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作者：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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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与“诗缘情”辨析
付珊珊
2013年8月
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

“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

“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志情合一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我国古代的两大诗歌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追溯这两种说法的源头，并探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言志说”和“缘情说”的渊源
总所周知，“诗言志”这个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和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在现今可看到的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联系起来并放在一起的，应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曰:‘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文子: 诗以言志。

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席间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惟伯有赋《庸风·鹑之奔奔》，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围国君的怨恨。

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与“言志”的关系。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的《文赋》，即“诗缘情而绮靡”。

“诗缘情”说的提出，实最早源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详尽的叙述论证则见于朱自清先生的《诗
言志辩》。

在此以前《文赋》涉及“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者，多论“绮靡”二字。

二、“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考辩
关于“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文艺观。

如朱自清先生在其《诗言志辩》中把“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了比较，认为“诗缘情”一语指明了诗歌吟咏个人感情之特征，而“诗言志”则将诗与政治教化或人生义理相联系，故两者“到底两样，不能混为一谈”。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缘情”与“言志”是所谓的”志情合一论”。

对前一种观点, 学界已辨其非, 而后一种观点, 不仅由来已久,且颇有权威性, 因而也最能让人迷惑。

第一个提出“志情合一论”的是唐代的经学家孔颖达。

他在《左传正义》中解释《左传》(召公二十五年) 的一番话里说:“在己为情, 情动为志, 志情合一也。

”我们认为，情中有志，志中含情；“情”是“志”的基础，而“志”是“情”的外在表现。

即“情”决定“志”，“志”源于“情”；“情”为诗魂，“志”乃诗魄。

任何把“志”与“情”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说苑》卷八说：“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发其情者也。

”刘向已经认识到诗是人的内在情感的产物。

孔子也曾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欲使千乘之国治；求亦促百里之国荣；赤择于司仪；点愿春服浴沂”。

虽然他们各有各的“志”，但是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自己喜欢从事的事。

“喜欢”便是一种情感体验，反之，又有谁把自己不喜欢的或对其无任何感觉的事作为自己的“志”呢?
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也提出了“诗力”的理想，由其阐述中也可见“诗言志”和“诗缘情”的异形同构和殊途同归。

他说：“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

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愈此界。

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

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欲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愤世事，感慨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

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以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第此亦不能为彼徒罪也，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日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夫云将以诗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闻者或哂其迂远乎，而事复无形，效不显于倾刻。

使举一密栗之反证，殆莫如古国之见灭于外仇矣。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认为，当“言志”、“持人性情”，一旦拘于“无邪”这一“无形之囹圄”，就“不能抒两间之
真美”，以至“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作者“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欲为韵语”的创作冲动与“心”、“情”和“欲”密不可分；就欣赏者来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美术之一，质当亦然”。

因此鲁迅倡诗力、诗志、诗情，且将“情”作为贯穿创作与欣赏诗的特质．即诗缘情而作，以“撄人性情”为意“志”，从而凸现改造国民性的诗用和体现强国醒民的“诗力”。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往往是先注意它的外形或直接用途, 然后才去寻求它的内在本质与结构, 尤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是这样。

比如对一种药物的认识, 人们首先是发现它能治什么病, 然后才去探索它的生长规律进行培植, 进而制成服用的药。

又比如对日月星辰的认识, 人们首先是看到了它们能够发光, 然后才去研究它为什么发光、怎样发光等等。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无不如此。

因之,“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美学思想提出的时间虽先后相隔数百年, 但却是符合人们认识发展的规律。

“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文艺思想虽不能等同,但它们并非是对立的。

这两种文艺美学思想都是从理论上探讨诗歌的本质规律, 只是各有侧重和偏向而已。

它们同时统一于诗歌领域中, 对我国诗歌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

首先，《说文》：“志，意也，从心，之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 t2,，青声”。

由此可以看出，“情”关阴柔、潜隐，“志”属刚阳、直露，牵涉同质异形的两种美学视域。

其次，“诗言志”是文学功利的指向，“诗缘情”则偏重于文学审美。

再次，前者是说诗成后的观照，后者是成诗的诱因。

另外，前者把诗当成与歌、声、律、书、画等不同文化形式相提并论的外在类称对象，而后者则把诗当成一种特质进行内在的审思。

纵观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上古时期是文学的自发和民意的禁铜期，是冀求物质实利的阶段，“诗言志”自能合宜；而“诗缘情”的提出恰在中古之时，是文学的自觉和人性的觉悟期，“诗缘情”顺理成章。

