《顾氏文房小说》本《次柳氏旧闻》详出５条。又如《类说》卷６《封氏闻见记》、卷７《名画记》、卷１６《明皇杂录》、卷２６《国史补》、卷３５《事始》、卷４９《卢氏杂说》等都有详出现存书之字句。一些书有多种版本流传，不同版本记载条数、详略不同，各家学者互辨真伪，意见不一。如《玄怪录》，今传本３３则辑自《太平广记》，又有陈应翔刻本４４则，多出１１则。多出的条文，有７则见于《类说》收录同书，则陈应翔刻本必有所据，可为《玄怪录》版本真伪佐证，并可据《类说》所载条文辑佚。如今传世的古籍，版本多源于明及明以后，而其时刻本多妄改删消，导致这些古籍颇多错讹脱衍之处。《类说》成于宋时，其时古籍多存，故《类说》收录的条文较多地保留了各书原貌，可为以后校书之依据。

《类说》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还可作为古籍研究、考证等提供资料。“例如《广异记》，《太平广记》收入的近三百篇中多有叙事重出者，有人以为系作者戴孚编录多种书籍而成，并非创作。《类说》所收十八篇，见于《太平广记》的，有的却不作出自《广异记》。《广异记》是否为唐代笔记小说的一个选本，正可据以研究。”［３］３对于“传奇”一词得名的由来，也可据《类说》重新加以探讨，今人多以为称唐代文言小说为“传奇”源于裴铏的《传奇》，而《类说》题元稹的《莺莺传》为《传奇》，早于裴铏《传奇》，则该说值得商榷。“裴铏《传奇》乃志怪小说，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古小说的分类，记人间事者为传奇，以与记神仙怪异之事的志怪对举，可知‘传奇’得名的由来乃元稹《莺莺传》，与裴铏《传奇》无涉。而传奇仅为唐代小说中的一部分，不能以之代表整个唐代小说。这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３］３由于《类说》的这些特点，其所收的唐人笔记小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世文献多有征引。据笔者梳理，最早征引《类说》所收唐人笔记小说的是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释，《资治通鉴》云：“癸丑，王章置酒会诸朝贵，酒酣，为手势令，（胡注曰：‘会饮而行酒令以佐欢，唐末之俗也’。《类说》曰：‘亚其虎膺’，谓手掌。‘曲其松根’，谓指节。‘以蹲鸱间虎膺之下’，蹲鸱，大指也。‘以钩戟差玉柱之旁’，钩戟，头指；玉柱，中指也。‘潜虬阔玉柱三分’，潜虬，无名指也。‘奇兵阔潜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谓亸其腕也。‘生其五峰’，五峰，通呼五指也。谓之招手令。盖亦手势令之类也乎哉！）”［４］由此可见前人对《类说》的重视。

３．内容资料丰富，具有综合性

《类说》保存了唐代的很多笔记小说资料，正如顾千里《重刻古今说海序》所云：“说部之书，盛于唐宋，凡见著录，无虑数千百种，而其能传者，则有赖汇刻之力居多。盖说部者，遗闻轶事丛残琐屑，非如经义史学诸子等，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毋坠也。独汇而刻之，然后各书之势，常居于聚，其于散也较难。储藏之家，但费收一书之劳，即有累若千书之获。其搜求也较便，各书各用，而用乎此者，亦不割弃乎彼，牵连倚毗，其流布也较易。”［５］《类说》亦如此，其汇集诸多笔记小说为一书，搜求方便，易于阅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

《类说》收录的８３种唐人笔记小说，涉及朝野史实、仕宦见闻、地域文化、诗文艺术、遗闻轶事等。其分类编纂，同一类型的著作集于一卷，一书在手遍观八方，可以让人系统而较全面的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同时，其中不少笔记小说情节生动、寄娱于艺，具有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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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薛琪薪等：曾慥《类说》的史料价值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