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我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

文化\自我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

摘要：文化、自我和精神障碍是相互依赖的现象。关于文化对精神障碍的影响，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疾病是普遍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客观事实，精神疾病并无文化差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神疾病是相对于文化而言的，其本质、表现和预后都依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本文只要强调文化作为重要的变量有助于理解精神障碍的各个方面。本文还指出自我是文化和精神障碍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中介。自我的文化差异性部分的说明了正常行为与反常行为的文化差异性。

关键词：文化差异；自我；精神疾病

abstract: culture, self and mental disorders are interdependent phenomena. about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mental disorders,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e view is that mental illness is widespread in the objective facts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mental illness is n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other view is that mental illness is relative in terms of culture, by its very nature, performance and prognosi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ltural varies. this article as long as the emphasis on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o help understand the various aspects of mental disorders. the articl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self is an important theory of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cultural and

mental disorders. self part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behavior and abnormal behavior.key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self; mental illness.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文化和精神障碍

我们当代对文化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兴趣可以追溯

到著名哲学家卢梭的名言。他说，“人的本性为善，唯有我们的社会惯例使人变坏”。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句话就成为了所有社火改革者的共同呼声。文化——社会——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者寻求解决日益增多的精神障碍问题的改良目标。1851年，新英格兰以为精神疾病医师贾维斯对其观察所得到的概括如下：“精神错乱是我们为文明所付出的部分代价，导致精神错乱产生的原因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及其成效而增长的”。（贾维斯，1851）到十九世纪晚期，远涉重洋身在异国的西方探险家开始报道东方民族中的精神障碍，有些人的兴趣集中在非西方文化中的精神错乱发病率极低的现象，有些人则日益醉心于所谓的“外来的精神病态”例如拉塔病（一种神经病，表现为共济失调、言语障碍及抽搐）。当现代西方精神病之父艾米尔·克雷波林1904年在环球航海中遇到许多印尼和中国病人时，他被迫承认东方的精神病患者与西方精神病患者极少有相似之处。克雷波林提出比较精神病学的概念，这

可以说是讨论文化和精神病理现象的开端。自此以后许多西方精神病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非西方社会，应用西方精神病学的概念研究非西方的精神疾病。由于各个研究者所采用的诊断标准差异很大各国资料之间比较的可信度有限。至七十年代，为了克服精神疾病诊断中标准不一的问题，精神疾病诊断中开始应用定式检查的方法，例如“现症检查”来进行跨文化精神疾病学研究，以便更准确地比较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并研究精神疾病是否和其他疾病一样在各种文化环境下具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表现。

今天，已有许多分支学科的专门领域，例如跨文化精神病学、精神人类学、医学社会学、跨文化心理学，都在通过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积极研究文化和精神障碍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通常用以描述多式多样的人群和社会的特点，包括在特定时间和社会中流传的宗教和哲学、组成社会的成员之间喜好的交往形式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关于精神障碍的文化文献的考查，一致的结论是，文化因素与精神障碍的病因、分布、表现、过程及结果有着复杂的联系。马赛拉（1982）这样说道：显而易见，没有理由相信文化变量对反常的行为模式会比正常的行为模式影响小。即使某一生物化学过程在精神障碍的病因方面具有普遍的效应，个人对这一过程的估价与行为反应也必然通过受文化制约的经验过滤而起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说，行为模式的社会反应也必然反映文化的影响。特定的文化传统通过它对各种行为模式的制约所产生的反应会保持、促使并刺激某种病症的发展。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可以影响精神病患的发生、形式、内容和发展。临床经验及大多数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不同文化的精神病理现象的内容有明显差异，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病症和体征又都可以出现在不同文化的病人身上。精神分裂症性综合征的症状是如此，抑郁状态的病状是如此，精神障碍的其他主要类别也是如此。而且有些出色的报道，描述只发生在某一种文化或少数类似文化中的症候群，有证据表明，不同国家中的功能精神病的病程和预后有差异，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和机制尚未阐明。

有一点还必须要说明下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因时间而异，同时有证据说明症状内容和它们的相对频率也随时间改变。对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精神疾患进行比较研究，由于一系列方法学上的困难而受到阻碍；然而，即使估计到了对资料可能出现的曲解，仍存在明显的差别，似乎应归之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缘故。尽管论及精神障碍的诸方面的文化变量的文献极为丰富，但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对于许多心理学保健专家来说，特别是对于精神病学领域内的专家来说，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模式仍居于统治地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种联接文化和精神障碍的理论框架，导致缺乏论证基础状况。

临床医生护理病人时，病人生理和心理的变量往往比病人所植根于并受其养育的更为间接的文化变量呈现出的可疑之处更多。因而，谈及由生物化学过程或心理压力所促成的焦虑比谈论病情的文化基础更容易一些。因此，引进自我这一重要的中介概念，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