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论文

论《药》

——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曾华鹏范伯群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写作了短篇小说《药》。这篇作品由于表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艺术力量，发表以后“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鲁迅对伟大的五四文化革命的一份丰厚的献礼。同时，《药》又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中的一件瑰宝，它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图画，为读者提供了一面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的镜子；而作品在主题思想的提炼、典型形象的创造和艺术风格的表现等方面所显示的鲜明特色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依然能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关于《药》的艺术构思

短篇小说《药》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对它的各种评论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明显的错误意见。有的评论歪曲了它的主题思想，或认为作品表现的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或认为小说的“正题旨是亲子之爱”；有的评论否定作品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认为这“是一篇没有主人翁的小说”；有的评论则指责它的结构，认为：“《药》的开始出现了一坐峰峦（华老栓和他的家的描写）……但是这座峰峦累积得太高了，阻碍了读者的视线，读者会把它看成主峰，而不了解第三章里关于革命党人的叙述的重要性，乃至于第四章里‘花环’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结构的主峰太低了，所以读者看不见它。这就使《药》失败了。”有的评论对这篇作品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篇“劳而无功”的作品。近年来，一些评论者力图正确阐释《药》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但对作品的主人公是谁以及作品的主题思想，评论者的看法也尚未完全一致。

我们认为，要正确评论《药》的主题、人物、结构，必须深入研究鲁迅写作这篇小说时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只有这样，对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认识。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他曾多次谈到在“五四”前后写小说的动机，是为了“呐喊儿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小说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宣布自己所写的是“遵命文学”（《自选集自序》）；同时，我们看到，鲁迅使小说创作直接为当时政治斗争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图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出时代所关心而且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发表小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药》写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十天前，当时，席卷中国大地的“五四”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中国革命正处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伟大历史时刻，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对小说创作的目的性有着明确认识的鲁迅，当他在构思这篇反映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小说的时候，他将会通过自己的作品，向时代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知道，鲁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曾深深地感动着鲁迅；他们的失败和牺牲，不仅曾使鲁迅感到忿慨和悲哀，而且还引起他深沉的思索，探究他们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数关于民众落后和不觉悟的事实在鲁迅的生活经历中，又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刺痛过他的心。因此，当鲁迅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中选择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描写的题材时，他就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在向旧的社会制度斗争中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他自己曾对别人讲述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亨用……”⑥。应该说，这就是短篇小说《药》的艺术构思的基点。

必须指出，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这是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致友人许寿裳的信里，他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鲁迅这时候已经把寻找救国的药方和同胞的吃药联系起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和小说《药》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著名杂文《随感录五十九·“圣武”》，在这篇文章里，鲁迅热情欢呼伟大的十月革命是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同时他又针对中国的现实指出：“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象，所以不会相干。”在这里，鲁迅同时注意到“放火人”和“精神的燃料”，“弹琴人”和“心上的弦索”这两个侧面，深刻地思考着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演中指出：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⑦鲁迅在“五四”高潮到来的前夜就反复思索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尖锐地提了出来，的确是以极其惊人的洞察力，从丰富的生活经验教训中把握住时代的脉博的。

鲁迅在从生活素材中挖掘深刻的思想作为作品艺术构思的基点的同时，又努力从大量生活原型中概括和提炼能够有力、生动地表现主题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情节，并且安排最合适最恰当的艺术结构。鲁迅曾经谈到，当他构思《药》时曾从两篇外国作品中得到启示和触发，这就是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齿痛》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人》。《齿痛》描写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那天，耶路撤冷的一个商人般妥别忒正患齿痛，他虽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和被钉死，却始终无动于衷，毫不关心，而是不绝地谈论自己的齿痛，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耶稣的冤死重要得多。⑧《工人与白手人》这篇以对话形式写成的散文诗，描写一个革命者为谋求工人幸福而进行斗争，结果被捕坐牢，他的手因为“整整带了六年的手铐”而没有血色，成了白手，工人们却又因他的手白净而认为“不是我们一伙的”；两年以后，这位革命者要被反动统治者绞死了，那个工人却想去弄一节刑架上的绳索回来，因为据说“那东西会给家里带来最好的运气”。⑨我们看到，这两篇作品都同时展开两个方面的描写：一方面是革命者、改革者的奋斗和牺牲，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愚昧和冷漠；而《齿痛》的商人看自己的疾病比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