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水利50年

PART ONE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都把治水放在重要位置，对水利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兴修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水利基础设施，为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50年来，从50年代、70年代到90年代，水利建设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水利上了三个台阶，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一) 第一阶段(五、六十年代)

1.五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作出了从根本上解决淮河问题的英明决策，领导全国人民揭开了中国治水的新篇章。从治理淮河开始，到修整、加固黄河、长江堤防，开挖引黄济卫人民胜利渠，修建荆江大堤和分洪设施，并且先后建成了官厅、佛子岭、梅山、大伙房等17座大型水库。由于水利建设方针正确，大部分效益较好，成绩显著。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党中央曾多次提出了兴建三峡水库和南水北调的问题。

1957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建设提出：“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并提出：“还必须注意掌握巩固与发展并重，兴建与管理并重，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原则”。但随后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左”的口号和方针下，违反自然规律，无视基建程序，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在淮北地区大搞河网化，使水利建设处于失控状态，这个时期，虽然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掩盖了工程设计标准低和质量比较差的问题。

50年代后期，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会议上曾议论建设三峡问题。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会议上曾因河南一篇文章谈到以“蓄(以蓄为主)、小(小型为主)、群(群众自办为主)”与“排(以排为主)、大(大型为主)、国(依靠国家为主)”的治水思路和看法，引起了在治水思路上“蓄、小、群”与相对应的“排、大、国”的两种意见。会上毛泽东曾指出，“排、大、国同蓄、小、群是对立统一，逐步认识。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一点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在会上曾提出这里有没有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提出，需要正

确处理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会上还提出，打开通天河、白龙江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的调水方案。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时，应注意到在以小型工程为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地发展中型工程和必要的可能的某些大型工程，并使大中小相结合，有计划的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水利工程系统。并提出制订规划问题，除了各地区进行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和将松、辽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规划，应加速制订。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针对《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旱灾害。毛泽东曾指出，“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并指出，水旱灾害“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抗御水旱灾害的辨证思想。1959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冬春水利建设的指示中再次明确，“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要继续贯彻执行以蓄为主，社办为主，小型为主，和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的方针，全面规划，综合利用”。要求，把水管好、用好，使它发挥最大效益。这个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各大江河流域规划制订，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非常明确，至今仍可作为我们修定流域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基础。

2.六十年代

60年代初期，1961年12月，中央在批转农业部和水电部《关于加强水利管理工作的十条意见》中指出，“当前水利问题不是再新建多少工程，而是如何巩固已得成就，完成尾工配套(包括平整土地)等工作，使它们充分发挥效益”。1962年11月，农业部在全国农业会议上提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为主”的冬修水利方针；同年12月，水电部在全国水利会议上提出：“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并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水利工作方针。那个年代由于治水思想的不一，曾将“大跃进”时，淮北地区的节节拦蓄，“一块地对一块天”，大搞河网化的做法推广到易盐碱的冀、鲁、豫平原、黄、淮、海平原。加上当时大搞引黄只灌不排，造成了一灌、二堵、三淤、四涝、五碱的严重的涝碱灾害，产生黄淮海平原地区的大面积的次生盐碱化。直到1965年8月水电部召开的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方针以后，才统一了思想，一些错误做法也随之得到纠正。但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这个时期修建了大型水库80多座，在一定程度上又重复了“大跃进”年代的一些错误，以致水利上遗留问题增多。尤其是三门峡水库的兴建，虽然在防洪、防凌、灌溉、

供水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效益，但由于对水土流失治理过于乐观，导致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严重，被迫进行改建，教训十分深刻。

在50年代和60年代，淮河、长江、黄河、海河、辽河都曾先后发生过流域性大水，其中，1954年江、淮大水、1958年黄河大水、1963年海河大水造成的损失比较巨大，尽管水利上存在上述的种种问题，但这个时期修建的水利设施在抗御洪水中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在60年代初期，也曾发生连续的大旱，譬如，1959年～1961年三年连续干旱，灾害影响到10～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受旱面积3659万hm2(5.5亿亩)，成灾率42%，干旱缺水直接威胁到粮食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北方地区在历史上粮食就不能自给，要靠南方调进。因此，在60年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历史上形成的“南粮北调”的局面，从1 965年开始，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北方京、津、冀、鲁、豫、陕、辽、内蒙古八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旱会议，国务院的领导亲自带队到受旱省、区部署抗旱水利工作。1966年周恩来总理又亲自主持北方八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旱会议，这些重要部署为扭转“南粮北调”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阶段(七、八十年代)

1.七十年代

进入70年代，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兴建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对加快水电建设和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奠定了基础。1972年我国北方地区大范围少雨，受旱面积3070万hm2(4.6亿多亩)，成灾率44%，重旱区在华北。对此，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十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抗旱工作会议，对解决北方农牧区的缺水问题进行全面部署。这两次会议掀起了北方地区打井开发利用地下水、发展农田灌溉、大搞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加上1963年海河大水以后，根治海河的基础，到70年代末期，1978年是特大干旱年，范围广、时间长，全国受旱面积高达4 017万hm2，成灾率达44.7%，但由于水利设施抗旱能力的提高，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还有所增长。经过30年的水利建设，华北地区的干旱缺水有了一定的缓解，70年代末“南粮北调”的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应该说水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70年代里，只有淮河发生过特大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垮坝失事，损失巨大。这个时期主要是华北地区城市的水源紧缺问题逐渐显露，京、津两市出现水源危机，从大连到厦门等沿海一些城市用水紧张，国务院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80年代初期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城市用水问题，会议明确指出，解决水的问题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城市缺水是因过去城市发展的政策性错误所致，要注意节约用水。会议提出了解决缺水和组织实施的具体方案，同时讨论了成立国家水资源委员会的动议。这些举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