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翻译及翻译批评中的影响

文化在翻译及翻译批评中的影响一文化和语言文化可以说是近年来频度出现较高的词。

在google上输入“文化”，按回车，将得到“约有139,000,000项符合文化的查询结果，以下是第1-10项。

（搜索用时0.10 秒）”。

对于文化，Stuart Hall做过这样的描述：“文化现象是热门仔长期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应付身边的各种情况而逐步形成的。

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价值，主要通过一定的社会阶级逐渐发展成形。

”Fisher则提出了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说法“文化是一种共同的行为。

这种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热门的所作所为纳入一定的体系范围，不致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以有利于人们进行合作，去完成单个人所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种行为规范是通过队集体内成员的惩罚与奖励而逐渐强化形成起来的。

”（范东生， 2000:31）根据以上两位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文化是一定社会中人们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基本信仰、价值判断，以及由此生成的思想和行为的结果。

由此可见，不同的人类集体、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共同造就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

（同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人们用于传达其在一定社会生活中需要交流的各种内容的工具。

这些内容可以是描述生产活动的，也可以是对自己思维的表达。

语言的使用是有目的的，是说话人/书写者用于表达自我，传递信息的工具。

它是思维的载体。

那么把生产活动和人的思维感情加起来，投入到特定社会，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社会文化(同上)。

但是文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其自身又有不同层次的分类。

基本上，目前多数人都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表层、中层和内层。

语言是文化的表层之一，价值观是中层，基本判断是文化的内层。

一般来说，价值观和基本判断是一个文化中通过长期的无意识形成的。

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持有该种观点的人群的行为。

而人们最常见的行为方式就是通过语言表达。

一中特定文化，其深层次的基本判断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在其他文化中无法找到相应的内容，那么要用语言进行表述就有了相当的困难。

这正是我们在翻译中遇到的一大问题（段自力，2003:102）。

二翻译的本质——种跨文化交际一提起翻译，恐怕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一项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纯语言行为。

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因为不可避免的，语言转换是翻译的一项重要工作。

但是，是否仅此而已呢？当代学者一直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给翻译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范仲英在《实用翻译教程》（1994年6月）一书中定义翻译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1987年9月）一书中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和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道另一种语言中去。

”（周仪、罗平，1999:2）。

国外的学者也一直致力于此。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即交际”。

（谭载喜译《跨语交际》1993年4 月，漓江出版社）。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谭载喜译《奈达论翻译理》198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在这里，奈达用了“最近”这一词来表示尽可能的接近原作，而不可能完全接近原作。

翻译中的大部分困难都来自于原语和译语语言成分在意义上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

即使是对原语和译语都非常熟悉，在翻译时依然还是会觉得某些意义很难用译语准确充分的表述。

奈达在其《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指出，如果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那么便可认为翻译是成功的（刘欢，2002:120）。

同样，他再次使用了“基本”一词。

在他看来，绝对的等值是不存在的。

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承载文化、思想，描述现象、情感的工具，并不是一套单纯的符号体系，它有着自己的含义，并且，即便所指的对象一致，在不同社会文化中传达的意义也是不尽相同的。

因此，翻译，仅仅处理文字，词汇，语言结构是不够的。

事实上，语言承载了相当大量的文化信息，传递一个民族的信息。

在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是该语言所承载的特定的文化。

于是，我们也可以说，交流，并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而在于文化层面。

所以，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不同文化上的交际（范东生， 2002:31）。

三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检验跨文化效果翻译批评，从字面看就可知其是针对翻译行为进行的批评。

那么我们既然已知道翻译的本质及其根本任务，对于译文的好坏也就有了一定的标准。

我们说翻译是一种交际，其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交际。

那么其是否成功实现了跨文化的交际，便自然成了其衡量的标准。

（同上）。

翻译批评是基于翻译而存在的。

由于翻译包括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那么翻译批评就自然也划分为两大块：一，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二，是对翻译实践的批评。

对于翻译理论，首先要做的是对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和评价。

对于国内的翻译理论则要在解读中给予总结、评价。

在国内，翻译理论大致有三大类：一是纯翻译理论，它的学术价值相当高，但是对于指导实践未必有直接作用。

二是经验性翻译理论，这是由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了理论，对实践有较高的指导作用。

三是随感性的翻译理论，虽然其实很难称其为理论，但是对实践极具指导意义。

国内前两种理论不多，多的是第三类，但是对这类理论的总结评价很缺乏。

所以，国内的理论一直未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系列的理论。

这些都是翻译批评缺乏引起的（郑延国， 2005:44）。

正如海明威所说，好的批评对于作品是有利的，好的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也是有促进的。

