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1~6)

主流媒体要发挥“稳压功能”——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一范正伟2012年02月27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若不是媒体的及时报道，焦三牛恐怕还在“蒙冤”。

“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 2年1月副县，牛呀！”当这名清华毕业生的正常提拔，遭遇“腐败想象”的舆论包围时，人民日报以《三问焦三牛》澄清事实真相，阻截了各种谣言的弥漫，维护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力。

由此思考一个问题，在新的舆论传播格局下，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如何定位，作为空间又在哪里？毫无疑问，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加速了信息流动，丰富了公众表达，但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表达情绪化等问题。

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不能及时清除泡沫，结果就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众声喧哗的表达如果不经过理性沉淀，很可能变成人云亦云、三人成虎。

这些年来，诸如“金庸去世”、“滴血食物传播艾滋病”等虚假新闻，类似网络炫富、炒作三俗等不良风气，不仅耗费了不菲的社会成本，也影响着一些地方的稳定和谐。

越是真伪难辨，人们越希望获得真实权威的解读；越是众声喧哗，主流媒体越有责任发出鲜明声音。

一项调查表明，在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后，70%的人会再利用传统媒体验证所获信息的准确性。

在此背景下，如果主流媒体只是跟在网络信息后面跑，满足于在网上找选题素材，丧失了去伪存真的专业能力，沉迷于取悦迎合的自我定位，不啻对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放弃。

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主流媒体的作用不仅是传播信息，更有着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

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既要当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又要做社会舆论的稳定器。

事实上，汶川大地震中，正是主流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凝聚起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精神；“7·23”动车事故后，关于遇难人数的传言不断，正是主流媒体真实客观回应公众关切，才使得真相得以还原、谣言迅速平息。

今天，身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舆论场，主流媒体的“稳压功能”尤为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要时刻铭记“角色意识”，提供优质信息，而不是粗鄙媚俗；传播事实真相，而不是夸张炒作；彰显主流价值，而不是割裂社会共识；倡导社会互信，而不是放大对立误解；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迎合偏激情绪。

换言之，主流媒体只有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对处于青萍之末的舆情保持敏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可能引发误解的事件主动回应；以积极的建设性思维，通过舆论监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消解网络传播中的“偏激共振”，破除焦虑情绪下的“谣言法则”，驱散心理逻辑上的“腐败猜想”，化解媒体竞争时代的“眼球情结”。

一切传播关系都反映着社会关系，主流媒体更是维系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一环。

小平同志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发展环境，主流媒体要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做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疏导社会情绪的“整流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如何消除“偏激共振”——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二吴焰2012年02月28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当“官二代”的身份标签被证为“莫须有”，药家鑫之案成为社会反思的一个痛点。

无数人追问：为什么当初理性的分析无人理睬，诸如家庭背景的各种揣测却受人热捧？为什么最初自信满满的“舆论正义”，却演变为伤及无辜的“舆论乱象”？这起事件也把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课题放在我们面前：如何消除越来越多的“偏激共振”，实现舆论场上的“理性共鸣”？传播学研究发现，身处舆论场的个体容易有这样的倾向：部分人较为偏激的观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甚至走向极端，变为群体极化中负面观点的集体宣泄，从而形成与“沉默的螺旋”相对应的“偏激共振”现象。

这种现象，在新媒体类聚化特征与网民年轻化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诱发并加剧。

网络环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表达，往往会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频率、增强了振幅，进而也放大了破坏力。

按说，“发点牢骚”并非洪水猛兽，有点“偏激”、带点“情绪”，也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当“五道杠少年”只因喜欢读党报、看新闻联播就引来众多网民人肉搜索、恶搞揶讽；一些“粉丝”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点委屈，而向批评者集体谩骂、泼污“黑人”，这样的“偏激共振”显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向“网络暴力”演化。

而在“年轻干部提拔必有背景、宝马撞人定是为富不仁”的标签化指向下，这种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可能变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对社会的和谐互信与稳定造成伤害。

分析多数“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极端化的表达之所以引来共鸣，既有认知的原因，更有情绪的驱动。

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与呼啸而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对于信息蜻蜓点水的快读与不求甚解的误读，极易让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断。

另一方面，焦虑、迷茫、同情弱者、怀疑社会……社会转型期的这些典型社会情绪，也驱使着一些人以先入为主的立场，“选择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对一些偏激观点推波助澜。

