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真的来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真的来了
朱江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落下帷幕，公布出的会议内容并未超过外界此前的预测，尤其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笔者6月份曾在《博客天下》发表过一篇文章，结论是中国已经进入了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时期，该机构应该会在近期成立。

就此问题，笔者还曾与一位同行产生过争论，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他认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已经等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因此并不需要再设立新的架构去重复建设。

而笔者认为领导小组虽然过去一直具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分职能，然而并非现代国家决策机构应有之组织架构。

尤其在应对一些突发的非传统安全事件上，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是必然。

（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底是做什么的？
大部分中国人在11月12日才开始接触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名词，网络上有不少人将其与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混淆。

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一个级别更高的国家情报机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仿效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机构，而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克格勃。

然而从现在的媒体报道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类似于美国。

美国是最早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制度的国家。

早在1947年，美国就根据《国家安全保障法》的规定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年还成立了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CIA）。

根据相关法律，NSC是由美国总统主持的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成立目的是协调军队（包括海、陆、空以及海军陆战队）及国内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并且负责制定统一的外交安全政策。

与作为主要情报机构的中情局不同，国安会是一个整合全国军事安全资源，并且对国家战略和外交决策进行长远规划的机构。

当然，美国的NSC并非一开始就被钦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

最初杜鲁门总统将其定义为“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机器”。

事实上杜鲁门创立NSC的目的是继续罗斯福时代总统加幕僚团队的国家决策机制。

这套机制被证明在二战中能够有效应对战争，而杜鲁门只是将其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

杜鲁门自己并未想好如何应用这套班子，从其建立伊始就存在一些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往往和国务卿的角色存在重叠，在美国NSC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斗争，甚至还出现过合流现象。

例如尼克松总统初期，基辛格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基于基辛格本人强大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他几乎成为仅次于总统的决策层，并且实际上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在其任内NSC吸纳了上百名官员成为委员，内阁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绌。

1973年，基辛格甚至兼任了国务卿的职务，事实上他就是当时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最高决策人，而尼克松仅仅为名义上的元首。

（二）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意味着什么？
由于已经尘埃落定，因此笔者已经无须赘述中国版的NSC到底有何必要性。

我仍然需要强调的是，NSC的成立其实预示着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

从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改革体制，改为以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为主的经济发展为辅的新决策体系。

此前在《博客天下》的文章中，我已经提到发改委实质上高于当时所有的经济部委，并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改委这个机构主要为总理体系方面的内政、经济主导决策机构，其权利来自于国务院体系。

国家安全委员会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与国务院体系并无太大关系。

属于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显然不应该和过去的常委决策机制产生冲突。

因此恐怕现阶段仍旧还是杜鲁门时期的美国国安会水平。

美国NSC体系中情报机关代表的位置至关重要，负责情报汇报的中情局局长，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整个情报界。

尽管美国的情报机关非常分散，令出多门，然而却始终存在一个负责整理协调的最高部门。

现在中国的情报机关却各司其职，互相之间不仅缺乏沟通而且没有国家法律层面的统筹机制。

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否代表未来中国也将会出现类似美国国家情报主任这样的情报总管呢？笔者认为恐怕现在时机并不成熟，由于军队的情报机构与地方情报机关隔阂太久，各自很难被整合到一起。

而现在整个中国情报界也并无整合的意愿，所以从客观条件上来看，在中国未曾出现法理意义上的情报总管
之前，国安会未必能完全发挥其预期的作用。

事实上美国1947年成立NSC之后，直到里根政府后期NSC的工作模式才算发展成熟。

中国的国安会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段时间，现在对其作用下定论还为之过早。