一部译作之所以好，之所以成功，其原因何在？不同的译本为什么会有矛盾冲突？一部译作不好，其失败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翻译批评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对于翻译有着重要的作用。

译文的成功首先在语言上要在译语读者中容易接受，甚至表达要“漂亮”，也就是说，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度和他们的语言习惯等。

不管是所谓归化还是异化，度的问题相当重要。

一味的强调异化或者归化是没有意义的。

两者相结合，互相补充才能更好的翻译，将原文的表层语言及深层文化尽可能多的传递到译入语中。

那么再深入，就是要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递出来。

如果一味追求语言上的美而将其内在的涵义舍去，或者扭曲了，那么这样的译文，不管其文笔多优美，都是失败的翻译。

因为这与翻译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相违背了。

只有译作达到了跨文化的效果，我们才能说这是一部合格的译作。

因此，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是检验翻译的跨文化效果如何（范东生，2002:31）。

四译者与文化——译者主体性与接受美学上述一直在强调了语言承载了文化。

在进行“用一种语言形式吧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

虽然译者一直在极力的用“最切近的最自然的语言”再现原文，但是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其中的差异，毫无疑问是由于文化所引起的。

语言符号上的不对等或缺失，可以通过语汇的丰富逐渐弥补，比如借鉴外来词，创造新词。

这一现象在目前的科技领域及其明显。

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对等引起的翻译问题就不是这么单纯的解决了。

翻译是通过译者进行的交际活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李静滢，2001:90）。

在处理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时，其主体性就显现出来。

这种主体性是无法避免的。

译者的翻译目的、语言修养、审美体验、个人经历都不同，这些都会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反映出来。

但是在翻译中选用这个词还是那个词，并非是由译者决定的，而是由译入语的文化所决定。

一个人身上无可避免的会留有本人所处社会文化的烙印。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而又特殊，他兼有双重的文化身份。

译者是原文文本和译语读者之间的桥梁。

从原文作者到译语读者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原文作者——原语文本——译者（作为读者）——翻译的过程——译语文本——译语读者。

这整个过程中，译者要跨语言，跨文化，首先，译者的身份不是翻译者，而是原文本的读者。

但是他与一般的读者在身份地位和作用上又有着很大的区别。

之前在结构主义下，受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在翻译中是以文本，即原文文本为中心的。

当时人们认为，原文有确定的意义，因而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刘云虹，2002:55）。

译者是服务于原作者的，其地位也是低于原作者的。

正如法国翻译实践家、理论家贝尔曼所说翻译一直处于“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的状态和仆人状态”。

我们感受一下。

当我们阅读原作者的文章时，原作者有绝对的权威性。

尽管读者未必理解或认同作者的观点或表述，但是在与自身观点不一致时，人们会自觉地向作者靠拢或者说，不会去质疑作者。

但是对于译作，人们的态度完全不同。

人们对于相左的观点，首先是质疑译者，认为是译者造成了其阅读、理解上的困难，甚至是译作观点与自身观点的不一。

读者自己可以有创造性的解读，但是，同样作为读者的译者就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

他甚至要低于普通的读者。

到了20世纪，开始了向语言学的转向，作为认知论最重要的解释哲学大行其道，于是，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肯定，地位得到了提高。

加之根据研究，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人为随意性、意义由各符号之间的相互差异所决定等观点，颠覆了过去很稳定的“意义”。

原来确定的、权威的意义，“由于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语言结构自身逻辑的作用，就变成了一种极不稳定能指符号的滑动”。

（盛宁， 1997:86）。

所以，意义不是一目了然，而需要依靠阐释才能获得。

权威的、唯一的意义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刘云虹，2002:55）。

由于译者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文化烙印会在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中不自觉的显露出来，在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运用，结构的安排，具体翻译技巧和总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能有所体现。

各译者译本的不同，更多的是因为译者承载的文化的不同。

在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理解原文本时，他所做的不是去把握事实他，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

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有其普遍性、历史性和创造性。

理解的历史性表明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定时期的理解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而有一定的偏见。

五结论翻译在一项语言转换活动，在此期间，更肩负着，传递语言中所承载的文化这一任务。

由此，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检验其跨文化的效果如何。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自身受到了生长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翻译中体现了其主体性。

他面临的是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双重考验。

重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原语和译入语双方的社会文化，对于译者正确的把握原语文化，预测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并据此制定合理的翻译策略，采用适合的翻译技巧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