若从进化论的思想来看，“缘情说”比“言志说”更为科学。

但从文化元典的价值来看，“诗言志”强调的是诗力、诗用的价值观，“诗缘情”强调的是诗理、诗思的审美观。

三、“言志”与“缘情”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诗歌美学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规律的, 因
此, 它们之间就有区别和侧重。

“诗言志”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 并且把诗歌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诗歌对上‘箴谏’, 对下‘教化’的作用, 它侧重于诗歌实用和功利目的。

因此, 它就要求诗人必须注重现实, 对现实生活进行细致地观察, 揭露社会中的矛盾。

这种要求又恰恰和生活中那些关心人民疾苦、志向不能伸展、仕途坎坷的诗人的愿望相一致, 于是便有了大量的现实主义的诗歌。

这些诗歌有些虽然也是歌颂和平、富足、安宁生活的, 但绝大多数是暴露性的。

比如《诗经》里十五国风中的一些诗、汉代“乐府诗”中的部分诗、“建安七子”的很多诗, 最典型的是杜甫、白居易描写人民悲苦的诗。

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白居易的“新乐府”里的诗篇、“秦中吟”中的诗篇、《卖炭翁》等, 这些诗由于如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 达到了“讽上劝下”的社会效果, 且流传千古而
不衰。

“诗缘情”侧重的则是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 强调诗歌创作离不开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 从而要求诗歌反映诗人的情感和描写人情, 这又恰恰符合生活中那些个性张扬、性格豪放或者是在生活中抑郁不得志、在官场中遭受打击、排挤的诗人的愿望, 于是产生了像《诗经·关雎》的言情诗、屈原《离骚》那样的悲愤诗、李白那样的浪漫诗、白居易的“感伤”诗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诗歌创作主张一经和不良的社会风气结合, 便产生像齐梁时期徐陵、瘐信专写儿女私情或庸俗描摹闺房生活的艳情诗, 但这不过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好的插曲, 它并不代表诗歌发展的主流方向。

“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文艺美学思想在诗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有时是自觉的, 有时则是潜在自发的, 且各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

“诗言志”强调诗歌要以高尚正确的思想教化人, 但如果被推崇到极至, 诗歌就成了思想的传声筒, 失去它的审美功能。

“诗缘情”要求诗人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 但走向极端, 就会让诗歌染上“淫邪”之病, 失却雅正之风。

诗歌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读者的社会心理需求告诉我们,“诗言志”与“诗缘情”两种诗歌理论, 虽然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社会功能论, 一个属于诗歌艺术的情感审美论, 但两者是融合的, 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作品中的。

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言:“艺术既要表现人们的情感, 也要表现人们的思想, 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现, 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

”[5 ]也就是说, 艺术不仅要以情感动人, 还要以思想育人。

诗歌亦然。

综上,“诗言志”与“诗缘情”这两大文艺美学思想都是在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由有识之士们总结出来的。

这两种理论既反映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又体现不同时代人们的用意, 但总的说来, 都是为诗歌发展服务的。

两种理论走向融合与统一, 必能
促进诗歌艺术的良性发展, 使诗歌兼具教化之功与审美之用。

四、情为诗魂诗为健
“志”与“情”并非对立的，它们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也不能完全等同。

“情”与“志”统一于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

但情是志的源，志是情的流；情是志的缘起，志是情的申发。

情是自然的、无意识的；志是人为的，有目的的。

百兽有情，却非有志，正在于此。

情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升华为一种志。

朱光潜先生认为：“诗歌是最早出世的文学，这是文学史学公认的事实。

从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在各国诗歌比散文起来较早。

原始人类凡遇到值得流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都是用诗的形式记载出来的。

”这段话对“诗何为而作”作出了回答，即“凡遇到值得流传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何又为“值得”呢?该是那些给人以激励，给人以惠恩，给人以慰藉，教人远害避祸的人物事迹或学问经验。

具体而言，诗与情、志的关系就是：诗言志，志缘情。

任何诗歌都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这目的性就是一种志，例如：喜怒哀乐为情，表现喜怒哀乐以达到某种目的，就是一种志，而满足这一要求所采取的方式和结果就是诗。