这也启示我们，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赖于相关部门在增强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让人们的幸福感更多、焦虑感更少；作为传统媒体和网络把关人，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同样不应弃守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试想，假如在针对大型化工项目的汹涌质疑中，我们的权威媒体能及时介绍国外类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众的误解和恐慌；设若在类似药家鑫案的一边倒众议前，主流媒体能深入采访相关知情者、当事人，防止某些人制造放大冲突对立、误导公众；如果报道“八毛门”的众多媒体中，能有人及时冷静地核实，向当事的另一方了解情况，而不是偏听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会诱发那么多极端情绪，造成医患双方那么多不必要的伤害？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错开振动频率。

这一原理对媒体舆论引导颇有启发。

主流媒体若能做网络舆论的冷却器和分流器，主动提供“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复杂的真实”，让固执的偏见不致膨胀；巧妙铺设“导流明渠”，注重公众心理抚慰，对宣泄的情绪进行“整流”；用心倾听“沉没的声音”，将“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会少一点，理性平和的声音就会多一些。

怎样破除“谣言法则”——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三詹勇2012年02月29日06:4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日前，网上一度盛传的“江苏地震”、“河北保定出现非典变异病毒”等消息，相继被证实为谣言。

发人深思的是，这些谣言尽管事后看起来“假得不能再假”，依然有着可观的网上转发量，甚至在个别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下导致恐慌。

这样的情形，不免令人想起去年“碘盐防辐射”谣言被极度放大后所掀起的食盐抢购风波。

如果把观察的视野再打开一些，更会发现，在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化网络中，谣言的生成、传播与消失，远非“不攻自破”那么简单，也不是一句“止于智者”所能立马解决。

在网络谣言“超音速翱翔”的背后，存在着深层的“谣言法则”，这既拷问着公众的理性，更考验着媒体的作为。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这样的台词：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正如学者指出的，一些谣言之所以逃过了人们的常理辨别系统，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已经相信或愿意相信的事情合拍。

群体的焦虑感越强，谣言越容易传播开来，“成功的谣言”往往正是利用和强化了这种焦虑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说，食盐抢购风波凸显了公众对核辐射危害的恐慌，深圳“八毛门”事件反映了对医患矛盾的纠结，红十字会“发文索捐”谣言不胫而走表达了对慈善机构信息透明的渴望。

这反过来恰恰说明，谣言一旦与现实问题、社会焦虑“剪不断理还乱”，媒体破解谣言便升级为一场更为艰难的博弈，呈现着事实真相和信息交流目的之间的曲折较量。

看看社会学家的传播公式：信息越模糊不清，在公众心目中越重要，流言便传播得越快。

这说明媒体的信息要更快更清晰，才能让真相跑在谣言前面。

听听心理学家的深刻警告：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做出了一个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

这要求媒体的声音要更有说服力，才能越过谣言占据舆论制高点。

由此看来，破除“谣言法则”，媒体首先要当好“检测仪”，善于明辨是非真伪、剖析机理成因，对深层问题心里有数，不被情绪和偏见所裹挟甚至沦为谣言“推手”。

也要当好“定位仪”，在众说纷纭、人心惶惶之际敢于站出来，推动和配合有关方面及时提供真实、客观、权威的信息，让公众心里有底。

还要当好“导航仪”，纾解公众焦虑，正视现实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

谣言也是一面媒体之镜，既照出面对“国税总局47号文件”不少媒体集体“自摆乌龙”的教训，也折射出水污染问题之下各类媒体进行科普、解疑释惑，成功化解矿泉水抢购危机等经验。

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在新媒体时代，虽然人人都有麦克风，但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手中的麦克风是“金麦克风”，不仅音量大、功能强，而且受众多、传播广。

在新形势下，媒体怎样用好手中的话语权，以媒体理性涵养公众理性，以媒体责任激发公民责任，不仅事关媒体自身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文明进步。

如何驱散“腐败猜想”——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四唐宋2012年03月01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进入新媒体时代，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来源变多变杂，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也给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

年少轻狂者打伤他人，父母到医院探视致歉，“八成是仗势欺人给对方施加压力”；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总能引发不少人的围观——“看哪，又一个贪官自寻短见了”。

这种并无根据的揣测甚至推而广之，变成一些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预判：“不查孔繁森、一查王宝森”，“品质好的人肯定没法在那里边混”……在信息公开不断推进但又不足以完全赢得公众信任的转型期，人们的一些猜测想象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

如果这种成见不断生长蔓延，理应融洽的社会关系便有被割裂和极化的危险。

这样的情势下，媒体应该怎样作为，才能驱散非理性的“腐败猜想”？驱散“腐败猜想”，绝非埋起头来当鸵鸟，无视客观存在的腐败现象。

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视这一现象，才能恪守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团结更多人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有人担心，媒体曝光的贪官，会不会让人产生“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印象，会不会影响党的形象，消解社会信心？这些担心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证明，那种捂着盖着怕揭短的心理，只会令群众失望。

在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今天，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