《诗经》中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的句子，“哀”是一种情，“告哀”是一种志，告哀的方式和结果是“君子作歌”。

“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昧的情结”。

唯有情感，才使诗艳丽千载，永不凋萎。

的确，诗必须要有情感，否则，它便像是春风中的枯木，使人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随而弃之不顾。

当然情感的产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情感的产生，与诗人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求而不仕，“有志不获骋”及“众嫉余，以善淫”的坎坷遭遇，必然要生一种愤慨和不平。

没有情，就没有志，没有志，也就没有诗。

诗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志、表达志，而志是缘于情的，可以没有志，但不可能没有情，情可以脱离志独立存在，而志需得有情为基础。

志是情感的有目的的申发，诗是表达志的方式和结果。

这一点在最早的诗歌作品《弹歌》中就可以看出：“断竹，续竹，飞土，逐。

”这首歌又名《断竹黄歌》，说是黄帝时代的“古孝子所作”。

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欲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

音，楚人也。

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

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认为诗仅仅是情感的外化物，同样，诗也作用于情感。

对于诗人来讲，愿与知音同喜共忧。

秦嘉即将远行，遣车迎病妻，不料“空往复空还”。

念妻之忧，离
别之恨“上眉头”，便意至笔到：“临食不能饭”、“长夜不能眠”。

虽无丽词，却也真情真意。

徐淑“病滞”，不能送夫上征路，病身之恨，怜君之情“上心头”，便情泻墨撒，“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

虽无佳句，却也真意真情。

又安可知徐淑之诗不能慰夫旅途之孤苦、秦嘉之诗没有疗妇思之效?虽各居异地，却两处相同。

诗人若有“青阳”之怨，便已化为“美女”、“健少”或“老骥”入诗，悲泣徒有“一身报国有万死”的雄心，以浇胸中之块垒，以慰孤寂之心。

在此，“不忍”之心就是一种情，而“作弹以守之”则是一种志，如果没有“不忍”之情，何以生出“守之”之志，而这首歌谣的产生，正是首先需此孝子有此不忍之情，其次需此孝子有守之之志，二者缺一不可。

这样的例子，《诗经》中还有许多。

如：“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稚·四牡》)[2]思归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它是人类情感的本能反映，没有什么目的性，就像人高兴了就笑，悲伤了就哭一样，离家久了自然就思归了。

所以有了这种思归之情并不等于一定就会有诗，只有当这种思归的情感升华成为一种志，即成为一种表达或抒发的目的、动力之后，即有了“将母来谂”的欲望后，才会“作歌”。

对读者而言，诗的情感同样很重要。

因为读诗，本质便是情感的交流。

正所谓悲其悲、乐其乐。

子日：“兴于《诗’，其意也正如此。

诗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胸襟，“捐身赴国忧，规死忽如归”的爱国热忱，后来者从前人的情感中，得其鼓励，得其壮志，得其宽慰，又岂陶潜一人。

鲁迅先生日：“诗有主分，日观念之诚。

其诚奈何?则日为诗人之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通观念一致。

得诚奈何?则日在据极溥博之经验。

故所据之人群经验愈溥博，则诗之溥博视之。

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

故诗与道德之相关，缘盖出于造化。

诗与道德合，即为观念之诚，生命在是，不朽在是。

非如是者必与群法瞬驰。

以背群法故，必反人类之普通观念；以反普通观念一故，必不得观念之诚，观念之诚失，其诗宜亡。

故诗之亡也，恒以反道德故。

然诗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则日，暂耳。

”鲁迅先生将“诗言志”、“诗缘情”统一于“道德”，植根于生命造化的“思想感情与人类普通观念一致”的说法，既是诗志，亦是诗情，情与志皆有普世价值，而情更是如此。

当然，现实中历代也不乏一些缺少真情实感、纯粹歌功颂德的诗歌，但那时诗歌已然成了作者谋取利益的工具，只能算作一种借了诗歌的形式而玩的一种文字游戏，算不得真正的诗歌了。

总之，情感于诗，犹根与木。

有根则生木，木则有“枝”，“一枝一叶总关情”
参考文献：
[1]刘向．说苑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叶嘉莹．好诗共欣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朱自清. 诗言志辨[M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